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任教宗

梵蒂冈城门外聚集着一小群人，他们向驶来的黑色轿车鼓掌示意，直到它们缓慢地驶进中世纪的城墙。为表回应或致意，又或是习惯使然，每一位抵达的枢机都在轿车后排挥手祝福众人。城门两旁各站着一位衣着犹如小丑的瑞士侍卫兵（Swiss Guards），他们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掌举到闪亮的头盔处，向枢机致敬。没过多久，当最后一位枢机抵达使徒宫时，六位官员小跑着穿过狭长阴冷的大厅，每个人手里都摇着一枚铃铛，一个声音喊着：“闲杂人等速速离开（Extra omnes）！”直到所有无关人员都离开教堂。教宗选举会议的典礼官是来自基吉家族的亲王，他手里攥着一串巨大的古旧钥匙，从门外锁住了沉重的大门。身为教宗名誉侍从的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则从里面把门锁上。窗户也一扇扇紧闭起来。这一天是1922年2月2日，周四。直到新任教宗诞生，大门才会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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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笃十五世开始久咳不止，不过是两周前的事情。尽管教宗个头不高、身体虚弱，从小走路就有点跛（梵蒂冈的闲话中他被喊作“小矮子”），但他并不显老，而且在他端坐圣彼得宝座的七年间，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然而一开始的支气管炎很快就恶化成肺结核，六十八岁的本笃接受了临终圣礼，第二天下午，躺在简易铁床上的他失去了意识。次日上午，他与世长辞。[1]

当为人和蔼可亲、反对现代主义的庇护十世在1914年过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响，而彼时的贾科莫·德拉·基耶萨是个不太寻常的教宗人选。因为在五十二位枢机共聚梵蒂冈推举教宗继任人的时候，德拉·基耶萨才当了三个月的枢机。他出身贵族，家庭却一点都不富裕，他极高的天资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的外表和教宗的形象相去甚远。尽管仪态雍容、举止文雅，但他身材矮小、肤色灰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牙齿还翘露出来。从鼻子、嘴巴、眼睛到肩膀，他外形的方方面面都显得有点扭曲。[2]

当德拉·基耶萨还是一位年轻的神父时，他曾供职于梵蒂冈国务院，这个机构负责处理教宗与世界各国政府的关系。他在国务院里逐步高升，并于1913年被派往博洛尼亚担任大主教。

有些人认为，德拉·基耶萨之所以被调离梵蒂冈，是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Rafael Merry del Val）枢机在从中作梗。他是庇护十世的国务卿，也是教宗在教士中铲除一切“现代主义”迹象的得力助手。庇护十世担心现代主义观念会取代教会传承数百年的教义。在他看来，最为道德沦丧的莫过于个人权利和宗教自由的信念，此外还有一些异端邪说非常可憎，比如政教分离，比如信仰应当与科学达成妥协。梅里·德尔瓦尔认为德拉·基耶萨为人过于温和，就想要远远地将他排挤到教会权力的宝座之外。[3]

在第十轮投票中，德拉·基耶萨勉强达到了当选教宗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梅里·德尔瓦尔阵线的一位强硬分子，加埃塔诺·德·拉伊（Gaetano De Lai）枢机试图羞辱新任教宗，要求检查他的选票，看看德拉·基耶萨有没有投给自己。

庇护十世过世时，意大利已然人人自危，可当他的继任者在1922年过世时，意大利则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动荡之中。许多人害怕革命随时会爆发，尽管在点燃革命的是社会党人还是法西斯党人的问题上，他们可能存在分歧。精英阶层原本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将分裂无助的意大利人团结起来，将民众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但是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意大利阵亡人数超过五十万，伤员数目则更加庞大。这些复员的军人卸甲还乡，可是工作机会却少得可怜。这个国家的政界领袖似已无力走出这场危机。

此时的社会党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扩张期，他们希望借众怒的东风，登上权力的宝座。工人们占领了都灵、米兰和热那亚的工厂。农业劳作者则发起了罢工，威胁到守旧的农村地主阶级。仅仅在两年前，也就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受到苏共榜样的激励，意大利的抗议者梦想未来有一天，工人和农民也会在意大利夺得统治地位。[4]

然而社会党人还需面对从自身分裂出来的武装威胁。战后不久，时年三十九岁、曾经位列意大利最杰出社会党人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起了一项全新的法西斯运动。这项运动借重那些愤愤不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开始在全国上下各个城市萌芽壮大。它最先招募的成员与墨索里尼本人类似，都是些左翼分子，而且跟他一样敌视教会和教士。但墨索里尼很快就转变方向，不再诋毁教士和那些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转而谴责社会党人是反对意大利参战的罪人，此后流入的成员便都是极端的右翼分子。

在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城市的总部，这些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分子钻进车辆，横扫乡村，烧毁工会大厅、社会党会议室以及左翼报纸的办公场所。墨索里尼并不直接控制这些黑衫军（Squadrismo），他们的行动受到地方法西斯头目的指使。这些团体从1919年开始攻击社会党官员和活跃分子，对他们实施殴打，并把蓖麻油灌到他们的喉咙里，这样的暴力行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愈演愈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不断升级。黑衫军喜欢用蓖麻油施虐，因为它不仅令受虐者恶心，还会导致无法控制的腹泻，给受虐者带来极端的羞辱。社会党市长和市议员们都给吓怕了，全都跑路了，令意大利的大片领土落入了法西斯恶棍的掌控之中。[5]

这些“施虐暴行”还瞄准了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成员。新成立的人民党是意大利天主教徒试图对政界施加影响的创举。此外，梵蒂冈竟然喜闻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创建，这本身也是一种新事态。多年以前，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II）原本是意大利西北部撒丁王国的君主，首都定在都灵，1861年，当他吞并了意大利半岛的多数领土后，他宣布意大利王国从此建国。那些凭借策动叛乱和武力征服打下的领土中，绝大多数是历任教宗的领土，如今却仅余罗马及其腹地仍然归属于教宗国（Papal States）。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罗马，宣布意大利王国从此定都罗马。庇护九世只得撤退到梵蒂冈，发誓除非教宗国能够复国，否则他一辈子都不会踏出梵蒂冈城墙一步。

教宗将国王逐出教会，禁止天主教徒参与全国大选投票，也禁止他们去竞选议员；他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重返罗马，恢复教宗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19世纪渐渐步入尾声，这一希望越来越渺茫，反倒是社会党运动的急剧扩张，给教会带来了新的威胁。从19世纪中期的庇护九世开始，历任教宗都曾出言谴责社会主义。1891年，利奥十三世在其著名的《劳工通谕》（Rerum novarum）中控诉社会党人，认为他们“将穷人教唆出仇富心理”。他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他们废除私有财产的提议。待到19、20世纪之交，梵蒂冈已然明确表态，社会主义乃是教会不共戴天的敌人。

20世纪初，当选举权在意大利逐渐普及开来，梵蒂冈对于选举投票的禁令变得愈发难以维系。除非教会采取实际行动，否则社会党人很有可能就会上台掌权。1918年11月，西西里神父路易吉·斯图尔佐会见了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同他讨论筹备天主教政党的计划。他们把这个政党称作意大利人民党，它要跟社会党人拼抢农民和工人，给他们一个能够不断得到进步的平台。第二年初，在本笃十五世的降福下，政党正式成立。待到1922年，它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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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教宗选举会议变成了两大派系间的一决雌雄。一派枢机拒绝同现代社会妥协，因而号称“狂热派”（zelanti）。他们对庇护十世的年代怀有乡愁，希望教会能够重拾对现代之恶的征战。另一派则较为温和，他们号称“政治家派”（politicians），希望能够继续本笃十五世相对中庸的路线，并且延续外向的政策。领导狂热派的是庇护十世的国务卿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而本笃十五世的国务卿彼得罗·加斯帕里则是温和派的拥护者。教宗选举会议逐渐变成一场史诗大战，交战的核心在于天主教会在20世纪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路线，而结果的不确定性更为这场大战增添了不少戏剧性。双方都很难获得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选票，而且也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够令双方达成妥协。[7]

加斯帕里枢机有时被称作牧羊人（pecoraio），然而这个绰号并没有宗教的意味。时年六十九岁的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小村落，家里是实实在在的牧民。这个绰号在意大利语中包含乡巴佬的含义，他自己倒是非常中意，因为这意味着，在那些梵蒂冈枢机团的老油条里，他是个冉冉升起的新贵。在他尚且年幼的时候，每个春天全家人都要跟随羊群进山，然后在秋天返回山谷，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彼得罗送到当地的教区神父那里修习课业。他非常聪明，后来进入教会的神学院深造，和梵蒂冈外交系统的其他官员不同，他没有上过罗马久负盛名的宗座外交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Noble Ecclesiastics），因为这所学校通常只招收贵族子嗣。

加斯帕里长大后成了一位又矮又胖的神父，挪动步履时双足似乎从不离开地面。他的着装“展现出对整洁的毫不在意”。然而他用和蔼可亲填补了仪表上的不足，并深受外交使节团的喜爱。他比划起手势时手舞足蹈，眼睛闪烁着光芒，常常笑得前俯后仰，需要用手把笑翻的红色小瓜帽推回原位。无论在他自己眼里，还是在其他人眼里，加斯帕里有着山区牧民的精明、直觉、韧性和吃苦耐劳。“他那双乌黑聪敏的眼睛，”一位观察者记述道，“将他的巧智显露无遗。”[8]

教宗选举会议于2月2日晚上在西斯廷教堂开幕，五十三位枢机各有一张小桌和一个席位。两位美国枢机仍旧航行在大西洋上，因而缺席了这场会议。三十一位意大利枢机占据了大半席位，因而只有得到意大利人的强烈支持，才有可能当选。教堂前厅的祭坛上立有一根巨大的十字架和六根燃烧的蜡烛。每次递交选票的时候，枢机们就会依据资历一个个向祭坛靠近。每一位都会跪在祭坛的底部位置，祷告上片刻，然后以拉丁文发誓，自己所投之人乃是他相信天主希望当选之人，之后把叠好的选票投入票箱，向十字架鞠躬，再退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两轮投票。通过抓阄选出的三位枢机负责清点票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一庄重的仪式重复了十四次，只出过一次洋相，一位道明会枢机从椅子起身时不小心撞到了桌子，碰翻了一瓶墨水，弄脏了他白色的教士服。[9]

总共有十二位枢机获得选票。第二天，梅里·德尔瓦尔达到他最高的十七票。加斯帕里则在第六轮获得了二十四票，可这一票数在第七轮和第八轮都裹足不前。梵蒂冈城外，一大群既好奇又虔诚的罗马人焦躁地等候着。“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法国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报道说，“那就是大家都对结果一无所知。”[10]第八轮投票后，加斯帕里枢机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他意识到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教宗了。次日，在第三天的投票开始前，他前去拜访了教宗选举会议最年轻的成员阿契尔·拉蒂。拉蒂在几个月前刚刚晋升枢机，而加斯帕里的一番话语令他十分惊讶，加斯帕里说，他会敦促他的支持者把票都投给拉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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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在米兰北部的布里安扎区（Brianza），拉蒂降生在代西奥（Desio）的一座小镇上，当地有着很深的天主教信仰，他的父亲在此地管理着一座丝绸厂。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做事井井有条，令人望而生畏，经营家庭似乎有点大材小用。晚年的时候，拉蒂常常提起她，口吻中带着深深的爱意和敬意，却从来不曾谈论自己的父亲。代西奥和米兰都下辖于奥匈帝国，而拉蒂最早的记忆，是他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曾告诉他，法国和撒丁王国的部队正在附近同奥地利人作战。[11]几周后，意大利半岛长期分治的各个公国和王国悉数消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意大利联合王国。

由于代西奥当地没有学校，阿契尔在十岁的时候被送到叔叔家生活，此人是一位教区神父，在科莫湖旁一座名唤阿索的小镇上布道。他叔叔家算是个社交场所，近旁的神父们常常过来聚会，给这里带来了特别温馨的氛围。这让阿契尔决定以后也要成为一名神父，于是很快就前去神学院读书。他每个夏天都要回到叔叔家，却从来不回父母家。那所神学院的纪律严苛至极，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神父，规章制度必须一字一句得到遵守，然而这些都没有令这位刻苦的男孩感到困扰。[12]他的同学把他叫作“小老头”，因为阿契尔宁愿独自思索，也不愿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13]

1875年，阿契尔进入米兰神学院，准备晋铎。他的阅读涉猎广泛，不仅嗜好但丁等意大利经典作家之作，还阅读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他关注吉姆（出自马克·吐温笔下，哈克贝利·费恩的黑奴伙伴）在人生中面临的挑战，他的同学因此把他叫作非洲人。尽管这个绰号并没有流传开来，但是阿契尔对它颇为自得，还告诉同学说，以后要前往非洲传教。拉蒂最喜欢的是伟大的米兰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多年以后的一天，当他已经贵为教宗，他的典礼官来到他的书房，按照惯例双膝跪下等待指示。教宗则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醉地念诵着曼佐尼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中的一个段落。过了二十分钟，直到停下来时，他才注意到这位双膝跪地的下属。教宗为自己的耽误而致歉，不过微笑着补充道：“蒙席，这些文字难道不值得跪地聆听么！”[14]

在米兰求学四年之后，拉蒂奔赴罗马，在刚刚建校的伦巴第神学院继续他的学业。罗马被历任教宗统治了一千多年，然而九年前，它却被攻陷了，如今成了新建的意大利联合王国的都城。

拉蒂身高五英尺八英寸[15]，胸膛宽阔，一头金发越来越稀疏，此时的他已经戴上了标志性的圆框眼镜，看起来像是一位青年学者。1879年11月，他在罗马恢宏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晋铎，然后又在这座不朽之城待了三年，继续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进修，这里的耶稣会教师用拉丁文授课。

1882年，拉蒂回到米兰，很快被任命为米兰大修院圣语与神学教师。尽管带有圣语的头衔，他本人却没有很好的口才。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到无比清晰的程度，所以讲话速度非常缓慢，总是奋力寻找着恰切的词语；每当他觉得自己说得不对时，就常常自我纠正。[16]他从来都不爱好社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拉蒂待在书堆里要比待在人堆里显得更为自在。执教六年后，他在米兰安波罗修图书馆谋得馆员一职，这座图书馆在古董手稿收藏方面无可匹敌，藏品中珍宝甚多，其中就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大西洋古抄本》（Codice atlantico）。他不仅懂得拉丁语，还掌握了希腊语、法语和德语。

然而拉蒂绝不仅仅是个书呆子。作为一位米兰小伙，他还发展出登山的爱好，并且加入了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设在当地的分部。每到冬天，他就会同登山伙伴（一位神父同侪）一起研究登山材料，探索登山路径，以便第二年夏天能够予以攀登。他坚信成功完全可以通过细致的规划达成。从1885年到1911年，他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达一百次，每次跋涉超过八千英尺。[17]冷空气的冲击、阿尔卑斯山脉悬崖的力度以及一览众山小的风景，都向他展现了天主造物的荣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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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波罗修图书馆馆长于1907年过世，五十岁的拉蒂接替了他的岗位。四年后，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决心要寻找一位继任者。由于阿契尔·拉蒂领导的安波罗修图书馆在声誉上仅次于梵蒂冈图书馆，所以他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人选。米兰报纸在报道这一委任新闻时配了一幅照片，照片里的高级教士头发正渐渐稀疏，然而拉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貌特征仍然是他那副小小的圆框眼镜。这些特征令他显得严肃（有些人会说是忧郁），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位阴沉的教会学者，然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却体会到他慈父般的关怀。为了帮助馆员，令他们的家人不至挨饿，他得到本笃十五世的许可，在梵蒂冈图书馆辟出一片菜园供他们耕种。而每当有人生病时，他都会亲自送去糖果礼物，或是一瓶好酒。[19]

拉蒂原以为自己会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职位上退休，要真是如此，那他也就不会在1922年成为教宗了。然而在1918年3月，他却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委任：本笃十五世命他以教宗大使的身份奔赴华沙。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教宗为什么要选择他来完成这项棘手的任务。他没有外交经验，对波兰也谈不上任何独到的见解，不过奇怪的是，当非常教务部的枢机谈论他的任命时，他们都错以为他懂波兰语。[20]拉蒂时年六十一岁，对自己的新使命感到非常焦躁，但他顺从了教宗的命令，并在5月出发。他错以为自己的出使使命只有短短几个月，他还错以为自己的任务不过是准备好材料，向教宗报告波兰的处境。

当拉蒂抵达华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戮才刚刚结束。波兰人正在筹备国家的独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波兰的多数领土受到俄国人的统治，余下领土则落入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掌控之中。拉蒂的使命非常棘手，因为新波兰的国界还没有确定下来，各方都剑拔弩张。

在波兰境内四处游历时，这位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最常听闻的便是当地教士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将他们视作波兰天主教的敌人。意大利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非常低，只有千分之一，而波兰人口中的犹太人却占到了十分之一。早在十年前，拉蒂曾向米兰的首席拉比（rabbi）学习希伯来语，而他也从未关心过那些基本上被这座城市同化的犹太人口。[21]可是当他和米兰的犹太群体变得越来越熟络时，他意识到梵蒂冈实际上对犹太人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

天主教将犹太人妖魔化的历史非常悠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源头，那时候它仍然是犹太人的一个教派。1555年，教宗保禄四世颁布一纸教宗诏书《因为如此荒谬》（Cum nimis absurdum），命令但凡他国土上的犹太人都必须生活在犹太人区（ghetto）。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联络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他们只能从事最低微的职业。教宗认为，犹太人谋害耶稣，拒绝他的教诲，因而应受到天主的惩罚，“永世为奴”。直到1870年，意大利人攻陷罗马，才将犹太人从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区彻底解放出来。[22]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载，受到梵蒂冈密切审查的耶稣会半月刊《公教文明》对犹太人展开了无情的谴责。这份刊物的读者并非广大天主教徒，它的格调要远远高过他们；它实际上是一个上层窗口，读者群体乃是天主教意见领袖、报纸编辑以及高级教士，方便他们了解梵蒂冈对于各种时事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像阿契尔·拉蒂那样，担任过安波罗修图书馆馆长，那么他就会及时地阅读每期刊物。

“犹太人，”这份刊物的一篇檄文这样写道，“是永远粗野的孩子，他们顽固、肮脏，全都是些盗贼、骗子、无知的蠢人，对周边远近的人来说简直是害虫和灾祸……他们想方设法染指……所有公共财产……他们不仅会控制所有的金钱……一旦允许他们担任公职，他们还会掌控国家的法律。”这份接受梵蒂冈审查的杂志坚称，教会长久以来都教导基督徒要远离那些犹太人，否则他们就会令基督徒沦为他们的奴隶：“那些认为犹太教不过是一门宗教的人，错得多么离谱，受到了多大的欺瞒……它实际上是一个种族、一类人民乃至一个民族！”《公教文明》控诉道，犹太人是道德败坏的异族，他们永远都不会向居住的国家效忠，而只会利用他人的慷慨。那些人也真够蠢的，竟然把同等的权利赋予犹太人。[23]在拉蒂当选教宗几个月后，这份刊物又向犹太人发起进攻，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不仅把俄国革命怪罪到犹太人头上，还警告读者，犹太人已经布下密谋的天罗地网，志在统治整个世界。[24]

浸淫在一个对犹太人抱有如此成见的教会里，拉蒂在波兰遭遇的深入骨髓的反犹主义必然会对他造成影响。波兰天主教精英阶层递交给他的书面报告都在向他诉说，他们对犹太人的威胁有多么忧心忡忡。他们控诉犹太人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和德国入侵者苟合，而且在全国上下的乡镇里化身为贪得无厌的放贷人。他们还将传播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状盖在了犹太人头上，这尤其令拉蒂感到震惊。[25]1918年10月，他将波兰最近的动乱归结给“那些决心引发骚乱的极端政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及犹太人”[26]。当时的波兰发生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屠杀惨案，许多犹太人遇难，他们的家被焚毁。本笃十五世（相较于他的前任而言，对反犹阴谋论不那么赞同）向他求证这些屠杀惨案是否确有其事，拉蒂回答说事件真相难以判断。不过他坚称犹太人是一个危险因素：尽管波兰人民都是善良忠诚的天主教徒，可是他担心“邪恶影响正布下陷阱，威胁着他们，甚至有可能将他们摄住”。这些敌人到底是谁，拉蒂一点都不含糊，他补充道：“这里最邪恶、最强大的影响之一，恐怕就是最强大、最邪恶的影响，正是来自犹太人。”[27]

1919年秋，梵蒂冈对新成立的波兰予以官方认可。拉蒂的使命继续延续，并被任命为教宗驻波兰大使。第二年夏天，红军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同波兰部队多次交锋之后，进军波兰，直捣华沙。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武装起来，准备保卫他们的城市。很多外国人都遁走了，然而拉蒂却要镇守此地。8月15日，全副武装的居民们焦虑地等候着，波兰的反击总算击退了布尔什维克部队。对拉蒂来说，这次经历是一种创伤。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认真体会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他的余生里，他将一直秉持这份信念。[28]

1921年，本笃十五世将拉蒂召回到意大利，并将他晋升为米兰大主教。拉蒂大半辈子都待在图书馆里，几乎没有担任教士的经验，所以教宗的这个选择非常出人意料，然而拉蒂的能力、对教会的无私奉献以及他的大公无私似乎感染了本笃。[29]而拉蒂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米兰，毫无疑问，这肯定也对任命起到了作用。这一任命之后，枢机之冠也随之而来，对于意大利这块最庞大、最富庶的大主教管区而言，这一荣耀乃是惯例使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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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宗选举会议中途，狂热派意识到，无论是梅里·德尔瓦尔，还是他们其他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了，于是他们也决定同阿契尔·拉蒂进行秘密会谈。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拉蒂跟两方派系都不沾边，有可能成为折中的人选。他们还认为，拉蒂是教会高层中资历比较浅的一位，尤其是如果他把自己当选的功劳归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就能轻易对他施加影响。德·拉伊枢机是梵蒂冈负责遴选主教的圣会负责人，他代表他那个团体的十二位枢机，带着这项提议去找了拉蒂。

“我们会把票投给阁下，”德·拉伊告诉他说，“只要阁下答应您不将加斯帕里枢机任命为您的国务卿。”

“我希望并为此祈祷，”拉蒂回答说，“圣灵能够在这么多实至名归的枢机中选择其他人。”不过他补充道：“如果它选择了我，那么我确实会将加斯帕里枢机任命为我的国务卿。”[31]我们并不清楚拉蒂是否已经对加斯帕里做出承诺，不过这种可能性很高。由于他在梵蒂冈的事务上缺乏经验，他可能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留在身边。或者他可能远比他们想象的明智，明白这位国务卿具有很大的价值，能够帮他推挡狂热派的要求。

“阁下有可能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德·拉伊枢机警告道。

“如果我坐上圣彼得宝座的话，那肯定不会是我犯下的唯一一个错误，但必将是第一个。”

待到第十二轮投票，也即第三天的最后一轮投票时，有二十七位枢机将他们赞同的一票投给了米兰大主教。[32]第二天一早，枢机们再度聚集在西斯廷教堂。上午10点钟，他们开始投出第十三轮选票，最后同样没有取得有效结果。而在下一轮投票中，阿契尔·拉蒂获得的票数将会超过三分之二的基准线。

这位不知所措的枢机笔直地坐在座椅上，头向下斜，仿佛肩膀上承担了新的重量，其他五十二位枢机围成一圈将他包围在中心。枢机执事开口问出了那个必要的问题，他的声音洪亮，即便是耳朵再背的人也能够听清：“选举依据教规，将你选为至高教宗，你是否接受这一结果？”拉蒂没有马上回答，个别枢机开始紧张起来。过去整整两分钟，他才抬起头，用拉丁语做出回答。他的声音因情绪激动而颤动着：“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和这一高位并不相称。”枢机们明白新任教宗已然诞生。[33]

随着教宗选举尘埃落定，一辆从那不勒斯驶来的火车停在了台伯河对岸的罗马火车站。两位美国枢机，即波士顿的威廉·奥康奈尔（William O'Connell）以及费城的丹尼斯·多尔蒂（Dennis Dougherty）从火车上走了下来。他们乘坐“伍德罗·威尔逊号”远渡重洋，又从那不勒斯匆忙赶到罗马，却发现自己已经来迟了，这令他们非常不快。奥康奈尔的不悦有其特殊的缘由，他一路晋升至枢机，很大程度上有赖梅里·德尔瓦尔的提携。如果他能够及时到场，将他和多尔蒂的选票投给他，那么结局也许会大为不同。更令他怒火中烧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七年半前庇护十世过世时已经发生过一次：他们根本不给美国人足够的时间赶来罗马。那一次也是直到新任教宗已经选举出来，奥康奈尔才抵达罗马。[34]

拉蒂被护送着从西斯廷教堂来到了近旁的更衣室，他在那里第一次穿上了教宗的白色长袍。更衣室里一共备有三件长袍，一件小号、一件中号、一件大号，足以应对任何选举结果。中号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现在穿着一件白色的教士服、一双丝质的白色长袜，脚穿红色丝质拖鞋，肩披红色绒布披风，边上镶着白鼬皮。他在白色小瓜帽上还戴着一顶红绒帽，下边沿是教宗特有的白鼬皮边，一直盖到耳朵的位置。当他回到西斯廷教堂，走向祭坛前面的宝座时，枢机们纷纷双膝跪地，随后每个人都走上前去，亲吻他的足，恳求他的降福。那个曾经热爱漫步群山的人，如果要遵从四位先人的惯例，那么他就永远都不会离开梵蒂冈这座令人感到逼仄的围城。[35]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到底谁会从选举会议中脱颖而出。意大利的四千万人口中99%都是天主教徒，他们的关注最为密切，不过意大利境外的两亿六千万罗马天主教徒也同样企盼着最终消息的到来。[36]

自从教宗选举会议开始，人群便在圣彼得广场等候，他们眼睛盯着烟囱，那里出现的烟是用选票烧出来的，它会告诉民众教宗何时诞生。[37]在那四天里，烟囱喷出了十三次黑烟，在第四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当落雨的天空下复又积着潮湿的云时，几只手臂开始指向使徒宫里飘荡出来的一缕白烟。五十四分钟后，一位枢机出现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央阳台，面朝广场，缓缓地举起了他的右臂：“教宗诞生。”阿契尔·拉蒂自号庇护十一世，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庇护九世是他年轻时的教宗，而庇护十世将他召来罗马，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38]几年之前，这位只负责领导几位图书馆馆员的人，如今肩负起引领全球三亿天主教徒的责任。

欢呼的人群开始挤向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自从1879年意大利部队攻占罗马，而教宗们开始自称“梵蒂冈囚徒”起，就再也没有哪位教宗向外界展示过他的面容，哪怕只是通过面向圣彼得广场的那几扇窗户。自从庇护九世过世后，三位当选的教宗都在教堂里面降福信徒。

可是这一次，人们被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摄住了目光。圣彼得教堂中央巨门正上方的阳台出现了几位贵族卫兵（Noble Guards），他们面朝广场，将缝有教宗牧徽的红色挂毯悬挂到阳台的扶手上。当身穿白袍的教宗出现在阳台上降福众人时，庞大的广场上弥漫着一片肃穆，人们纷纷跪倒在地。没有人会忘记那些意大利士兵的身影，当时他们被安置在广场上维持秩序，也站在教宗的瑞士侍卫队旁举枪致敬。所有人一同向教宗敬礼。[39]在这座愈发被恐慌摄住的城市里，这是少有的一个平和时刻。是时，暴力和混乱弥漫全国，政府陷入瘫痪。在这一年结束之前，教宗将面临一个抉择，他的决定将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注释：

[1] Salvatorelli 1939, p. 9; Pizzuti 1992, p. 99; Pollard 1999, p. 14.

[2] Pollard 1999, p. 16. 美国记者安妮·麦考密克（1957，p. 17）对于教宗德拉·基耶萨也有类似的观察：“本笃十五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反派教宗，他的位高权重更令他显得矮小，而战火纷飞的时势则将他压得死死的。曾有人在梵蒂冈见他参与公共仪式，头上的三重冕令他萎靡不堪，庄严的刺绣长袍令他更显消瘦，他显然是不堪自身威严的重负。”

[3] ASV, AESS, pos. 515, fasc. 529, ff. 59r–94r.

[4] 1919年12月1日，在新一轮议会的第一场会议上，当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致开幕词时，社会党代表起身走出会议室，高喊“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Milza 2000, pp. 284–285.

[5] Fornari 1971, p. 50.

[6] 条件是该党须向公众明示，梵蒂冈并未介入该党的管理。有关卡洛·斯福尔扎对这场会面的描述，见Scoppola 1976, pp.22–23。另见De Rosa 1958; De Rosa 1959; Molony 1977。斯图尔佐在他的余生里，每逢本笃十五世的忌日，都会为了纪念他而举行弥撒。Pollard 1999, pp. 172–174.

[7] 意大利外交部的档案中包含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许多加密电报，发自世界各地的大使馆，报告各国枢机的投票意向。其中包含许多个名字。ASMAE, APIN, b. 1268.

[8] 后一条评语出自比利时大使。Beyens 1934, pp. 102–103. 而有关加斯帕里不在意着装的评语则出自英国大使亚历克·兰德尔爵士，转引自Pollard 1999, p. 70。我对加斯帕里的描述参考了后来英国大使的报告，出自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 1935, R 402/402/22, in Hachey 1972, pp. 15, 285–287, sections 126–136, and Roberti 1960, pp. 6–7; Morgan 1944, pp. 15, 136–137; and De Vecchi 1983, p. 143。

[9] Aubert 2000, p. 230[基于梅尔切尔（Mercier）枢机的日记]；Lazzarini 1937, pp. 160–161; Beyens 1934, pp. 83–84。

[10] Vavasseur- Desperriers 1996, p. 141.

[11] Venini 2004, p. 128.

[12] Chiron 2006, pp. 20–25.

[13] Puricelli 1996, pp. 28, 36; Durand 2010, p. 4; Aradi 1958, p. 21.

[14] Aradi 1958, p. 43. 教宗深信，终有一天，曼佐尼会受到认可，成为像但丁一样伟大的作家；Venini 2004, p. 181。

[15] 约等于1.73米。——除特殊说明外，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16] Aradi 1958, pp. 65–66.

[17] 在他当选教宗之后，阿尔卑斯俱乐部将他一系列登山见闻编纂成一本小册子（Ratti 1923）。1923年2月，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分三期刊登在《大西洋宪法报》上，题为《登山家神父》（3月4日、11日、18日）。拉扎里尼（1937, pp. 69–71）给出了一份他的登山详单。

[18] 法国驻圣座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1947, pp.21–22）报告说，拉蒂教宗在和他对话时提过他攀登阿尔卑斯的过往。

[19] Tisserant 1939, pp. 393–394; Chiron 2006, p. 86.

[20] 多梅尼科·塔尔迪尼曾写信给孔法洛涅里，谈及他关于庇护十一世的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并在信中提及这一误解。Confalonieri 1993, p. 276.

[21] Lazzarini 1937, pp. 35–36

[22] 我在Kertzer 2001里讲过这个故事。

[23] CC 1880 IV, pp. 108–112.

[24] 《犹太人的全球革命》，CC 1922 IV, pp. 111–121;《犹太—共济会的社会主义运动要统治奥地利》，CC 1922 IV, pp. 369–371。

[25] Morozzo della Rocca 1996, p. 108; 另见Kertzer 2004, pp. 247–249。

[26] ASV, ANI, b. 192, 6. 534r–538r, Achille Ratti a Pietro Gasparri, 24 ottobre 1918.

[27] 阿契尔·拉蒂致彼得罗·加斯帕里的信，1919年1月9日，载Wilk 1997, pp. 3:250–261。就拉蒂出使波兰时对犹太人的看法，可在下文中找到更为全面的描述：Kertzer 2004, pp.245–262.

[28] Pizzuti 1992, p. 110; Chiron 2006, pp. 111–112.

[29] 勒维兰（1996, p. 8）写道：“拉蒂先生晋升至圣安波罗修主教教座，乃是罗马对整个动乱大环境的一种反馈。”

[30] 拉蒂离开波兰，返回罗马，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故事，可在如下文献中找到更为全面的描述：Morozzo della Rocco 1996。加斯帕里本人对这起事件有过描述，并留下了一份打印稿，收于ASV, AESS, pos. 515, fasc. 530, 6. 35r–36r。关于拉蒂在波兰的履历，如下文献颇为详细，参见Pease 2009, chap. 2。

[31] 加斯帕里对于这段对话的回忆，收于Spadolini 1972, pp. 259–260。加斯帕里写道，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正是拉蒂教宗本人。

[32] Pizzuti 1992, pp. 12–13.

[33] 不同的资料来源对于投票的轮数给出了不同的数字。我使用的是目前最完整的版本，收于Aradi 1958, p. 127。据说拉蒂当选，背后有加斯帕里在起作用，这方面的论述参见Falconi 1967, pp. 152–154。法尔科尼以及其他资料还详细记载了狂热派将原本投给梅里·德尔瓦尔的选票，转投给守旧的威尼斯大主教彼得罗·拉封丹（Pietro La Fontaine），他在第十一轮投票中获得了二十四票，而拉蒂则获得了二十五票。梅尔切尔枢机当天的日记也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收于Aubert 2000, and Lazzarini 1937, pp. 160–163。

[34] Fogarty 1996, p. 549. 由于这次的教训，庇护十一世更改了主持教宗选举会议的规则，给予欧洲之外的枢机更多时间赶来参加会议，当他在1939年过世时，这些主教也确实享受了这一待遇。

[35] Aubert 2000, p. 200.

[36] 本笃十五世患病的消息在天主教界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在纽约城，在天主教区学校里上学的96000个孩子都在1月20日被带去当地的教堂，为本笃的健康祈祷。许多人在迅速康复的祷告之外还加上了一段“或者蒙受恩典，在幸福中死去”，这一情况表明他们对教宗的病情并不是很乐观。《96,803个孩子为教宗祈祷》，NYT, January 21, 1922, p. 1。第二天，教宗逝世的消息就传到了正在开会的德国国会主席耳中，议程中断，全体成员起立，主席则即兴发表了一番悼词。《国会主席悼念教宗》，NYT, January 22, 1922, p. 2。

[37] 那些于2月5日（庇护十一世当选前一天）在圣彼得广场守候白烟的人群中就有贝尼托·墨索里尼。Gentile 2010, p. 95.

[38] Aradi 1958, p. 128.

[39] 到底拉蒂是自行决定来到阳台上将首次祝福施予信徒，抑或这一行动出自更通世故的加斯帕里枢机之建言，这一问题尚存争议。博洛尼亚大主教马里奥·纳萨利·罗卡枢机认为这是加斯帕里的主意（Chiron 2006 , P.138n），然而孔法洛涅里（1957,P.24)坚持认为这是拉蒂自己的主意。这些事件的描述收于Aradi 1985 , P146-147,and cc 1922 1, pp.37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