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自责最甚的是任由你把我带到精神高度荡然无存的境地。人格的基础是意志力，我却让自己的意志力完全臣服于你。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真得不能再真。其中有几种原因，包括就像出于某种身体需要似的，你无休止地闹脾气，这让你的心灵与身体发生扭曲，使你变成一个别人不敢看不敢听的怪物；你遗传了令尊那种可怕的狂躁，这狂躁又驱使你不停写出一些让人反胃恶心的书信；你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突然像癫痫发作那样大吵大嚷，就是板起一张臭脸，久久闷不吭声。我在许多信中都提过你的这些毛病（你从不把我的信当一回事，到处乱放，不是掉在萨沃伊饭店便是其他什么饭店，被人捡去。其中一封还落到令尊的律师手中，被当作呈堂证供）。在那些信中，我都不无悲情地恳求你（如果你当时了解什么叫悲情自会看出），我会要命地屈服于你与日俱增的苛索，正是上述你的种种毛病所导致。那是小性子对大性子的胜利，那是以弱凌强的范例，而正如我在一出戏剧里说过的那样，弱者的专制统治是“唯一可持久的专制统治”^[12]。

我的屈服是无可避免的。在人生的每种关系里，我们都必须找出相处之道（moyen de vivre）。与你的相处之道是：要么全听你的，要么放弃你，再没有第三个选项。出于对你的爱（哪怕是错爱），出于对你性情缺憾的极大怜悯，出于我有口皆碑的好性情和凯尔特人怕麻烦的个性，出于艺术家对吵嚷场面和恶言相向的反感，出于我当时受不了别人恨我，出于我不愿生活的美被鸡毛蒜皮的事破坏——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事事向你让步。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你的要求、你控制我的努力和你的苛索变本加厉，越发不可理喻。你那些最委琐的动机、你那些最低下的口腹之欲、你那些最平凡的激情对你来说变成了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而为了成全这些法则，有必要时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让别人牺牲。因为知道大吵大闹总可以让你如愿以偿，你自然会（我相信几乎是不自觉的）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最难听、最下流的话都说得出口。但说到底，你并不知道自己汲汲营营的是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目标何在。出于盲目和无止境的贪婪，你吸尽我的才华、意志力和财富，占去我的整个存在。你把它拿走了。另一方面，在我人生最为关键和悲剧性的时刻，就在我要为我的荒谬行动踏出可哀可叹第一步^[13]的前一刻，我又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是令尊在我的俱乐部里留了一张名片攻讦我，另一方面是你用一些恶心程度不遑多让的信挞伐我。在我任你把我拉到初级法庭申请那纸荒唐拘捕令那天早上，你又出于最可耻的理由给我写了一封最恶毒的信。夹在你们父子中间让我晕头转向。我的判断能力舍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容我坦白说，在你们的夹击下，我看不到有路可逃。我像脚步蹒跚的牛那样，盲目地走进屠宰场。会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心理学的大错。我一直以为，在小事情上事事迁就你无伤大雅，因为一旦遇到大事情，我的意志力自然会重新振作，发挥出原有的威力。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前面所说的那个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完全不见踪影。人生其实无所谓大事小事之分，每件事都是同等的价值和同等的规模。我养成了事事迁就你的习惯（起初只是因为懒得计较），而这习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本性的一部分。在我不自知的情况下，它已经把我的性情定型为一种永久和致命的心态。这就是何以佩特^[14]会在其散文集的跋里说：“失败源于形成习惯。”牛津那些笨蛋还以为他说这话是故意跟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唱反调，不晓得其中潜藏着一个莫大和可怕的真理。我无知地任你榨干我的人格力量，而“形成习惯”所带给我的还不只是失败，更是毁灭。你在精神层面对我的杀伤力甚于艺术层面。

拘捕令下来之后，一切当然便完全落入你意志的主导。当时，我本应留在伦敦听取律师的意见，冷静思考一下我是如何掉入自己布下的蠢陷阱（令尊至今还这样称呼它）的，但你硬要我带你到蒙特卡洛去玩。在那个天底下最让人反感的地方，你没日没夜地赌，赌场开到多晚便赌到多晚。因为我对百家乐缺乏兴趣，只有在一旁枯坐的份。你甚至不愿意抽五分钟空和我谈谈你和令尊所带给我的困境。我唯一的作用是为你支付饭店开销和为你补给赌资。只要我稍稍提到我即将面临的磨难，你便满脸不耐烦的表情。侍者推荐的一种新品牌香槟更让你感兴趣。

回到伦敦之后，那些真正为我着想的朋友都劝我走避国外，不要去面对一桩不可能打赢的官司。你却说他们是居心不良，又说我若是听从他们便会变成懦夫。你逼我留下来，逼我在证人席上用荒谬和愚蠢的伪证顶住一切诘问。到头来，我当然成了阶下囚，而令尊则成了当时得胜的英雄——还不只是英雄，更是不朽者。就像历史曾经出于什么滑稽原因而让克利俄（Clio）成为众缪斯女神中最不正经的一位，令尊也将以好父亲的形象永存于主日学校的读物里，而你亦会被媲美为婴儿撒母耳^[15]。至于我，则会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吉尔斯·德·莱斯和萨德侯爵^[16]一类的人渣排排坐。

我当然早该摆脱你。我早该像人们抖掉衣服上的虱子那样，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抖掉。埃斯库罗斯^[17]最精彩的一出戏里有这么一段：一个大领主把一头小狮带回家养。小东西每逢大领主喊它都会眼睛一亮，又会摇头摆尾讨食物吃，让主人疼爱有加，不料这小狮长大后兽性复萌，把大领主本人、他的房子和财产全给毁了。我觉得我也是养狮为患。但我的错不在没有离开你，而在离开过你太多次。若是没记错，我固定地每三个月会结束你我的友谊一次，而每次你总是用哀求、电报、书信求我原谅，不然就是找你或我的朋友代为说项。就我所记得的，最早一次发生在一八九三年三月底，当时我们待在戈灵。那一天，当你负气走出我租赁的房子之后，我决计不再跟你说话，也决计无论如何不让你跟我在一起，因为前一晚你大吵大闹一通，让我反感之极。但你从布里斯托尔（Bristol）写信和发电报来求我原谅。然后你的导师^[18]（他还没离开我家）又出面求情，说你有些时候真的控制不了自己，不是故意的；又说莫德林学院大部分人也持相同看法。于是我答应再见你一面，而我当然也原谅了你。回城的路上，你央求我把你带到萨沃伊饭店去玩。这对我而言确实是个致命让步。

三个月后（即六月，当时我们还待在戈灵），有个周末，你一些牛津的朋友来访，从周六待到周一。他们临走那个早上，你又当众对我发了一顿可怕至极的脾气，逼得我必须再次提出分手。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站在平坦的槌球场里，四周是漂亮的草坪，而我向你指出，我们在一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因为再这样下去，你绝对会毁了我，而我也显然并未能把快乐带给你。只有彻底分手才是合乎哲学的明智之道。你吃过午饭后臭着脸离开，事前交给管家一封恶毒的信件，要他等你走后再交给我。但不到三天，你又发来电报求我原谅，求我让你回来。我租那屋子原是为了取悦你，我雇你的仆人为仆原是应你之请，我也总是为你的可怕脾气感到深深遗憾，认为你只是不由自主并深受其害。更何况我还对你充满情意。所以我答应让你回来，并原谅了你。再三个月后的九月，你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吵大闹。这一次的起因是我指出你在把《莎乐美》翻译为英文的时候，犯了一些小学生才会犯的错误。如今你的法文想必已大有长进，应该看得出来那译文既配不上原作，也配不上你牛津人的身份。但当时你还没有这种见识，而在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你表示你对我“毫无知性方面的亏欠”。我记得，读到这话时，我感到那是你我交往期间你说过的唯一一句至理名言。我由此明白，当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会更适合你。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怪你，而只是想指出一个有关人与人相处的事实。一切人际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说到底都是一场交谈，而交谈必须有共同基础，在文化修养程度极不对等的两个人之间，唯一可能的基础就是最低层次的一种。鸡毛蒜皮的思想和行为一样可以很可爱。我曾用它们作为一种非常杰出的哲学的基石，以戏剧和吊诡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你我生活中的蠢话蠢事让我厌倦异常：你唯一的话题是烂泥巴^[19]。你开口闭口净谈这些，它们无疑极度引人入胜，但听多了还是让我感觉无比单调，倒尽胃口。它们常常让我无聊得要命，但我仍然接受，就像接受你对杂耍剧场的狂热，接受你在吃喝上躁郁症似的铺张无度。换言之，我只是在强忍，以此作为多理解你一点的代价。离开戈灵之后，我去了迪纳尔^[20]半个月。你因为我不带你去而大发雷霆，在我们还住在阿尔伯马尔饭店（Albemarle Hotel）时便闹了几次，接着又连续发电报到我暂住几天的乡村别墅骂我。我先前解释过何以不让你随行：你有责任多陪陪家人，因为你一整个夏天都在别处过。我话是这样说，但实际的理由是，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可能容许你与我同行。你我黏在一起已快十二周。我需要休息，需要从与你共处的可怕压力中解放出来。我必须有一点点时间独处，那是知性的一种必需。所以我得承认，从你的信中（上面引用过的那封），我看出一个可以结束我们致命友谊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像三个月前在戈灵一个晴朗六月天的早上那样，向你提出分手。然而，这时又有人出面为你说话（不瞒你说，这人是我的朋友，曾在有困难时得到过你的帮助）。他说，如果我像退回小学生作业那样把你的译文退回给你，对你的伤害未免太大，又说我在知性上对你要求太过严苛，而且，不管你对我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你对我都是一片挚诚。这番劝说让我怦然心动。首先，我想到你在文学上刚起步，我不应该成为第一个泼你冷水或让你泄气的人，何况我也清楚地知道，除非由一个诗人来翻译《莎乐美》，否则绝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传达出它的节奏和色彩。另外，“一片挚诚”在我看来（当时如此，至今还是如此）是一种美好事物，不应轻言舍弃。所以我就答应接受那译文，也接受你回来。然后，刚好又是三个月之后，你又当众闹了几场。最让人厌恶的一次发生在周一傍晚，当时你把两个朋友带到我住的套房去。第二天，为了躲你，我随便给家人编了个必须马上出远门的可笑理由，又留给仆人一个假地址，以防你会搭下一班火车追踪而至。记得那天下午，坐在火车车厢里向巴黎疾驰时，我只觉得自己的处境荒谬至极：我堂堂一个世界知名人物，竟为了切断一段对知性和精神两方面都有害的友谊，逃出英国；那个逼得我夹着尾巴逃走的不是什么从下水道或泥潭跃入现代生活的可怕怪物，而是阁下——一个与我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曾经像我一样上过牛津大学，还是我家一个固定的座上宾。就像往常一样，你那些恳求原谅和表示知错的电报随后便到，但我没有理会。最后你威胁说，除非我答应见你一面，否则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到埃及去。是我央求令堂把你送到埃及的（我事前询问过你，提出的时候你也在场），因为继续待在伦敦只会毁掉你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你不去埃及，令堂将会失望透顶。为她着想的缘故，我答应了见你，而在强烈情感的驱使下，我也原谅了你过去的一切——但没有对未来做出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