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
——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沈渭滨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2]。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考虑到大家对蒋廷黻知之不多，这篇“导读”就多写点蒋廷黻其人；进而论蒋廷黻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以有助于大家“知人论世”；第三部分，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蒋著《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
一、蒋廷黻其人
1 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看管[3]。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4]。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5]，所以靖港的店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说他的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6]。但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没有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亲弄到店里去当学徒了[7]。
蒋廷黻的母亲姓熊，外祖父是个穷秀才。母亲在他6岁时患病去世。不久，父亲续弦。据蒋廷黻说，继母对他和哥哥“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位好主妇、好母亲[8]。他幼年失怙，父亲又常年在外，有个好继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9]。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10]。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11]。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12]。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太太，也是他的英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13]，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14]。这一年他17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15]，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诚关怀终生难忘[16]。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蒋廷黻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17]。当时，他已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18]。由于历史系的教学枯燥乏味、课程内容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19]。这对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学科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20]。这种训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欧伯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21]。基于民族自尊的爱国情感，使他“对整个教会活动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22]。所以，在整个大学时代乃至日后的行动中，他只把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追求和宗教仪式上的顶礼膜拜。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23]，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24]。
蒋廷黻的大学时代，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战争期间，他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他站在协约国一边，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十分赞赏。他说“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25]。直到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他在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26]。不过，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疑美国政府[27]，他的亲西方倾向并不因威尔逊背叛诺言而破解。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去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28]。期间，还经常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情产生的影响[29]。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减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哥大之初，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所以进了新闻学院。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30]，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
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31]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逊在哥大执教长达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各个大学，其中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历史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广泛的学问，因此必须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因，而是有着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作综合性多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32]。
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导师海斯教授的影响。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导师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研究。海斯教授这门课，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在工业革命后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社会里，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生产进行干预而不应放任；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完全不适用。要干预就需要社会立法。海斯认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非常高明的[33]。这对蒋廷黻有很大启发。后来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强调使用机器生产对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并对洋务运动作了积极评价。
所谓“族国主义”[34]，就是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趋向，成了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美国“新史学”派史学家研究的时髦课题。他们探究这类国家所揭橥的民族主义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架，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独立后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对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蒋廷黻作为海斯的学生，又是来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对这一历史动向和海斯的研究工作，自然有所感悟与兴趣。后来，他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显然渊源于此。他写道：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35]
很明显，这一历史观正是他从导师那儿得到的感悟。后来，他还十分注意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化历史，尤其是土耳其的民族复兴[36]，这也与他在哥大研究院受到的训练有关。
研究近代化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势必要研究帝国主义政策。蒋廷黻在海斯和沙费尔德（William R．Shepherd）教授的启示下，选择当时欧洲最主要的帝国主义英国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放在反对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研究上。他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37]，于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8岁。
从17岁到28岁，蒋廷黻在美国生活了11年。他由一个农村小学生成了一名洋博士，可谓学业有成。毕业那年，他的博士论文照例由哥大出版社出版发行[38]，而那年又恰巧是以麦克唐纳为领袖的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不啻为他的这部学术著作提供了应时之需的销售契机。遗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国工党，上台后丝毫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政策[39]。他的研究与实际政局走向并不相符，就像他日后观察和分析国共两党斗争时看好蒋介石和国民党而犯错误的一次预演[40]。
11年的美国生活，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国化了。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把宗教信仰视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几乎不看纯文学作品；他能讲一口流利而略带乡音的英语，但讲起国语来却满口是浓重的湖南官话，以致后来他做常驻联合国代表时因发言常用英语而遭到时人的批评[41]。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忘记祖国。1921年他在哥大研究院时，适逢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留美学生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五四”时期的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宗旨[42]，积极活动。蒋廷黻即是后援会英文刊物的编辑，是活跃分子[43]。在声援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中，他结识了同是后援会成员的唐玉瑞小姐，两人相恋，到1923年蒋廷黻博士毕业、归国前夕结婚[44]。
博士头衔，新婚燕尔。28岁的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哥伦比亚大学送走了这个“新史学”的中国信徒，中国史学界迎来了一位新潮学者。
2 新潮史学家
1923年，蒋廷黻携眷回国后，应北方著名高等学府南开大学之聘，出任历史教授。他在南开任教六年，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学问上。首先，他深知自己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国学基础很差，必须先充实自己。为此，他从重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诗词、文章[45]。
其次，他在教学之余，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对外交史的兴趣，在哥大做研究时就已养成。到南开后，他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美国人马士（Hosea B．Morse）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46]。这部书是根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写成的，就英、美两方资料说，马士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头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的，因此，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他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描述是模糊不清的，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马士很少使用中国政府的官方材料。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对外交涉官员当时对和谈的看法如何？他们提出过意见吗？十九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怎样？这些问题蒋廷黻在南开上课时就已感到困惑[47]。于是他决心根据中国的书面材料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和鉴别有关史料。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受到过历史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懂得怎样判别资料，怎样选编[48]，所以他在南开的六年中，以极大精力收集和研究外交文献，后来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就是在南开时奠定基础的。这项研究，在当时是开拓性的，虽然在他之前有人写过外交史[49]，但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从基础工作做起。陈之迈在他所写的蒋廷黻传记中提到过北方的学风背景说：“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50]可见蒋廷黻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可以说，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实在是从蒋廷黻开始的。他自己也说：“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51]
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睿知卓识，推见未来。蒋廷黻自小去国，对社会和国情知之甚少。为此，他利用假期和讲学的机会，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作实地考察研究。这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52]。
南开大学的六年，蒋廷黻开始在中国史学界显露头角，但更大的发展，则在进入清华任教之后。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欣然应聘，一到该年夏季与南开聘约结束，便束装北上，践约赴任。
罗家伦是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的校友，也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和蒋廷黻认识较早，相知甚深。1926年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将清华大学改为国立[53]，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上任伊始，即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54]，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聘请教授、尤其是学院院长和系主任时不徇私情，专重学问、才能；其次是终止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将之改造为男女同校、提供四年正规课程教育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再次是使清华脱离原由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监管的体制，改由教育部直辖；同时加强校舍和教学设备的建设[55]。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家伦选聘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蒋未到任之前，由罗兼任。
蒋廷黻于1929年夏季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后，立即发现清华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缺乏能开中国自己课程的教授。他们可以照搬美国大学的课程，却很难开设有关中国国情和社会演变的课程。例如教政治思想史的，可以从古代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没有人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史。历史系也有类似情况。留美归来的教授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老教授大都是断代史或是某一种古籍的专家，他们对版本或训诂可以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和趋势则没有多少见识。他认为这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是一种落伍的研究方法，不能再继续下去[56]。为此，他在尊重老学者的同时，引进一批年轻教授，给他们两三年时间准备开一门新课，提供参考书和配备助理人员[57]。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历史系逐步配备了较强的阵营：由雷海宗主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主清史（北大教授、兼任）、刘寿民及张贵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俄国人）主俄国史，蒋廷黻自己则主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58]。同时规定学生可以兼修旁系各科。显然，经过他的改革，这个阵营确是全国一流的。
蒋廷黻主持历史系时，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原则上，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历史系毕业后出路很窄，即使可到中学教书，待遇既低，又无图书资料，容易荒废专业。所以他对申请读历史系的学生总是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研究历史除非发现真伪，不会成名”[59]。但当他一旦发现优秀青年，他都鼓励他们进清华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在30年代，中国尚无日本史、苏联史、蒙古史、泰国史和越南史的专家。当他发现一个青年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时，他就说服他们去清华研究院学习相关语言。成绩优秀者，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例如他鼓励王信忠学日本史并推荐其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日本史，二年后回到清华，聘为讲师；又如朱谦之研究苏联史而去英国学斯拉夫语；邵循正在清华毕业后准备研究蒙古史而到巴黎学习波斯和阿拉伯语[60]等。当时，蒋廷黻已经是清华校务委员会的评议员。他对学校建设、学科改革、推荐和选派学生出国深造等学校大计，有充分的发言权[61]。
在清华任教期间，蒋廷黻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方面，他继续在南开大学时已奠定基础的资料搜集和鉴别工作，并把搜集范围扩大到近代史领域[62]。经过苦心孤诣的不懈搜求和严谨缜密的鉴别编排，终于完成并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辑录1822—1861年间（道光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外交文献259种（篇），中卷辑录1861—1895年（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外交文献540种（篇），两卷共计799种（篇），是当时中国第一部编审精当、卷帙浩繁的外交史专题资料集。在编辑资料的基础上，他发表了一批有独识、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北海图书月刊》二卷六期，1929年）、《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六卷三期，1931年）、《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等，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特别是《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用官方资料证明，琦善到广东后并未撤防，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63]此文一出，犹如一石入水，涟漪千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或认为他太偏向清政府，或说他居然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实属无礼之举[64]。
尽管各方反应不一，但他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的学术地位，则是众所公认、无可动摇的。
学术研究犹如着纸的墨点有渗化效应，由点及面，层层拓展。他从外交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到许多问题若仅局限于外交一点很难说清说透，必需追溯到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社会组织、经济变化，这就促使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整体思考。在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还处于初生婴儿阶段时，这一悟性对蒋廷黻来说，无疑是“够刺激”的。他说：“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65]从此，他把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生最大的志愿[66]。可惜，后来他从政做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项计划。但此事一直是他魂牵梦萦之所在，1965年他从官场退下后，还计划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继续研究[67]。不幸就在这一年，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愿望竟成了终身遗憾。
3 倡办《独立评论》
蒋廷黻在清华执教的第三年即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的侵略激起国人的极大民族义愤，抗战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经常在饭后与清华一批教授到北院7号叶企孙和陈岱荪家里议论和战问题[68]。大家都主战，只有他一个主和[69]。他对日本侵略一是不怕，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的强大只是暂时现象，时间对中国有利[70]；二是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占夺东北的地方性事件。早在事变前他就曾通过对东北的实地考察，深知东北对中日两国都极有战略价值。“东北问题不易解决”，除非双方都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处理争端，否则就会“发生巨变”[71]；三是主张利用日本在事变前就已流露的希望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意向，与日本作外交谈判以争取和平[72]。所以他不持主战言论，不主张对日作战。其实，蒋廷黻的认识纯属书生之见。他虽是东北问题专家，但事态的发展却无情地击灭了他把“九一八”事变视为地方性事件的迂腐理解。日军占领东北后，立刻向平津地区渗透，关内顷刻笼罩在侵略战争的阴云之下。面对这一不争的事实，蒋廷黻开始从主和逐步转为备战。他说：“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价取得，我和他们都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73]又说：“欲想获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须要中日双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现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们也只有渐渐转而主张备战了。”[74]
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批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目击时艰，“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都感觉到除了教书和研究以外，应该替国家多作点事”[75]。然而书生报国唯有笔，蒋廷黻想到了办刊物，“讨论并提出中国面对的问题”。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晚餐会上，在座的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等人提议办一个周刊，“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76]。此提议先遭深知办刊之难的陶孟和、胡适的反对，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几经讨论，终于在经费、出版、管理等方面达成共识[77]。刊物由胡适提议叫《独立评论》，编委三人：胡适总其事，蒋廷黻、丁文江助其成。
《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出版发行，它的宗旨在第一号“引言”中说得很明白：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与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78]
显然，《独立评论》是当时在北京的一批自由主义学人评论时政及相关问题的刊物。它没有党派背景，标榜独立精神，言论不求一律，主张用公心、事实和负责的态度平等地讨论问题。从《引言》中看，它虽由八九个学者所发起，但不是同人刊物，他们只是“引子”，目的是引起社会上对时政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份刊物自1932年出刊以后，持续约五年，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每周一期，共出244期，发表了1309篇文章，其中55％是编辑部以外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大多数是时论，也有书评、译稿和游记。
《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除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三位编辑外，还有傅斯年、翁文灏、吴景超、任叔永、陈衡哲、陶孟和、吴宪、姚森、杨振声、朱经农、陶希圣等人。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一致，经常有激烈争论。如对日本的侵略，胡适、蒋廷黻主张尽可能避免战争，丁文江支持胡适的观点，甚至比胡的主张更极端，认为可以效法苏俄列宁在1918年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办法，争取和平的时间，但傅斯年却反对胡适主张；又如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蒋廷黻和丁文江都赞同实行武力统一和开明独裁，而胡适则主张开放民治、实行宪政的好人政府。尽管有争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公平讨论，各抒己见，把“谨慎‘无所苟’的态度”——《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79]。
《独立评论》出版后，在大学生、公务员、开明绅商乃至青年军官中影响很大，发行数量不断上升，从第一期两千本到第二期三千本，一年后上升到八千本，两年内达到一万五千本[80]。不仅解决了创刊时的经费困难，而且成了舆论方面的著名刊物，备受朝野关注。
蒋廷黻作为《独立评论》的三人编委之一，始终对刊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主编胡适偶然离京时，由他代理编务[81]。编辑之余，他自己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政论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日、对苏外交上，尤其关心苏联对中日冲突所采取的态度。他不同意时人认为苏联将会支持中国抗日的观点而认为这个信念全无把握，他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考察，觉得苏联的远东政策将是采取对日妥协的策略以减轻日本对苏的威胁而无后顾之忧[82]。这一看法，揆诸1932—1935年间苏联的远东政策，应该说是很具卓识的。苏联是在1937年中日大战全面爆发后，才改变对日策略，8月21日与南京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在军事上、财政上予中国以援助。
在内政方面，蒋廷黻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维持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及内乱”，中央号令各省必需遵守，“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83]。由此，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84]。其次，这样的中央政府应在发展经济方面立即采取行动。他认为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应该先于政治”，“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由此，他批评胡适忽略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在经济方面有两件工作要做，一是利用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和运输，二是社会化或公平地分配财富。他说：“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85]再次，他认为这样的中央政府要领导并负担民族复兴的使命，必需真正站在“为民族服务的立场上”痛自革除弊政[86]，提高自身素质，真正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87]，关注教育等政策[88]，使中国日臻富强，对内可以谋致人民的康乐幸福，对外可以抗拒帝国主义侵略。
显然，蒋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府的。他对南京政府寄于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理念上说，他在留美期间就一直对俾斯麦、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领导的统一事业深为敬佩，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表示向望，希望中国能走出中世纪、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从事实上看，南京政府统治着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进的大城市，在各种政治力量（军阀集团）中确实最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与实力。而且，他认为国民政府自“济南惨案”后对日本的态度已由亲日渐趋恶感，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向抗日的路上走去。其实，蒋廷黻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并无特殊好感，他曾说：“我不愿作国民党的辩护士，国民党亦用不着党外人替他辩护。”[89]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无非是一个自由派学者在国难当头，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本色，书生论政而已。说他和《独立评论》社成员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是可以的，但若说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迎合了蒋介石的政治需要，成了蒋介石的辩护士和帮闲文人，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团聚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原本希望通过他们的“讲学复议政”的努力，使中国“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90]，以便使国家和社会有点滴的改良与进步。这种理念势必使他们主张精英政治和寄希望于政治精英人物。蒋廷黻之主张开明独裁，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直接诉之于集权统一的政治制度来解决危机而已。可以说，无论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还是主张开明独裁的蒋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他们的共同思想路向。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既不同于激进派，又有别于保守派的本质所在。
4 弃学从政
蒋廷黻弃学从政是在1935年。但凡事总有作始之时，事实上他于1934年出访苏联就已开始为国民党政府服务了。
事情还得从1933年被蒋介石召见说起。
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同时，又在《大公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大公报》是近代中国一份老资格的大型日报，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中有广泛影响[91]。蒋廷黻关于内政、外交的见解引起了国民党政府高层人士的注目，尤其给正在由亲日转变为亲英美的蒋介石以深刻印象。1932年底中苏邦交虽已恢复，但仍无多大进展，双方关系基本上处于互不信任的僵冷状态。随着日本侵略的日趋深入，中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需要，开始有解冻意向。蒋介石认为蒋廷黻作为近代外交史专家，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多有识见，便通过自己的密友、《大公报》发行人吴鼎昌，于1933年夏约见蒋廷黻[92]。
对于蒋介石的约见，蒋廷黻认为：“在他那方面，我想他只不过是表示一下对学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的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在自己这方面，蒋廷黻当时还没有弃学从政的打算，只是出于“希望会见一位伟人”的心理而欣然接受约请[93]。
届时，蒋廷黻与被同时召见的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同赴江西牯岭见蒋介石。首次见面只是礼节性的闲聊。第二次蒋介石便征询他们对国事的意见，蒋廷黻谈了他对统一的看法，认为应该以正确的政策结合武力来统一中国，而对日作战一定会使爱国心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强，中国能“自然而然的达到统一”。蒋介石只听不说，面无表情，但临结束时要蒋廷黻多留几天，以便再谈。过了一天，果然以请吃午饭方式单独召见。这次，蒋介石要他坦陈外界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不必有所顾忌。他便率直说有的人对中央政府感到失望，希望政府行政更有效率，目前非中央地区反而比中央控制省份的人民生活更能改善。蒋介石十分敏感，立即反问：哪一个省份比中央控制的省份更有行政效率？蒋廷黻说自己没有到过那些省份，不能根据别人看法作出判断，但根据传闻，山东在韩复榘统治下就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荣。蒋介石对传闻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又说蒋廷黻所说的都很重要，中央的省份应该改善[94]。
召见结束后，蒋廷黻仍回清华继续教书研究、编《独立评论》。同年秋，他又受到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约见，和他商量对苏联的态度。当时正盛传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主张采取公民投票决定对日和战，颜认为中国如抗日，苏联愿意给中国武器援助。汪问蒋是否同意颜的主张？蒋廷黻说若政府已经决定作战，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制造舆论，否则，此举不免幼稚。汪原是亲日派，自然不赞成对日作战，在同意蒋的意见之后，表示颜并未带回苏方予中国援助的承诺[95]。
一年中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人约见，预示着这位自由主义教授将有特殊使命降临。
果然，1934年初，蒋介石再次约他到南昌行营谈话。这次约见，决定了蒋廷黻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的特殊使命[96]。同年7月，蒋廷黻乘清华放暑假之机，以去欧洲搜集史料为名，率领一个非正式使团出访莫斯科。临行前，蒋廷黻再次去牯岭面晤蒋介石，接受指示。蒋介石希望他把出访欧洲的时间尽可能用在了解苏联上；希望他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97]。10月16日，蒋廷黻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副外长）斯托莫亚科夫，双方对不究既往、面对现实、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共识。斯氏表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对中国怀有最真挚的友好的感情，把我们同你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共同的国界，而且是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并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深厚感情。”[98]针对中方对于苏联传播共产主义的疑忌和干涉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担忧，斯氏以苏联和法国、土耳其在外交方面非常友善为例，说明苏联从未梦想法国与土耳其会成为共产国家，也希望法国、土耳其的朋友不要仅仅为了我们希望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就希望我们放弃共产主义。他强调：“一旦苏联政府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一定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99]
会晤后，蒋廷黻认为“初步试探”已经过去，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立即将详细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建议应仔细计划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对此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十分满意，复电表示嘉许[100]。苏联政府的承诺，对面临外患内忧困境的蒋介石集团，确实极为重要。蒋介石不仅知道了苏联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态度，而且对可以获得苏联支持中国抗日的援助有了信心。蒋廷黻访苏成功，无疑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机。后来，蒋介石委任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显然是为了承袭和扩大这次非正式访问取得的成果。蒋廷黻在秘密访问时与苏联官员建立的私谊以及他在苏联、德国考察时所获得的知识、经验，都成了蒋介石外交策略中的重要砝码，使重获转机的中苏关系日渐向正常化和友好方向倾斜。
秘密使命完成后，蒋廷黻继续在莫斯科观光、考察了三个月，然后访问了西欧的一些国家。其中特别考察了德国在纳粹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会见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和被誉为纳粹伟大思想家的鲁森伯（Herr Alfred Rosenberg）[101]。1935年3月初，蒋廷黻又去英国观光。在英国，他曾与著名学者韦伯斯特（C．K．Webster）、泰奈（R．H．Tawney）、鲍威尔（Eileen E．Power）以及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02]等有所接触会晤，直到这一年9月，才结束欧洲之旅回到清华。
回国后，蒋廷黻把自己访苏、访欧的观感写成文章，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纳粹、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突，认为最后胜利的一定是自由主义。他指出苏联与纳粹德国的相似之处更值得人们注意，斯大林羡慕德国的科技进步，而希特勒则羡慕斯大林的控制方法。他要《独立评论》的读者相信：“希特勒是想要用共产党的策略去反对共产主义，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够有节制。”[103]这些看法，道出了一个自由派学者对意识形态冲突所持理念的自信，显示出站在世界权力格局门槛外的旁观者在自由议政时的洒脱和清醒。
可惜这份潇洒没有维持多久，蒋廷黻就被卷进政治漩涡。1935年11月，他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自此开始直到1965年退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国民党的官场里奔忙。以下是他的任职简历：
1935年12月至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
1938年2月至5月，在汉口赋闲，等待新的任命。
1938年5月至1944年12月，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04]。
1947年9月至196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1961年至1965年5月，调任“驻美国大使”[105]。
1965年5月退休，暂住纽约。10月，病逝。
这份简历说明，蒋廷黻已从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从政变成了真正的弃学从政，从一名大学教授、自由主义学者，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这一蜕变，且不说使他再也难以重温《独立评论》时代自由议政的旧梦，即使想重返大学教席，重操史学旧业，也属奢望了。
蒋廷黻之所以会应召出山，一是基于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早在湘潭益智学堂读书时，他就有了要救中国和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梦想[106]。大学时代特别是研究生时代，这种爱国之思已经与专业选择结合起来，有了以所学为国所用的追求，他专攻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真正有用于政治。他曾说过：“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107]了解他的人也说：“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108]；他“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衷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廷黻之出任政务处长及其他职务的动机和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尽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109]。
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本色。对于像蒋廷黻那样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学人来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精英政治的理念熏染。他们看惯了西方总统竞选、议员选举等政治机制的运作，视议政参政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并把自己作为政治精英去关怀国家前途和社会进步。这种特定文化背景生成的精英意识，使那些留学西方、憧憬政治民主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或是感情理念上，磨平了为学与从政的职业界限，并且在角色定位上，隐隐然自承起社会良知的责任。在野时，他们以“讲学复议政”表现自我、超越自我，充当社会良知；一旦政府征召，便以“书生从政”转变角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服务并在实现社会改良中完成政治精英的形象塑造。所以当蒋廷黻随翁文灏南下、向北京的朋友们告别时，“一般的反应都认为是学者从政”[110]，不但不感意外，反而予以鼓励。胡适作为自由派学者的人望，更以诗句相赠[111]。后来，他也应邀出任驻美大使。凡此都说明他们对书生从政是视为理所当然的。
二是基于对中国政局走向的理解和对蒋介石的期望。作为《独立评论》派的主将，蒋廷黻在渴望国家统一及实现民主宪政的理念上，与自由派学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实现统一、如何建国的方法上，他不同于胡适的自由议会政府的主张。他从历史与现实的考究中寻绎中国的出路，认为：“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由此他推断出中国首先需要用武力而非宪政来统一国家，建立专制政治以巩固国家的统一，然后再建设政治上的民主[112]。基于这样的理念，他把实现武力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最具实力的蒋介石集团身上[113]，期望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实现分阶段的政治建设。
蒋介石自30年代初期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同时，即着手为南京国民政府物色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的文职官员，以改造官僚结构。他通过私下接触和公开召见的方法与自由派学人群、银行家、报业家等保持联络并征询政治建设的意见。这种罗致人才的姿态对处于国难当头、一心想为国效力的各级知识分子，确实具有相当影响和魅力。不仅是蒋廷黻把他看作“伟人”，即使是胡适也一反以往对蒋介石的看法，把他看作能挽救华北危机的人物[114]。所以当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决定兼任行政院院长、改组政府后，立即把他看中的翁文灏、蒋廷黻以及银行家张嘉璈、报业家吴鼎昌等延入政府，而蒋廷黻也毫不犹豫地受命就职了。
一开始，他对自己的角色转换似乎并不习惯。在上任政务处长不久即写信给美国历史学者费正清（J．K．Fairbank）说：“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115]但很快他就进入角色，全身心地投入他自诩为类似法国“内阁政务处首席顾问”、实际上仅仅是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的秘书一类的工作[116]。他称赞蒋介石“甚至比美国历届总统更加新派”[117]。以后，工作虽有变动，但他一干就是30年，乐此不疲地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僚。
如果说，蒋廷黻在从政前尽管主张武力统一、拥蒋反共，倡论独裁、缓进民治，但毕竟是属于无所依傍、独立自由的书生论政。国是人人可议，见解容或各异，自不必舆论一律；即使是从政以后，他和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投身的事业，是为了“共赴国难”，为了加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也还不失为是一种政治理想。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中国政治格局明朗化后，还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唱赞歌、责骂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就是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宣告与走中间道路的自由派学人群公开分离，蜕变为国民党的辩护士了！
那末，学者从政，其幸乎？不幸乎？
二、蒋廷黻其书
1 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
蒋廷黻这本《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
1938年，正是国家、民族处于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
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因战争流离失所的民众和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所感奋，决定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万到6万字，约请既有湛深研究，又有全局识见的专家、学者撰写[118]。当时蒋廷黻正处于已辞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之际，在汉口赋闲。编者之一的陈之迈知道他对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蒋廷黻欣然应约，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同年由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此后，他再也没有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只在官场周旋了。所以这本著作，实际上成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句号。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119]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准备十年磨一剑；第二是这部五万余字的著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十年磨一剑，固然是对复杂丰富的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研究，以期写出一部权威的近代通史的需要，也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一共识有关，更是蒋廷黻的治学作风所致。客观对象的复杂性需要作长期研究；学界的氛围不允许注重维护自身学术声誉的学者粗制滥造。1931年，罗家伦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中说：
我觉得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间。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120]
罗家伦此说，正是当时一些接受过西方科学方法训练的学者们的共识。所以像简又文、郭廷以、俞大维、许地山、王重民、刘半农等人，在30年代都非常注意搜集近代史的资料并在辑佚、考订、编纂等方面下功夫。直到1939年，这种风气还没有过时。这一年，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郭廷以，在自己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第一、二册（计划编写十九册）出版时，还在“例言”中直言不讳地声称：“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他称自己的《近代中国史》只是在史料编排方面“尽其相当力量”，近似西人之读本（readings），又可称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121]。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蒋廷黻期以十年写成中国近代史就很自然了。
从蒋廷黻的治学作风说，他治学严谨，一生著作不多[122]，每有著述，都信而有征，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与他早年受到科学方法训练大有关系。重在积累不作急就章，成了他治史的习惯；重视史料的编订，不作空头说教，成了他研究的规则。他曾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说到历史学“自有其纪律”（即研究顺序或研究规则）时称：“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123]在清华，为了研究近代史，他千方百计搜集有关第一手资料，读了他在回忆录中关于搜求《文祥年谱》、《郭嵩焘日记》以及曾国藩信函等的记述，谁都会感动[124]。他的研究，注重史料，但他不仅没有胡适那样的“考据癖”，而且不愿将历史写成材料的堆砌。事实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决非只是对史事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所以通史不仅指史事在时序上的先后承继、转合变幻，而且还包括历史文化中各重要问题的沿革与变迁的理性诠释，即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像太史公所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必不得要领。蒋廷黻在1935年离开清华去南京做官时，他的近代史研究尚处在进行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融史料与思考于一炉的整合期。他之所以称这本五万余字的著作为“初步报告”，就是针对这种没有完成整个研究计划、只能算作对近代史整体思考的一个初步体现，即所谓简略的“观感”而说的。
其实，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1938年初版后，次年商务印书馆即印第二版；同年重庆青年书店又重印。40年代的版本我孤陋寡闻，不知其详。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重排出版，蒋廷黻应约写了《小序》。海峡此岸在众所周知的长期沉默后，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湖南岳麓书社经陈师旭麓教授的推荐、介绍，于1987年将之辑入该社《旧籍新刊》重新出版，同时收入了《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和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三种论著，合成一册，以《中国近代史·外三种》书名面世。书首有该社《出版说明》和陈师旭麓教授写的《重印前言》[125]，书后附有蒋廷黻的女公子蒋寿仁女士写的纪念性文章《欣慰与回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蒋氏《中国近代史》的重刊本，也是该书出版以来的第一个新版本（有所删节）。1990年，上海书店将此书按1939年商务版重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二辑，编为第75种。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把它作为《蓬莱阁丛书》之一，重排出版。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处理。一部学术著作，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时间的汰洗而仍备受后人垂青，足以说明它已为社会认同，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一个“初步报告”竟成了传世之作，这恐怕是蒋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总是偶然中寄寓着必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没有对近代史近10年的整体思考，怎么能在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写出如此大气、如此耐读的作品呢？可见成功总是与艰辛同步的。厚积薄发，大家之道，信然！
2 体系结构与分析框架
蒋廷黻是从外交史研究拓展到整个近代史领域的，深知“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126]。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他在全书的《总论》里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127]
在这种“以史为鉴”、“以史经世”思想支配下，全书以中国学习西方，先后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为基本线索，按历史时序将近百年史编为四章二十二节：
第一章共七节，专讲外患。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已经“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内政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光阴。其间，政府官员只以主剿主抚（即主战主和）相区别。主剿者虚骄自大，主抚者服输而不图振作，“直到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128]。
第二章共四节，专讲内忧。清王朝遭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战。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十分积极，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曾国藩在维持清廷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要革新，即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守旧，即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与守旧同时举行，这就是他对近代史的大贡献。
第三章共五节，专讲自强运动（即现在所说的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清王朝中央的恭亲王奕、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获得教训，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以求“自强”；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认为“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用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自咸丰十一年（1861）到光绪十四年（1888），成立北洋海军，自强事业步步推进，动机是国防。国防近代化牵连到设厂制械、设学堂培养人材，设船厂、电报局、铁路以解决交通，办招商局、织布厂、开煤矿、金矿等以解决办国防的费用。自强运动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又是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结果败在日本人的手里。“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第四章共七节，分别讲了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前夕。内容很多，实际上只讲了三个救国救民方案：变法运动是第二个救国救民方案，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最后目的是要改成君主立宪；义和团运动（蒋廷黻仍习惯称为“拳匪”）是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第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也是我们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
上述谋篇布局，第一、二两章是为后面各种救国救民方案的产生作内忧外患大背景式的铺垫，说明中国若不向对手学习、不图内政改革已经没有前途了；第三、四两章是全书主旨，依次论述为抵御侵略、学习西方而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从整体上组成一、二两章为因，三、四两章为果的大因果关系，显得叙事脉络清楚，因果联系明确，通俗易懂，好读耐看，从写作方法和宗旨看，全书以记事为主而以时序别其先后；不拘泥过程、细节描述而注重成败得失的分析；它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作出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显然，这样的通史，完全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线性式结构，具有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功能，恰恰切合抗日救亡的需要。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从方法论层面说，历史研究是运用一连串概念去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而概念的诠释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构中才能充分显示理论张力。这种由概念建构成的评价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传统史学发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对史料的辨伪、辑佚、考证、训诂之类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论层面的操作，学者不作观念更新、架构改制一类的自觉追求。蒋廷黻曾批评说：中国的史家，往往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他们可以是十分优秀的版本专家，却不能从整体上解释历史。
蒋廷黻自己接受过西方史学的训练和进化史观的影响，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内在联系，强调史学的训戒功能，并把导师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念[129]。他在本书的《总论》中，一开始就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进化史观着眼，通过中西文明的对比，得出了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滞留于“中古”的结论。由此出发，他抓住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把先进的近代化和落后的中古状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十九世纪相逢，进而构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度过空前难关、摆脱中古状态的历史主题，把中国人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能否接受民族观念以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主要指标。他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130]
蒋廷黻所说的“科学”，既指科学知识本身，又含有科学精神的内蕴，是与“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待的新的人文精神，属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畴；他所说的“利用机械”，是与仍保持“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相对待的工业经济，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畴；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与宗法制度下家族、家长制相对待的政治体制，属于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畴。他把这三对范畴作为实现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摆脱中古落后状态的价值评判体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仍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急剧转型之中的现实。为因转型而失衡的社会寻找价值重建的良方，正是当时像蒋廷黻那样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一代学人，朝思夕虑之所在。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19世纪以来中国的文明已落后于世界，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救亡图存；一方面又隐隐然希望中国回归传统，寻回失落的富强梦，力图给困厄中的民族和国家指引出路。这种对历史中国的自豪和对现实中国的自悲所构成的文化情结，不仅是自由派学人群，而且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蒋廷黻以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作为分析框架写的《中国近代史》，在那时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分析模式与他编纂的近代通史体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近代化历史主题背道而驰外，其余各个方案恰恰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浪费了二十年光阴才开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脱离中古状态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救国救民方案推行受阻乃至失败原因时，往往以科学的人文精神作为评判近代时期中国民众、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素质与表现的尺度，对国民性乃至民族性发表了若干发人深思的见解。
他针对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不觉悟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光阴的史实，指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131]这是批评国人昧于世界大势，不思上进的麻木状态和苟且因循。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132]，这是批评士大夫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守旧性、保守性和妥协性。
他问：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反对自强新政，那么民众是否比较开通？他说：“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133]。这是批评国人愚昧迷信，文化素质低下。
麻木、因循、守旧、妥协、迷信、愚昧等等，这些虽非蒋廷黻在书中的原话，但他的上述分析所蕴含的潜台词，就是这些话语。只要读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人有关国民性的文论，就不难发现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派学者仍然使用当时的话语系统来评论国民性。从思潮的统绪上考察，这种批判其实是清末留学生中一度弥漫过的文化自责思潮的遗风。翻开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各种留学生报刊，可以发现他们为了唤醒国民性而批判奴隶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他们指责百姓甘作清朝的“顺民”就是甘作“亡国奴”，说国人的性质，“曰柔顺，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则为排外之举动，逼于势则为外军之顺民，总之畏死二字，足以尽之矣”[134]。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往往视自己是教育、提挈、领导“下等社会”的先进者，蒋廷黻则不仅对下层社会，而且对“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都作了无情解剖，把他们一概视作接受近代文明的阻力。而且，他不像清末留学生那样只是以呐喊来惊醒民众，而是通过对史事的因果推出结论，显得格外深沉有力。他的国民性评判虽说不无偏颇片面，但对士大夫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弱点和缺失的展示，使人看到了历来被讴歌为“社会良知”的知识阶层之另一面。他把这一面作为近代中国无法顺利推行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客观上教育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担起救亡责任。
诚如陈师旭麓教授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环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某些实况及其方向的。”[135]这个实况和方向，用蒋廷黻建构的话语系统来表述，就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已经面对着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对手。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3 历史观与方法论评估
从蒋著《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蒋廷黻的历史观即历史本体论，是服膺进化史观的。进化史观虽然将历史看作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进化史观视文化沿革为史学研究的学问所在，以因果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也因之太线性化。蒋廷黻建构的分析框架，把近代化和中古状态作为先进和落后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中国接受近代化（西洋化）的“因”，把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中国脱离中古状态，“必致富强”的“果”。以这种“因果关系”构成近代历史主题，严格地说既忽视了历史发展动因的多元性，又否定了多样结果的可能性。他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后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常用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中国版，只是没有达到范式化的程度而已！
在方法论上，蒋廷黻接受的是西方实证史学（即“科学史学”）的训练。实证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只有确定史料、构成规律，才能成为科学。蒋廷黻极重视对历史材料的搜求与考订，但当他寻求规律时只注重因果关系的分析而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因果联系本身是一个无穷循环：因前有因，果后有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在甲为因，在乙为果，彼时为因，此时为果，因果循环，极难深究。更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全部，即使正确分析出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也难说发现了规律。所以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简单、个别的史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与探求，很难适用于复杂的、全局性的过程分析。所以当蒋廷黻在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观性的史事分析时，表现出简单化、片面性、牵强附会的缺点。
例如他指出了鸦片战争前中西没有邦交、中国对西洋各国总是以“天朝”自居、把它们视作藩属的事实，却由此推出了“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这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36]的结论。这显然是混淆了封建宗藩关系和资本主义条约制度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不平等。宗藩关系的不平等，只是礼仪制度下形式上的不平等。它以藩属国向宗主国朝聘和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册封为主要内容，构成了宗藩间的互动互应关系。朝聘不是臣服，册封不干涉内政。两者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制度，完全是以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掠夺中国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实质性不平等。两者具有不可比性，构不成史实上、逻辑上的因果联系。
又如他认为战前的中国不知有外交，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是有的主剿，有的主抚。据此，他把广州反入城斗争中主张利用民心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说成是“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抬头”[137]。其实，当时除了主剿、主抚派外，还有非剿非抚、亦剿亦抚的骑墙者，先剿后抚的转化者。把复杂的政治态度简单化地以非此即彼分野，是不符合史实又不合情理的；林则徐的主战，是在对手用武力强加给中国后的反侵略表现，徐、叶的反入城是在条约签订后以民情不允为名的违约行动；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是用于反侵略，徐、叶的利用民心是用于违约的盲目排外以达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138]的虚骄目的。同样主剿，出发点和归宿不同，硬把两者扯在一起，是忽视了两者对外策略的不同性质。
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词，发人之所未发或不敢发，但片面性也在所难免。例如他把鸦片战争后中国未能立即改革内政、起始维新的原因，归之于士大夫守旧，缺乏大无畏精神。虽然，战后很多人确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139]，但“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的[140]，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中小官僚和一般读书士子，或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史地以增强国人对域外风土民情的了解，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姚莹《康纪行》、梁廷《海国四说》、夏燮《中西纪事》；或上书条陈善后事宜，以改变成法防止外敌觊觎。1842年10月，江南司郎中汤鹏上善后事宜30条，就防范西人之法论及中国必须在军事、吏事、风俗、烟禁、人才、考试等方面进行改革[141]。涉及面之广，设计之具体，无人能出其右。这是当时京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改革方案，也是最早把改革内政与爱国反侵略结合起来的方案[142]。在皇帝立意订约、朝臣禁若寒蝉的特定背景下，敢于独抒己见，没有点“独立大无畏精神”能行吗？即使被蒋廷黻批评为阻碍同光时期自强运动的“清流”派士大夫，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最著名人物之一的陈宝琛，虽非洋务派但不反对洋务事业，虽主张“中学为体”，但并不排斥西学。他不仅主张中西学问相通，新旧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导西学、引进西技方面躬亲实践、殚精竭虑[143]。看来把士大夫一概骂倒看似振聋发聩，其实也多偏颇。
蒋廷黻对士大夫的文化批判，正如李敖为《蒋廷黻选集》所作的《序》中说的那样：“当然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事业、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144]上述这些简单化、片面性和牵强附会，有的是因体例关系不得已而造成。按《艺文丛书》要求，每本字数不低于3万，不超过6万，篇幅太少，自不能全面分析、详加展开，只能拣主要方面写，片面也就难免。有的是历史观方法论本身的问题，用进化史观看待历史，执着于因果关系的探求，虽然能解释历史的进步，却很难说清进步的动因；虽然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却很难全面、系统地论证。
尽管存在上述缺憾与不足，但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他建构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和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964年时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郭廷以教授，在评价蒋廷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时说：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145]
其实，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编纂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的“例言”中已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沈案：即罗家伦）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46]
1965年，人类学家李济教授在悼念蒋廷黻的文章中也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147]
郭廷以和李济既是蒋廷黻同时代人，又是历史研究的同行，他们的评价不仅极富历史感，而且充分肯定了蒋对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开风气、奠定科学基础的贡献。
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对他和他的著作给予重视、进行研究，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当代中国史学有一个继承传统和革新传统的问题。这在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上，尤为突出。
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这种构架，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初见端倪，中经发育与完善，到50年代末基本定型并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规范，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1 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体系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形成，乃至新的学术体系出现，本质上都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而每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则又凝聚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自辛亥以来，中国政局纷繁复杂，人民生活在社会动乱和连年混战之中，这就迫使人们把观察政局变幻作为观察国家治乱兴衰的主要动因。于是以政治史作为“资治”的史鉴，也就成了社会共识。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起戊戌维新，下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东北军易帜，叙述了30年来中国政局政情转换变化的历史。
李著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颇大，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从历史上寻求社会安定之方的心理，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政治斗争的因果关系为主线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如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李鼎新《中国近代史》等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著的是1935年商务版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下二册。此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史观为核心，记述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旁及中西文化交汇，学术思想流变、典章制度更易、内外战争过程、各项主要条约内容等诸多方面。史料丰富，议论多有个性，成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中国近代史构架在萌生时期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品。
迨至抗日战争起，救亡再次成为历史主题。人们从对国家治乱的一般观察，转向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从而，使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主线的构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也促使学者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走向进行研究。于是从30年代后期起，不少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上限的界定，由往昔西学东渐的追溯，一变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把视野更多地丛集于反对外来侵略的研究，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论析了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历史，许多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识见和眼力。若撇开作者的历史观与论点的当否，单就全书的构架而言，那么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上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2 “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的崛起
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史学工作者正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史诸问题。1939年，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历史学家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作为干部读本，此书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尔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动力，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下迄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史观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毛—范体系进入了充分发育的阶段。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确立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同时，也使上述毛—范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规范和近代通史的系统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8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显然这个研究规范和通史框架，既是对以往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又是完全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的诠释与阐发，是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发育成熟的表现。
反映这一体系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而真正使这个体系得以形成社会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别。
这样，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的中国近代通史体系，成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由此建立的一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循。
3 历史新时期中的史学改革潮流
我认为在近代通史中重视政治史研究，既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阐明历史发展脉络所必须。一部“二十五史”，本质上都是从国家兴亡治乱中寻求历史教训和借鉴，即所谓“以史资治”、“以史为鉴”，所以政治斗争和政局变幻，一直是历代史家注目之所在；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说，政治斗争不仅关系到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配置，而且也直接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通史研究中重视政治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应该而且必需的。
问题在于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忽视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分析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之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
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中上述两方面的缺憾，涉及到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首先在历史观上，究竟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阶级斗争一种还是社会合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其次在方法论上，究竟历史发展是一元化的线性运动还是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有没有所谓基本线索？再次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是不是革命？由此引伸出什么叫革命？戊戌维新是改良范畴还是革命范畴？由此引伸出改革与革命的界限及两者的关系：“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8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如何估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等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上述传统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下，都被学者们尖锐地提了出来。这就是：
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有关“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到1983年底，各种报刊共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围绕着一元化动力还是多元化合力、各种动力的相互关系中阶级斗争是不是最根本的动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否可以作为动力这三大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对传统体系以阶级斗争为唯一动力和由此而来的大力歌颂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质疑。
1980年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阶段”说，强调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以此对“三次革命高潮”说作了修正，结果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1981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中，主张以加强经济史研究为突破口，作为弥补单纯把政治史作为主线的缺陷。
1984年，黎澍在《历史研究》第5期上发表《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它》一文，对长期以来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苏联哲学家对《联共布党史》中某些观点的引伸和误解，始作俑者是尤金；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之深信不疑，而且一变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未说过这种话，他们只说了“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所以只讲英雄创造了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所有这一切质疑、争论，汇成了一股史学改革的潮流，反映了学术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传统体系和研究规范的成就与不足，希望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真正能够反映近代历史全部面貌的通史体系。
4 《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正是上述史学改革潮流的产物。
早在1979年，陈旭麓先生发表了《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把中断了几十年的社会史研究率先引进近代史研究领域。1980年，他在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里，第一次以“新陈代谢”的命题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演变。1986年他又在《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中，对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之成就与不足发表看法，提出了“通史总是社会史”的著名见解。
“通史总是社会史”，显然是针对“通史总是政治史”，“通史总是事件史”，“通史总是阶级斗争史”，“通史总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说的。此说一出，使学术界深为振奋，意识到就反映近代社会的全貌言，加强社会史研究对突破传统体系的结构框架不失为一种新思路。从1979年起，经过将近10年的思考、研究和教学实践，陈先生终于写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初稿。先生谢世后，经由门弟子杨国强、周武整理，于1992年正式出版面世。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也是史学改革潮流中出现的第一个近代通史的新体系。
重视社会史研究，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典籍中就有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记述，至于文集、笔记、宗谱、日记等私家著述，更不乏此类内容。自本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做过专门研究和专题调查，出版了有关家族社会、宗法制度、官僚政治、行会组织、会党教门，乃至婚姻、服饰、风俗、礼俗、妇女、娼妓、农村生活、村社组织等大量著作。但是，以往的社会史论著，既未与通史研究融汇贯通，又偏向于诸如衣食住行等琐碎问题，迷失了历史学整合的本性，不仅不能反映历史变化的根本，而且看不出社会变迁的脉络，难以反映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社会面貌。
《新陈代谢》第一次把社会史的内容与通史研究汇融于一炉，着眼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外来侵略、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下的转轨、变异与回应，既复原了重大事件之外诸如宗族、行会、人口、移民、帮会、教门、习俗、风尚、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等被传统体系所忽视而为通史所应有的内容，又把这些内容连同经济结构、文化学术、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置于中国被轰出中世纪后，怎样通过“外来变为内在”的自我更新机制，艰难而有限度地一步步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的嬗变过程中，考镜其源流，寻绎其流变，分析其性质，论述其影响。这样，社会生活藉社会性质的巨变而显示出不同于中世纪的变易；社会结构因重大事件的冲击而显出了震荡的深度；社会意识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中，怎样结合出了不同于传统又包涵着传统的价值取向、思想主张、奋斗目标、社会心理。原本琐碎的社会史内容在重大事件的整合下成了社会变迁的血肉，近代通史不再只是偏枯干瘦的骨架；社会史特有的结构研究被引进通史研究，近代史不再是只见阶级斗争而无其他社会层面的活力，其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帮会组织这三种社会结构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脉络清晰可辨；学习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历史事件的正负作用不再是只用阶级分析的一种方法作出价值判断，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乃至清末新政中假维新包含的真改革，都在“外来变为内在”的思辨体系中占有一席历史地位；历史发展不再是一元化的线性运动，“三次革命高潮”被多元化的合力所取代，革命与改良各自在合力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了正确的定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长卷。
5 《新陈代谢》与近代史传统体系
《新陈代谢》作为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一种新通史体系，仍然包含着传统体系的合理成分而有所拓展革新。
从历史观的统绪上说，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被抛弃，只是扬弃了以往研究中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公式化的幼稚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学说，仍是全书分析近代社会经济推陈出新通向近代化的理论根据，只是克服了以往片面强调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有阻碍作用，揭示出它同时有着自我调节机制、有限度地容纳甚至促进新生产力的一面，进而说明先进的生产力被纳入旧体制后就会以其特殊的能量在旧体制内“发酵”而为突破旧体制奠定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运用来分析欧风美雨影响下社会思潮、社会文化心态怎样走出传统又反映传统的特点和表现。所以《新陈代谢》的新体系本质上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从方法论说，它既承袭了传统史学固有的因果联系分析方法又借助“辩证思维”，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辨方式把历史逻辑和哲理思辨完美地结合起来，对近代史上诸如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西化与化西、新学与旧学、中体与西用、专制与民主等重大问题作了精到的分析，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两者的范畴、矛盾、交融和转化，从而真正写出了近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和过渡性。
从体系的构架看，它没有忽视政治史和重大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阶段性的界标意义，而是进一步把这些阶段性的事件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变化整合而成一个反映社会全貌的整体，从而突破了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模式。它以中国社会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和走向近代化的艰难过程为近代史的主线，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斗争）冲击影响下的社会结构，诸如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社会生活，包括社会习尚、城乡差异、生活样式等的变迁为辅线，组成纵横结合、前后呼应的构架；突破以重大历史事件描述为主的写作方法，采取史论结合、融文史哲为一体的思辨方法，从宏观上展示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面貌。
由此可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所建构的近代通史新体系，基本上是个介于传统与革新之间的体系。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一脉相承，又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而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作为回应历史新时期史学改革呼声的第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参照甚至可以选择的新思路、新体系和新框架，而且在于昭示：一个新体系的诞生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学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真正理解传统之后超越传统，革新才有生命力。这就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向。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顾卫民教授提供有关蒋廷黻的传记资料，谨致深切谢意。
[3]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第一章：《我的先人和老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该回忆录是蒋廷黻于1965年退休后，应美国哥伦比亚“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口述生平经历的结集。原稿系英文。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从哥大购得英文原稿，约请谢钟琏译成中文，在该杂志分期连载，并于1979年出版单行本 。
蒋廷黻传记，迄今为止惟有陈之迈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书，但写得过于简略，这使我在写作本文时深感棘手。幸好有他的回忆录可资利用，才多少感到踏实点。这也是本文在涉及蒋廷黻经历及家世等时，经常使用《回忆录》及陈之迈《志事与平生》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能做中国文化人的口述历史，真是件大好事。类似蒋廷黻这样的《回忆录》，还有《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据唐德刚先生说，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曾访问中国名流十余人，“因为受访者的教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均各有不同，加以受派前往工作的访问人员的教育背景亦悬殊甚大，所以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经过也人人不同。其中纯洋式的则采取西人‘口授’（dictation）的方式；纯中国式的，则几乎采取一般茶余酒后的聊天方式。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往往是受访者以中文口述，访问人员直接以英文撰稿。”（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第［12］注释，华东师大版第46—47页）
三年前，笔者与复旦历史系若干同仁通过余子道教授的联络，也曾接受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委托，做过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课题，如《日伪时期上海的“跑单帮”》等。采取的方法是请当事者座谈、同步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该专题的中文历史报告（有如座谈会综述）。完成后即将座谈会录音带、音带的中文整理稿及综述报告都交给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1996年，笔者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见到吴相湘教授时，吴老先生希望复旦历史系继续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6]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第一章：《我的先人和老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该回忆录是蒋廷黻于1965年退休后，应美国哥伦比亚“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口述生平经历的结集。原稿系英文。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从哥大购得英文原稿，约请谢钟琏译成中文，在该杂志分期连载，并于1979年出版单行本 。
蒋廷黻传记，迄今为止惟有陈之迈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书，但写得过于简略，这使我在写作本文时深感棘手。幸好有他的回忆录可资利用，才多少感到踏实点。这也是本文在涉及蒋廷黻经历及家世等时，经常使用《回忆录》及陈之迈《志事与平生》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能做中国文化人的口述历史，真是件大好事。类似蒋廷黻这样的《回忆录》，还有《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据唐德刚先生说，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曾访问中国名流十余人，“因为受访者的教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均各有不同，加以受派前往工作的访问人员的教育背景亦悬殊甚大，所以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经过也人人不同。其中纯洋式的则采取西人‘口授’（dictation）的方式；纯中国式的，则几乎采取一般茶余酒后的聊天方式。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往往是受访者以中文口述，访问人员直接以英文撰稿。”（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第［12］注释，华东师大版第46—47页）
三年前，笔者与复旦历史系若干同仁通过余子道教授的联络，也曾接受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委托，做过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课题，如《日伪时期上海的“跑单帮”》等。采取的方法是请当事者座谈、同步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该专题的中文历史报告（有如座谈会综述）。完成后即将座谈会录音带、音带的中文整理稿及综述报告都交给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1996年，笔者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见到吴相湘教授时，吴老先生希望复旦历史系继续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19]《回忆录》第七章，第62—63页。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曾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参与镇压巴黎公社。推行大陆政策，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1890年去职。著有《回忆录》。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首相。1855年联合英、法、土耳其发动抗击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又联合法国发动对奥战争，收复伦巴第，但又将尼斯等地割让法国，换取意大利北部的统一。1861年合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成立意大利王国。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早年曾加入“烧炭党”，后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策划并领导1848年意大利革命，成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意大利革命失败后，仍积极为意大利统一而坚持斗争，并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的远征。著有《论人的义务》等。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早年当过海员。参加过“意大利青年党”。1834年起义失败后流亡南美，参加巴西共和党人起义和维护乌拉圭独立的战斗。1848年回国后领导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1860年率领“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后将两地与撒丁王国合并。曾两度组织反对教皇统治罗马的军事斗争，都告失败。著有《加里波第自传》。
[77]关于创办《独立评论》一事，胡适在其所著《丁文江传》一书中有一段文字：“《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君（沈案：丁文江字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119页）
可见，胡适最初对办《独立评论》既非首倡，也不赞成。除胡适外，丁文江也是不热心者之一。但蒋廷黻在《回忆录》中称第一个给他的提议“浇冷水”的是陶孟和，胡适也反对，但没有陶那样激烈。蒋廷黻不仅没有提到丁文江，而且说他是个支持者：“过了一周，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忱，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102]韦伯斯特（1886—1961），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不列颠学院院长、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泰奈（通译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参加工党，并为费边社社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圈地运动、英国乡绅阶级的兴起等均有著述。所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一书，其最后一章为泛论中国的政治与教育。蒋廷黻将这一章全文译出，分两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一度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历史研究》12卷本，阐述世界文化演变历史，在西方有广泛影响。
[1]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收录了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外交涉的重要文献共799篇。1931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卷，1934年11月出版中卷。下卷未见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1970年分别再版上、中卷，也未见出版下卷。估计蒋廷黻在1935年弃学从政后，已无时间与精力编完下卷 。
[2] 陈旭麓：《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
[4] 《回忆录》第二章：《家人和邻居》，第11页 。
[5] 蒋廷黻说：“大伯父为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鸦片烟。我常看到他一榻横陈，喷云吐雾。”（见《回忆录》第一章，第6页 ）
[7] 蒋在《回忆录》中说：“家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因为经商可以过正经而快乐的生活。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的话，他就会要我哥哥和我到店里去当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第一章，第5页 ）
[8] 蒋的继母是位寡妇，娘家颇富有。嫁过来后曾生过一个女孩，3岁时夭折了。蒋对继母的称颂在第三章中有好几段内容 。
[9]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
[10] 事见《回忆录》第四章：《新学校、新世界》，第27页。 蒋的二伯父十分了得，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比蒋的父亲更见多识广，也更关心侄辈的功名。没有二伯父对蒋学业的关注，蒋廷黻不可能有今后的发展，充其量只能进私塾读点书后终老乡里。
[11] 蒋廷黻加入基督教，并非因为宗教狂热，而是有感于教徒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忱关怀。他在《回忆录》中说过自己做基督徒的经过：“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义知道得很少，而且成为基督徒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沈案：凯卜勒是位传教士，后两人是湘潭长老会医院的医生），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回忆录》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3—44页）
[12] 《回忆录》第五章，第38页。
[13] 蒋廷黻自述去美留学的想法，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时期，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美国。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第五章，第42—43页）这段文字的费解在于他赴美留学和当时的中国革命有何关系没有说清楚。从字面意义看，好像他怕革命从动乱到成功的时间太长，迫不得已才去美国读书的。其实是，他在教会学校中对美国早已有强烈向往。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实际进程中他终于美国化了。他的老师，即林格尔夫人（Mrs．Jean Lingle），几乎成为他的养母，他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怀着极为强烈向往西方的愿望。”（［美］费正清著、陆慧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既然是早已向望去美，为什么又要与辛亥革命乃至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扯在一起呢？我们当然不敢说他隐瞒了原始思想，但至少可以说回忆录常常会有太理性化的特点。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大段原文放在注释里而不作正文的原因。
[14] 蒋廷黻去美经费是从靖港的店铺中向二堂兄借的。从《回忆录》的叙述内容看，他去美国并没有告诉父亲与二伯父。最初，他和林格尔夫人一起从湘潭顺流而下到上海。但到上海后，林格尔夫人突然变卦，不再返回美国而要回湘潭继续办学，并要蒋同回湘潭。蒋当时认为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不能半途而废，“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国”。于是在林格尔夫人安排下，他从上海出发，只身赴美。以上均见《回忆录》第五章。
[15] 《回忆录》第六章：《留美初期》，第54页。
[16] 他的女儿蒋寿仁在《欣慰与回忆》一文中写道：“我在纽约读大学时，父亲常回忆他在美国读书的情形。他初到美国，在一个小城的中学半工半读，一切没上轨道，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他英文会话还有困难，又没有钱，是小城的社会力量照顾了他，因此父亲很看重他们，这也是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对基督教教义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98页。）
[17] 蒋廷黻在大学期间修过化学、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心理学、进化论等课程。
[18]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页及第59页。
[20]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页及第59页。
[21]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2]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3] 《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4] 欧伯林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人有20多名，在当时算是留学生较多的学校。蒋廷黻说：“在欧伯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见《回忆录》第七章，第60页）
[25] 《回忆录》第八章：《赴法插曲》，第65页。
[26] 蒋廷黻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又说：“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均见《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前一句是他对威尔逊的怀疑，后一句明显是为美国政府的弱肉强食外交辩护。
[27] 蒋廷黻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又说：“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均见《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前一句是他对威尔逊的怀疑，后一句明显是为美国政府的弱肉强食外交辩护。
[28] 1917年北洋政府决定参战后，按照与协约国达成的一项协议，招募了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有的在兵工厂工作，有的配属盟军担任兵工。其中隶属于英军的有十万人，法军的有四万人，美军的有一万人。蒋廷黻加入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哥伦比亚骑士队”，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
[29] 《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蒋廷黻在巴黎期间，国内已经发生“五四运动”。对此，蒋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也未作评论。
[30] 《回忆录》第九章：《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第73—74页。
[31] 詹姆斯·鲁滨逊（1863—1936），毕业于哈佛大学。1890年在德国弗赖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期间深受该国“新史学”思潮影响，回美国后竭力宣传“新史学”主张，成为美国“新史学派”开山祖。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89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后又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19年，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编辑《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著有《西欧历史导论》、《文明的考验》，编有《新史学》论文集等。其中《新史学》一书，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中译本。蒋廷黻就读哥大时，他正忙于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所以没有能听他的课。
[32] 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基本主张，可以参见张广智教授的著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3] 《回忆录》第九章，第78页。
[34] 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
[35] 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
[36] 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
[37]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38]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39]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40]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6页。
[41]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三），《传记文学》八卷五期，第43页。
[42] 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1页。关于“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也有回忆，但文中没有提及蒋廷黻，就像蒋的回忆录中也未提及陈翰笙一样。见陈书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3] 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1页。关于“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也有回忆，但文中没有提及蒋廷黻，就像蒋的回忆录中也未提及陈翰笙一样。见陈书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4]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5页。蒋廷黻五岁时，由母亲作主和邻村贺姓之女订婚。在美攻读大学期间，他一再写信给家里要求解除婚约，直到临近毕业时婚约正式解除。蒋在大学里有过一位名叫凯塞琳的美国女友，但最终没有结秦晋之好。蒋廷黻和唐玉瑞的婚姻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告破裂。与唐离婚后，他与沈恩钦女士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45] 蒋廷黻在私塾里曾读过《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典籍，后来一直没有接触传统学问，所以他自知“国学基础很差”，便从六岁时在乡间所读的书开始温习，重读《四书》、《五经》。
[46] 马士（1855—1933）美国人，生于加拿大。1917年入英国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考入中国海关。1877年任天津海关帮办，次年调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兼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79年调任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帮办，1883年回华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助手。1885年后曾一度脱离海关帮助李鸿章整顿轮船招商局。1887年回海关，历任上海副税务司、北海副税务司、淡水副税务司、龙州、汉口、广州税务司。1909年退休。著有《中国泉币考》、《中朝制度考》、《中国公行考》、《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太平天国纪事》等书。其中《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第二、三卷出版于1918年，是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最风行的教材之一。此书已由张汇文等译成中文，于1957—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7] 《回忆录》第十章：《革命仍须努力》，第95页；第97页。
[48] 据陈之迈说：哥大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如何判别、使用史料；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指导学生怎样选择、编排史料。蒋廷黻在哥大时受过这种严格训练，回国后即应用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见《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
[49] 早在1914年，上海华昌印刷局就曾出版过刘彦编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一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曾友豪编著《中国外交史》，1928年南京外交研究社出版王正廷《中国近代外交概要》，都比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出书早。
[50]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另见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
[51] 《回忆录》第十章：《革命仍须努力》，第95页；第97页。
[52] 《回忆录》第十一章：《国内游历》，第119页。
[53] 清华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9年（清宣统元年）8月建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这个机构是为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选取学生赴美留学前进行训练而设立的。1911年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正式大学，校长仍由外交部委任。1928年改为国立，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双重领导。
[54] 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2页。
[55] 参见［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八章《学术界的发展》，第4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6]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4页。
[57] 《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4—125页。
[58] 《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59] 《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30页；131页；121页。
[60] 《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30页；131页；121页。
[61] 《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30页；131页；121页。
[62] 有关蒋廷黻在清华期间收集史料的情况，《回忆录》第十二章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
[63] 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24页；第9页。
[64] 《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9页。
[65] 《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9页。
[66]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1页。
[67]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1页。
[68] 清华教授住宅集中于三处：北院、南院、新南院。蒋廷黻住北院，与蒋同住北院的有哲学系金岳霖，政治系张奚若、钱端升，物理系萨本栋、周培源等人。北院七号为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和经济系教授陈岱荪两家的住宅，是清华教授常于饭后小聚之处。蒋廷黻称之为“非正式的俱乐部”。
[69] 《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39页。
[70]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1]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2]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3]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4]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5] 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蒋廷黻选集》，第6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本，第1085页。
[76]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8]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22页。
[79]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22页。
[80]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0页；141页；142页。
[81]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82]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4页；《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7页。
[83] 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
[84]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0页；141页；142页。
[85]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0页；141页；142页。
[86] 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10日）。
[87] 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10日）。
[88] 蒋廷黻：《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
[89] 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10日）。
[90] 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
[91] 《大公报》，1902年6月（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创刊于天津。日报，创办人为英敛之。社址设于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1916年由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停刊，是为早期的《大公报》。1926年9月1日起，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接办，在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增出上海、汉口、长沙、重庆、桂林、香港等版。1949年2月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上海版《大公报》则仍继续出版。1953年元旦，《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迁往北京。1966年9月10日停刊。
[92] 《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45页；146页；146—147页；148页。
[93] 《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45页；146页；146—147页；148页。
[94] 《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45页；146页；146—147页；148页。
[95] 《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45页；146页；146—147页；148页。
[96] 关于蒋廷黻访苏一事的前因后果，石源华教授所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有很好说明。见该书第520—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7] 《回忆录》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第153页；155页；156页。
[98] 《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1页。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520页。
[99] 《回忆录》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第153页；155页；156页。
[100] 《回忆录》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第153页；155页；156页。
[101] 鲁森伯（通译罗森堡，1893—1946）生于勒伐尔（今爱沙尼亚塔林），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建筑系，1917年离校，翌年去德国，1919年参加纳粹党，参与啤酒店暴动。后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1930年成为联邦议院议员。希特勒上台后，为其制定外交政策。1941年起担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积极推行日耳曼化政策。德国战败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著有《未来德意志对外政策指南》、《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书多种。
[103] 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了9篇《欧游随笔》，其中《经过“满洲国”》（第123期）、《车窗中所看见的西比利亚》（第124期）、《观莫斯科》（第125期）、《观列宁格勒》（第128期）、《赤都的娱乐》（第132期）、《出苏俄境》（第138期）、《俄德的异同》（第139期）等8篇，收入由李敖主编的《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本文所引原文，见《回忆录》第十四章，第170页。
[104] 蒋廷黻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早在1943年即已开始。该年10月5日，行政院议决由蒋廷黻任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代表。11月30日，蒋廷黻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远东区委员会主席。1944年4月任善后救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这些都是兼职，直到行政院于12月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时，蒋廷黻才真正从政务处长转任救济总署署长。
[105] 蒋廷黻于1961年调任“驻美大使”时，仍兼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直到1962年才停止兼任。
[106] 据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益智学堂读小学时，“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作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命我们还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败入侵的外国人。其他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见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0页。
[107] 《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5—146页。
[108] 沈怡：《〈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序》，《传记文学》九卷五期，第8页。
[109]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3页。
[110] 《回忆录》第十五章：《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第173页。
[111] 胡适赠诗两句：“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因这两句诗，后来蒋廷黻曾用过“泉清”的笔名。见《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112]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
[113] 参见《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9页有关对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政治、财经措施的描述，费正清指出：在蒋廷黻看来，“问题不在于懂得做什么，而在于把该做的事做完。他宣称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甚至是独裁的领袖，这样的人物只有蒋介石才能当之无愧。”（《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1页）
[114] 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所记，1933年3月3日，因热河危机，胡适约丁文江、翁文灏致电蒋介石，望蒋能亲临指挥、挽救热河；3月1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刘子楷等去见蒋介石。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
[115]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16] 有关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订政策的。”（第十五章，第172页）当时，地质学家翁文灏担任秘书长。虽然作为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公事上是与翁平行的，但翁年长于蒋，在经验声望各方面都是“老大哥”，所以蒋廷黻“一开始就把政务处作为翁的附属单位，尽量采纳他的意见。”（同上，第173页）
[117]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18] 参见《艺文丛书总序》第1页。
[119] 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24页；第9页。
[120] 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1册《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页。
[121] 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1册，《例言》第1页。
[122] 这里所说蒋廷黻一生著作不多，是指他的学术论著不多。1965年，台北文星书店在蒋廷黻逝世不久，即出版《蒋廷黻选集》1—6册（李敖作序），共收录蒋廷黻文论167篇。1978年这套选集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除删去李敖序文外，其余均照初版排印。笔者所据即传记文学出版社版本。
[123] 《蒋廷黻选集》第1册，第45页。
[124] 《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6—128页。
[125] 陈师这篇《重印前言》，先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为题，发表于1986年6月16日《文汇报》。
[12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13页；第11页。
[12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13页；第11页。
[12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36页。以下节叙各章内容的引文均见蒋著《中国近代史》岳麓版，不另注明。
[129]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七节，第127页。
[130]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13页；第11页。
[13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24页。
[13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24页。
[13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8页；第17页；第30页。
[134] 李群：《杀人篇》，原载《清议报》第88期。转引自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2页。
[135] 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页。
[136] 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8页；第17页；第30页。
[137] 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8页；第17页；第30页。
[138] 那是道光帝在嘉奖广州反入城有功人员的上谕中说的话：“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梁廷《夷氛闻记》卷五，《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100页。又，关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方针由抚转剿的变化，可参阅拙作《1843—1847年广州与上海对外关系的探讨》，《现代与传统》第二辑，1994年。
[139] 《软尘私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529页。
[14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9页。
[141] 《户部进呈江南司郎中汤鹏为敬筹善后事宜三十条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78—396页。
[142] 有关汤鹏的奏议内容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可参见拙作《〈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史林》1997年第3期。
[143] 见拙著《论陈宝琛与“前清流”》，《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144] 李敖：《蒋廷黻选集序》，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14页。
[145] 引自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七卷六期，第27页。
[146] 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第2页。
[147] 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