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叶参座”

1931年冬，中央苏区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红军以少敌多，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红色政权的新篇章。在随后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叶剑英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

上任后，叶剑英马上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工作。他心里十分清楚，敌人很快会卷土重来，军队工作丝毫不能懈怠。当时，红军总部机关还处于初创阶段，组织松散，分工不明确，机关和部队的沟通不够顺畅，常有误时误事的情况发生。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等的支持下，叶剑英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司令部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作战。他们吸取了孙中山创建革命军队和国共合作时期军队建设的经验，参考苏联红军模式，总结中国工农红军这几年来的成绩，深入调查，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确定了新的司令部机关编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原来设置不合理、职能不明确的一些机关，例如仿照国民党军队编制设立的副官处等，均予以精简合并。

过去十几年的沙场生涯使叶剑英深刻意识到，参谋工作的重点就是为作战指挥服务、满足打仗的需要、保证军队胜利。当时很多红军战士不懂如何看地图，行军主要靠向导。有时缴获了宝贵的地图也随便丢掉，非常可惜。叶剑英明确要求成立地图科，专门收集地图，组织参谋人员学习利用地图行军作战。他还十分重视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组织有计划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截获了大量情报。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司令号会议，使全军在统一的号音下作息、行军、战斗。当时，有些红军战士身上还带有游击习气。叶剑英仔细研究了苏联红军以及美国、日本军队的战斗条令、参谋条例和后勤工作条例，结合当时反“围剿”作战的需要和工农红军的特点，拟订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严肃组织纪律，整顿部队风貌。经过这一番调整，司令部机关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大为提高。

在健全机关建设的同时，叶剑英也不忘紧抓队伍建设，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他多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会议，今讲苏联红军、古谈《孙子兵法》，最终落脚工农红军实际，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他还抽空亲自给参谋人员上课。考虑到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叶剑英喜欢用讲故事、打比方来说明道理，经常现场示范，手把手地教大家，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诲人不倦，得到了参谋们的一致好评。

时光在忙碌的工作中过得飞快，转眼间已是1932年5月。战场上再次烽烟四起，国民党举重兵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叶剑英亲赴前线了解敌情，带领参谋人员赶制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中革军委据此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很快，战役大获全胜。红军歼敌3个旅，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一时间人心大振。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的信中，特别称赞道：“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长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收获伟大成功。”其他红军干部也都对叶剑英的工作嘉许不已，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这是叶剑英第一次在人民军队中担任参谋长的职务。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剑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智多星。在此后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先后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反“围剿”作战时期的“叶参座”，正是这颗智多星冉冉升起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