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几个问题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报告一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强烈反响，毁誉不一。尤其是在中国，起初给予肯定，认为这个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不久又予以否定，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个人崇拜是需要的，不能否定，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以来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开始出现不同的评价，但否定之声仍不绝于耳。2016年是苏共二十大召开60周年，有了60年的历史检验，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历史资料，可以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做比较冷静客观的审视了。

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的决定

在评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往往把这看作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因而认定赫鲁晓夫出于个人动机而大反斯大林，把秘密报告所造成的影响归咎于赫鲁晓夫个人。

现在已经清楚，这个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的决定。

斯大林的执政，尤其是其晚年的所作所为，给苏联留下了大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1953年3月他一闭眼，他的后继者们立即采取措施，实施改革。其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放人，开始了所谓的贝利亚“百日新政”。与此同时，党内的争权斗争日益白热化，第二号人物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发动的政变所清除。

不过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1955年12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牵头，调查联共十七大选出的党内高层人士受迫害的冤案。1956年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调查结果的报告，分送主席团各委员。2月9日，中央主席团开会审议了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表示支持。伏罗希洛夫、卡岗诺维奇等人对报告内容虽没有提出异议，但反对公开这段历史。他们的理由有三：（1）如何解释他们在斯大林当政时所起的作用？（2）担心带来的后果。（3）谁也没有要我们这样做，也就是说此事可以不做。可以看出反对意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担心揭露带来的后果——主要对他们那一伙人带来的后果。赫鲁晓夫的回答是：主席团的每一个委员都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表示自己的看法，即使所谈的看法同总结报告规定的路线不尽一致。这个论点迫使反对者同意在大会上作报告，会议决定把有关个人崇拜问题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

二十大前夕，1956年2月13日主席团通过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由赫鲁晓夫向大会作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的建议，中央全会经表决批准了这个建议。

1956年2月14日二十大开幕。这时候报告还没有最后完成，波斯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继续起草报告。这个报告只写到卫国战争前为止。赫鲁晓夫对报告不满意，于是以波斯别洛夫的报告为基础，亲自向中央书记谢皮洛夫口授了一个报告草稿。据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就是用这份还来不及誊清的草稿在会上作报告的，在报告过程中有“即兴”发挥的东西。“即兴”的内容是什么？据会议参加者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透露，波斯别洛夫起草的第一稿中曾经企图为罪行辩护，指出实行迫害政策是由于某种历史需要，重提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地下反对派组织、斯大林的反对者处心积虑要复辟资本主义等的套话。在赫鲁晓夫本人做的报告中只剩下原稿的总框架和具体事例。而对违法行为增添了许多疾言厉色的批判。

报告长达5小时，没有外国代表团参加。报告结束后，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宣布：对报告不讨论，也不提问。会议通过两个决定：（1）赞同报告的内容。（2）报告文本分发各党组织，不得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

文件起初只分发给党的各级领导人，后来扩大到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我国有的留学生也听到过报告的传达。为此，对报告的文本作了相当大的编辑加工，盖上“仅供工作用”的印章。

苏共中央还决定提供一个版本给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秘密报告在波兰落入一名记者手中数小时，他复印了报告，寄给以色列的朋友，此人把文件送到美国。1956年6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报告全文。

60年代初，我参加编译“灰皮书”，需要把托洛茨基的某些言论同秘密报告做比较，中宣部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冯修蕙借给我一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64开的小册子，不知是从俄文本还是英文本翻译过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秘密报告的全文。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做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而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是对是错，都不能由赫鲁晓夫个人负责。即使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有“即兴”发挥，但整个报告最后也是经代表大会批准的。当然赫鲁晓夫个人在这中间起了重要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

秘密报告的问题不是全面否定斯大林，而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秘密报告出来后至今有人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种说法在早先是可以理解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正式公布报告全文之后，只要不怀偏见地仔细读一下报告的全文，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1）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报告一开始就交待，报告的任务不是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过去已经讲得够多的了。报告的任务是要揭示问题，即个人崇拜问题。并且赫鲁晓夫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在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中的作用。

（2）赫鲁晓夫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各种错误，特别是镇压大量无辜人员的错误，这是必要的。不如此就不能纠正错误，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在这方面，与其说赫鲁晓夫做过头了，不如说，限于当时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出于各种考虑，做得还很不够。但开这个头是必要的。他所举的事实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那时已经开始从集中营和监狱放人，大批“犯人”开始回归社会，对此需要作出解释，否则全社会将会陷入混乱。

（3）赫鲁晓夫的报告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同各种反对派的斗争，把对反对派的镇压说成是捍卫了列宁主义，捍卫了社会主义。秘密报告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它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的“功绩”。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全盘否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然而关于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有一个是非问题，本文不可能详细评述，这里只指出一点：击败各种反对派的斗争使斯大林得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反对托洛茨基派，但在打倒托洛茨基之后，斯大林执行了比托洛茨基更极端的路线。他反对布哈林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以在打倒布哈林之后斯大林立即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更有甚者，在反对派投降之后，斯大林并没有止步，又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分子。赫鲁晓夫是斯大林30年代大镇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当然多少知道内情，知道有些是冤假错案。在二十大之前他还问过新上任的总检察长鲁坚科：30年代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以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很多知名人物提出控告时，他们的罪状有多少真实的事实根据？卢坚科回答说，从司法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者提交审判。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只是一些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样逼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一个人送交审判的合法依据的。但是出于各种考虑和内外部的阻力，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这个问题没有说实话。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非常后悔。

（4）赫鲁晓夫报告的根本缺陷是把问题归结为所谓个人崇拜，而没有揭示出实质问题，即体制上的问题。他把个人崇拜作为斯大林一切缺点、失误乃至罪行的根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是存在的，个人崇拜导致个人极权，应该否定，但个人崇拜并不是出现各种弊端的根源。例如，斯大林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用个人崇拜是解释不通的。人们对你顶礼膜拜，祈求保佑，对你那么驯服，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个人崇拜的说法解释不了。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众多的顶礼膜拜者！使用“个人崇拜”的说法是赫鲁晓夫的无奈之举，既要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又不想触动那个制度、体制，只好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个人崇拜。

（5）正因为用个人崇拜来解释一切，所以赫鲁晓夫的报告中突出了斯大林的性格特点，用个人性格、个人对权力的追求、个人的猜疑心理来说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性格粗暴，这一点列宁早就指出过。但是性格问题只有同体制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曾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为此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任命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改组工农检查院等，都是想从体制或制度上来加强防范措施。列宁的这些设想就体现在他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也就是改革政治体制。

遗憾的是，当时党内的最高领导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不进列宁的忠告，继续把“无限的权力”授予斯大林，对斯大林的错误一再容忍、纵容甚至助长，把斯大林的独断独行合法化，从制度上固定下来，最后形成高度集权或者个人专制的体制，这就使斯大林得以为所欲为。而这种体制一旦确立下来，就是发现问题也难以纠正了。魔法师用符咒召唤出魔鬼，但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它送走，以致最后魔法师本人也会成为牺牲品。直到斯大林已不省人事的时候，苏共中央主席团才通过决定，解除斯大林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时候已经意义不大了。由于问题没有触及体制，所以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往往给人以对人不对事（体制）的感觉。

（6）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在苏共二十大后，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陶里亚蒂和南斯拉夫的铁托都指出是“制度”问题。那时还没有找到“体制”这个词，所以人们一听说是“制度”问题就特别紧张，认为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他们指的就是苏联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这个体制使得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可以为所欲为。赫鲁晓夫用“个人崇拜”来解释苏联出现的问题，显然没有说到点子上。“个人崇拜”的说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但这种说法是不够科学的。由于没有认识到体制问题，所以纠正错误的措施也不在点子上，没有触动体制，只有修修补补的性质。斯大林参与了这个体制的创造，他本人也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历史说明，不改变体制，还会产生俄国学者所说的“斯大林现象”。说“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这个“全盘”并没有包括斯大林的体制，不全啊！

（7）秘密报告也有不准确的东西。例如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一著作据为己有，迹近剽窃，他说：“《简明教程》是集体写作的，而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亲手写下如下语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同志写作，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批准的。”赫鲁晓夫说：“你们看到，集体创作的成果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著作。”其实斯大林这里说的是实话，《简明教程》中对各种事件、人物、理论的评价都出自斯大林手笔，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两人只是提供某些素材，剩下的就是对斯大林撰写的文字叫好而已。但是由于书中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著作和指示，存在大量吹捧斯大林的言辞，直接作为斯大林的著作出版毕竟有所不便，才最后使用了所谓“特设委员会”作为编著者，而斯大林本人隐身于后。《斯大林全集》只出到第13卷，有材料说本来第14卷或第15卷是准备收入《简明教程》的，因斯大林逝世后开始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全集》中止出版。

“个人迷信”还是“个人崇拜”？

苏共二十大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俄文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译作“个人崇拜”是准确的，完全符合原意。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有人改作“个人迷信”。从表面上看两者好像差别不大，但背后存在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人认为需要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个人崇拜”不能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实际上这是用文字游戏的手法为“个人崇拜”辩护。

“崇拜”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是：“宗教的基本要素之一。指对所信奉的精神体（如神、仙、鬼、怪）表示尊崇而采取的某些行为（身体的动作，念或唱某些祈祷、赞美词）。目的主要在于对所信奉的对象进行感恩和祈求护佑。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崇拜对象，如自然宗教有自然崇拜，部落宗教有图腾崇拜，文明社会的宗教有偶像崇拜、神灵崇拜，故崇拜对象也是对宗教进行分类的依据之一。”

《大俄汉词典》对культ的解释是：“1.祭祀，祭礼，宗教仪式。2.崇拜，崇拜物，偶像。”其基本含义都是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愚昧的产物，都是不能予以肯定的，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上反对的“个人崇拜”是非常明确的，是反对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里的崇拜一词是完全否定意义上的用词。

如果说在自然界出现的崇拜现象是人们的无知造成的，那么在苏联出现的个人崇拜则是人为的有意制造培植的。可以对比一下列宁和斯大林。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当然是存在的，但主要是列宁逝世之后出现，列宁生前是反对搞他的个人崇拜的，列宁那时也没有到一言九鼎的程度，他承认，他多次在党内处于少数地位，主张无法通过。1920年曾经为列宁五十大寿举办庆祝会，列宁避席拒听对他的歌功颂德。1929年斯大林五十大寿，《真理报》连续几天连篇累牍地刊载歌功颂德的文章，甚至刊载歪曲国内战争历史、借以抬高斯大林的文章，而这一切自然是在斯大林的默许纵容下进行的，斯大林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可以说五十寿辰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起点，而个人崇拜是他走向个人专权、个人独裁的一个重要环节。多个国家的历史证明，个人崇拜是通向个人专权和个人独裁的一个重要环节。

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对任何个人的崇拜。《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领袖观。这就是说，对“救世主”的个人崇拜，对“神仙”的崇拜，对“皇帝”的崇拜，统统是要不得的。共产党人不能搞个人崇拜，不能培植个人崇拜，不能鼓励个人崇拜！不能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掩护下搞“个人崇拜”。因此，我认为在反对把某一领袖神化的时候，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还是译作“个人崇拜”比较准确。用反对“个人迷信”来肯定“个人崇拜”是错误的。

谈点因果关系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强烈的反应，出现所谓信仰危机。西方国家共产党出现退党潮，东欧国家出现动荡，一些搞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下台。有人把这些现象的出现归咎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认为没有这个秘密报告，世界就会太平无事，国际共运就能够继续发展壮大。人们把十恶不赦的罪行扣在赫鲁晓夫头上，而不去谴责斯大林的错误或者罪行。

这就不得不谈一下因果关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发了长期被隐瞒、被掩盖的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包括个人崇拜、个人专制、滥杀无辜、制造冤狱、迫迁少数民族等问题。这些问题不管谁揭露的，也不管什么时候揭露的，都必然会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年法国作家纪德访问苏联后写了一本小书《访苏归来》，如实地讲了一些所见所闻的苏联阴暗面，如对斯大林的崇拜、粉饰太平的波将金村的做法、封锁外部世界情况的愚民政策等，这就掀起轩然大波，被苏联官方指为造谣污蔑，纪德本人立即从“苏联之友”变成“苏联之敌”。纪德那时还不知道斯大林的大清洗，如果他知道赫鲁晓夫所说的那些事实并且予以公布，那么早在30年代世界各国就发生大地震了。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贝利亚没有被赫鲁晓夫所清除，那么，做秘密报告的很可能是贝利亚，而不是赫鲁晓夫。贝利亚作为内务部的头头非常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大量的清洗事实，斯大林死后，他和马林科夫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提出批判个人崇拜。斯大林大清洗的高潮是1937年到1938年的上半年，贝利亚是1938年底才从格鲁吉亚调到中央来的，这时候斯大林认为清洗已经大体达到目的，可以降温了。接替叶若夫的贝利亚的任务正是给清洗实施降温的。因此贝利亚对清洗并不承担太多的责任，如果由他来做“秘密报告”，对他个人来说并非难事，是可以为自己辩解的。可以断定，如果由贝利亚在1953年做秘密报告，那么1956年以后发生的一切就会提前，而不是避免。还可以设想，如果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其后果应当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只揭露了当年清洗内幕的一小部分，主要是联共十七大代表以及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们的悲惨遭遇，一些典型人物遭受刑讯逼供的个案，一些将领遭清洗的事实。据秘密报告揭露：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这些数字是有代表性的，虽然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却具有爆炸力。

不妨再假设一下，如果这个秘密报告延迟至80年代由安德罗波夫或者戈尔巴乔夫来做，那么在他们上台之前的那些年就会是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义继续统治的岁月，苏联就会处于更加不可收拾的境地，如果这时候做秘密报告，就会揭露出更多的罪行，人们会知道被镇压的人数达2000万之多（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雅柯夫列夫提供的数字），其冲击波很可能会使苏维埃大厦立即轰然倒塌。

1956年离斯大林逝世已经有三年了，继续走老路已经不行，苏联有大量迫切的工作要做，政策需要调整，对一些现象也需要做出解释。例如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放出大量“犯人”，官方必须对此做出解释，农业面临许多问题，要提高农业生产，必须改变某些政策方针，国际上需要缓和紧张局势，要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要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同斯大林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不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苏联就难以继续前进。抛弃斯大林的种种政策、做法，即使不触动斯大林体制，也是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苏联所处的这种境况是外国共产党人所知不多，或者一无所知的，也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会使长期为斯大林唱赞歌，把斯大林奉为神圣的那些共产党陷入难堪的境地。例如为莫斯科三大公审案的受害者平反就是赫鲁晓夫遇到的一个难题，阻力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外国的共产党，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过遗憾。

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荡的是赫鲁晓夫报告中所揭露的那些事实，评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时候需要分清，谁是罪魁祸首？是制造罪行的人，还是揭露罪行的人？不去探讨引发动荡的根源，不去谴责制造罪行的人，而把揭露者当做罪人，不能不说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揭穿皇帝新衣的小孩有过错吗？！

《随笔》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