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六乙
本刊今年第3期发表了何闻对话剧《车站》的评论。评论者对作品中他认为是不健康的思想情绪提出批评，这是必要的。对一个文艺作品，往往有不同的甚至很分歧的看法，应当有所争鸣，以利于共同提高认识，这也是必要的和正常的。曲六乙同志对于《车站》的评价和有关评论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发表于下。
——编者
一
今年三月，《文艺报》《戏剧报》分别发表了对话剧《车站》进行批评的文章。他们有些意见是对的，对作者很有教益，但还有不少批评则是值得商榷的。
批评文章说，《车站》的演出，“使人感到我们的生活是一片混乱”，“是把人们引向一种思想的歧路”，“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一种扭曲”。我觉得这些批评不符合《车站》的创作实际。《车站》的作者高行健说：“多声部话剧《车站》是一个初步尝试”，它“遵循着喜剧的一般规律”，“展现了在人生道路上等车的人们如何白白浪费着生命，以及他们心理变化的过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车站》的说明书，则进一步点出作品的主题：“未来属于不说废话，争取时间，认真进取的人们。”
为了验证这些话，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剧情：八个乘客在郊区一个汽车站上候车进城，往来汽车不少，可都不停。乘客们十分着急，发了许多牢骚和议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有这类不愉快的烦恼）。其中一个沉默的人看看手表，望望天空，一声不响地徒步进城了。这里作者用了怪诞的夸张手法：时间飞速地逝去。七个乘客等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人们都变老了，这时才发现站牌上没有站名，上面贴了一张改变线路的通告，但字迹已模糊不清。他们有的懊悔，有的谩骂，有的灰心丧气，悲观厌世。这时他们才想起沉默的人，羡慕他当机立断，没有傻等。这时，在聚光灯的束光里，沉默的人出现在观众席后四周的高台上，在昂扬的音乐旋律中挺胸阔步地前进着。导演构思的寓意是：让沉默的人的永远进取的形象，在其他乘客（包括观众）的心灵上得到映照。戏的结尾，乘客们停止了牢骚，在“宏大而诙谐的进行曲”（剧本舞台提示语）的旋律中，互相关照着一起动身进城。《车站》通过对比与映照手法，讽刺了七个乘客在废弃了的车站上稀里糊涂地傻等，在自我烦恼中白白浪费了时间、青春与生命；与此同时，歌颂了沉默的人的不说废话、认真进取的精神。剧本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不要等待，要做时间的主人，不要怨天尤人，要克服自身的思想惰性。
剧本给予我们的思想启示是深刻的，它使我们联想起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足足浪费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青春与生命。也必然联想到现实生活里那些令人烦恼的事：排队理发、洗澡、买票、挂号看病、买紧俏商品，多少宝贵的时间在烦恼的排队等待中悄悄溜走。尤有甚者，由于官僚主义和体制上的各种弊端，人们不得不在“文山会海”、推诿扯皮、“研究研究”、公文旅行中过日子。时间、效率、速度，对祖国“四化”建设是多么重要啊！记得周总理在批评某市建设工作的严重拖拉作风时说：“拖呀拖，拖呀拖，大姑娘拖成了老太婆！”田汉在l957年也发出过“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呼吁。时间的浪费，是人世间最大的浪费。所以鲁迅曾说：无端浪费人家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至今有谁能计算清楚我们十亿人口，多年来在上述那些消极生活现象中，究竟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青春与生命！而党自三中全会以来，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诸如改革体制，克服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加强与扩大服务行业等等，其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尽快消除上述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各种消极生活现象，让人们的青春与生命，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些联想有道理，但与《车站》无关。因为它反映的只是等车的小问题，况且七个乘客都并不愿意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作者为什么不批评造成浪费的原因，反而要对他们进行讽刺呢？两篇批评文章也有类似的责难。但我要说，剧本有意不写明造成浪费时间的客观因素，正是作者的高明处。因为，如果就事论事，或写汽车公司的官僚主义，或司机的故意刁难，或写客多车少的矛盾等等，固然也有教育作用，但这样就容易写得肤浅：观众和乘客就会完全归咎于客观的或社会的原因，而疏于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碰到这种现象：一方面埋怨别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另一方面自己却不思奋发，安然如故，仍在继续浪费着自己和别人的宝贵时间。这就是多年来由于缺乏效率观念而养成的，或叫积习甚深的一种习惯惰性。这种习惯惰性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淀，因此，作者在《车站》里通过对比、映照的手法，呼吁人们不要像七个乘客那样怨天尤人，不要强调客观条件给自己带来的困难，不要在争吵与谩骂中自寻烦恼，而应像沉默的人那样，不埋怨客观条件，不讲废话，不浪费宝贵时间，留着精力走自己应走的路。想做时间的主人，只能靠自己去主动争取。作者有意把车站象征着人生道路的一站，就是想赋予剧本以普遍的深刻的含义。作者这种创作意图，在剧中是否准确地体现了出来，以及体现了多少，可以分析、探讨，但不应把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曲解为作者对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怀疑。所谓“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扭曲”“引向一种思想的歧路”等等的批评，是不公平的。
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由于作者套用了荒诞派的许多表现手段，如隐喻和抽象的手法，以及意识流的语言，特别是那些语义含混、可以作不同理解的多层次的台词，给观众的欣赏和感受，造成了相当的困惑，致使剧本的主题思想笼罩了一层朦胧的雾瘴。还有，作者对乘客们的消沉、绝望、悲哀的情绪，写得也太过分了。诸如，“我们被生活甩了，世界把我们都忘光了”，“不死就这样活着又多无聊啊”，“这叫什么生活啊，倒不如死了好”等等。当然，剧中人物的话，并不就是作者想说的话；人物的思想并不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特别是这些话，这些思想情绪，出自被作者所批评、所讽刺的人物口中。显然作者是要通过自己肯定的正面人物“沉默的人”在舞台上的对比与映照，来否定那些乘客的悲观厌世、绝望哀鸣的思想情绪。但遗憾的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沉默的人的艺术形象，抽象，苍白，贫血，作者赋予人物以音乐形象，如“宇宙声”“宏大而诙谐的进行曲”等音乐旋律的烘托，意图虽好，却不能增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而那些乘客的悲观消沉情绪，却写得十分具体而又强烈。两者对比、映照的结果，便产生了“正不压邪”的印象。作者曾十分欣赏自己对沉默的人的塑造，用了“艺术的抽象”手法。但这“艺术的抽象”的手法由于没有运用得当，它反而变成了一条绳子，捆住了作者艺术创造的翅膀。作者没有料到自己竟是自食苦果。
这里还应着重指出，七个乘客的悲观厌世的思想情绪，不是作者的凭空杜撰，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前一个时期社会上一度流行的所谓“信仰危机”的错误思潮。有那么一些人，从消极方面接受建国以来某些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对党的领导不信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信仰，对“四化”建设缺少信心，对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车站》中某些乘客流露出的孤独感、上当感、幻灭感，实际就是这种错误思潮的曲折映射。当然，问题不在于作品是否可以反映这种错误思潮，关键在于作者如何反映以及怎样对待这种错误思潮。我们没有任何依据责难作者有意渲染这种错误思潮。但近年来的某些作品患有一种奇特的流行病：以让人物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大发牢骚为时髦，并以此取悦、讨好某些观众。我不知作者是否受到这种流行病的传染，但却未能注意调动有力的艺术手段，对这种思潮进行令人信服的批驳与疏导，从而造成了作品的严重思想缺陷。这个问题，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的。
二
批评《车站》的文章说：“《车站》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不瞒读者，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看法，还一度写过批评稿。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发现不对了。这里提醒读者注意几个事实。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七篇有关戏剧理论的论文，大都写在几年前社会上流行现代主义和“萨特热”的时候，但作者似乎没有受到“萨特热”的辐射。在九万字的《初探》里，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只介绍了十二行文字。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字里行间，对萨特并没有什么好感，更没有任何吹捧。高行健是个不隐讳自己观点的作者，他在几篇论文中曾申明自己写的六个剧本，分别运用了西方现代派一些艺术技巧与手法。在谈到创作《绝对信号》时说：这个剧本“一方面沿用了传统的矛盾冲突的手法，又把这番矛盾冲突象情势剧一样置于一个特定的情况之中”。此外，他谈到创作《喀拉巴山口》时，也提到对萨特情势剧描写环境手法的借鉴，但至今没有任何人批评它们宣扬存在主义。而有趣的是，相对说来它们是作者六个剧本中思想倾向、艺术描写较好的两个剧本。这说明，尽管我们不接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点，而萨特的某些艺术技巧仍然可以批判地接受。作者也持有这种观点。我们没有必要把萨特的艺术技巧（还有倾向好的剧作）视为瘟疫。
那么，在《车站》的创作实际中到底有没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有人说有。理由是沉默的人“不相信汽车，不相信这条路线，不相信司机，也不相信等车的群众，他不相信按照目前的办法能够达到前进的目标，要走‘自己的路’”。但另一方面这种批评又说：“‘汽车公司’是骗人的，司机成心要甩下等车的观众，‘站牌’是过了时的。”这些自相矛盾的批评与指责，既不符合剧作实际情况，又违反人们正常的逻辑推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批评者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指责，是为了硬让读者相信，《车站》在宣扬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大家知道，存在主义哲学宣传虚无主义、人生的荒诞和对现实社会的怀疑。于是批评者就“分析”出沉默的人有五个“不相信”，以此来“论证”沉默的人“看透了现存的一切”，对社会主义现状表示怀疑，对人生采取了虚无主义态度。这不符合事实。又如，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自我选择”。于是批评文章便“论证”出《车站》的主题是：“不相信现存的东西，走自己的路，‘自我选择’。”天哪，如果这个莫须有的推论法能够成立，那么古今中外的戏剧人物，如娜拉的出走，王昭君的出塞，赵五娘的上路，崔莺莺的酬简，徐九经的辞官以及《战斗里成长》里赵石头的投身革命，都属“自我选择”，岂不都沾上了“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全成了萨特的忠实信徒？
还有一种意见说，沉默的人“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不同群众一道来改变现状”所以是个人主义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冠以“极端”二字）。此外又说他还是一个“抗议者”的形象，他“用沉默来对抗周围的世界”。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式的责难，沉默的人不愿和其他乘客一起傻等，一声不吭，徒步进城，怎么就成了“对抗周围的世界”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呢？这种意见在批评《车站》时，还把过去一些同志对《绝对信号》的评论联系到一起，这也是很奇怪的。他认为，高行健“写的第一个剧本”《绝对信号》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也“表现了明显的思想缺陷”。但“这个戏在演出上运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着意渲染犯罪者的心理活动，因而博得了评论者的赞扬”。而这种赞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助长作者发展他的消极面的不良作用，作者接着拿出了《车站》”。
这里出现了几个明显的错误。首先，作者先写的剧本不是《绝对信号》，而是《车站》，只是北京“人艺”上演这两个戏的时序有了颠倒。因此，指责《绝对信号》的评论者们助长了作者发展他的消极的不良作用，以至产生了《车站》，这是不负责的批评。其次，说《绝对信号》因“着意渲染犯罪者的心理”，才博得了评论者们的赞扬，这也不是事实。我翻遍了所能读到的有关评论文章，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糊涂评论者。但我赞成这位批评者的这句话：“诚挚的批评比廉价的喝彩更有价值。”我确信那些评论《绝对信号》的文章，不是“廉价的喝彩”。
三
高行健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一系列戏剧论文，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有些论点需要进一步商榷，但他不是西方现代派的盲目崇拜者。那种批评他对西方现代派戏剧“盲目崇拜”“无限崇拜”，并以《车站》作为“明显的例证”，指责作者“把西方现代派的世界观、艺术观也一股脑地‘移植’过来，作为我们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企图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的说法，这实在是委屈了作者。我仔细研究了他的全部理论著作和六个剧本，在那些论文中，我感觉到他对近年来戏剧演出商业化倾向的不满，为演出质量不高、上座率低而焦虑，也为如何从银幕、荧屏前夺回失去的戏剧观众而沉思。他和志同道合的导演林兆华等人结成一个创作集体，立志为创造适应今天观众审美需求的话剧艺术而不断地进行各种试验，其中包括小剧场演出形式的尝试。他先后写的六个剧本（其中一个是同别人合写的），分别采用喜剧、闹剧、抒情、叙事等体裁、风格进行多方面试验。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是正常现象。如果说，“666”的发明者没有665次的失败，就不会有最后一次的成功；居里夫人没有经过无数次失败，也不可能发现镭元素，那么也应允许文艺创作上出现失误。《车站》就是这样的作品。
作者如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会把今天的失误变成以后走向成功的阶梯。至于批评，应当坚持两分法，以理服人，不宜以偏概全，草率从事。我愿和同行朋友一起克服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坚持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戏剧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原载《文艺报》198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