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夏天，我到了杭州。这是一年中最盛大的季节，江南的田野上，到处是草盛麦黄，虫鸣喈喈，自然的物征兆示着生命在严冬的沉寂后必将复苏。大自然是治疗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更兼这里与故土会稽余姚相去不远，我冰冻多日的心房终于出现了一丝暖意。
我决定在这里养好折磨了我冬春两个季节的肺病再南行。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心中的不安反倒沉重起来。漫步南屏，林间的幽禽似乎在向我做着警示；静坐城外胜果寺山房，夜深时分松间的阴影也让我兀然心惊。不吉利的消息终于传来，有两个从京城出发就跟定我的锦衣卫已经尾随而来，伺机要把我暗杀于流放途中。
惊悚之余，我幡然醒悟：这三十年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自己连性命都不保了，却还对朝廷抱着这样那样的希望，这真是命运给自己开的残酷的玩笑。
我接下来的境遇经由冯梦龙、查继佐等后世文人的极力渲染和夸大，已经成了一则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在这些耳食之言里，我被两个锦衣卫杀手追赶到江边，无以脱身，就脱下鞋子摆在河岸，把一顶纱巾漂在水上，布置了一个自杀的伪现场。故事里的我骗过这两个愚蠢的杀手后，暗中登上了一艘商船，向舟山进发。故事还说，戏做得太真了，不仅骗过了锦衣卫，连我的家人都信以为真，跑到钱塘江中四处淘索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
这些小说家言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并不处身同一时代的这些人好像商量好了似的要在典型环境中突出我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其实锦衣卫岂是那么好骗的。钱塘江水深浪大，要看清所谓的那个现场，他们就要走得很近，而一旦走近了，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发现事情的真相。如果站在高岸，他们根本看不到什么。
不管怎么说，杭州是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了。我使钱在江边搭乘上了一艘商船。后来的事情你们都已经知道，阴差阳错地，那艘从钱塘江出海的商船并没有到达舟山。不知是不是转了风向的缘故，天一亮，我们才发现这船竟漂流到了福建的中部沿海。那个晚上在海上与飓风做斗争的可怕经历，使我在弃舟登岸藏身武夷山的一个野寺后还心有余悸，而风平浪静后那种梦幻般的宁静又几乎让我疑心已经身处极乐世界。惊魂甫定，我向庙里的住持要了一支笔，在那个野寺的墙壁上题了一首叫《泛海》的小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现在回头看去，这几句性急之作尽管不无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还原了那个海上之夜的情景：夜月明净，风涛万里，一叶孤舟忽而抛上浪尖，忽而跌入深谷，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神就拍打着它黑色的翅膀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迟疑着到底是不是要落下来。以后的日子里，一遇险境我就会想起那个难忘的海上之夜，想起挽着缆绳时一个个迎头扑来的巨浪。是的，“泛海”，自从我离开京城，我就把它看作了我颠沛生涯的一个隐喻。
我在武夷山盘桓了几日，然后北上鄱阳湖。当我离开鄱阳湖赶往南京的时候，京城里正在流传着我在钱塘江投水又在福建上岸的神话。这话也传进了我的朋友湛若水的耳朵里。若水听到这些传言，淡淡一笑，说，这么荒诞不经的传说你们也信吗？这是我的朋友在佯狂避世呢。作为一个出生于南方的经验主义者，我的朋友认为凡事亲历实证过了才好相信是不是真的，他这样告诉他们：虽然初春天气江南沿海刮的都是东南风，但当寒流袭来时风向北转，把船吹到福建也不是没有可能。多年以后，我和若水在滁州相会，连床夜话时，他还把这事作为笑话向我提起。
我去南京是去看望我的父亲的。数月不见，父亲又老了几分。看着他又添几缕白发的鬓角，我不由得心生愧疚。少时顽劣，现在又身遭此祸，我可从没有让他省心过啊。说起不久前我入狱时家人的牵念，这生死之变后的重逢更是让人感怀唏嘘。
父亲告诉我，我刚下狱时，刘瑾好几次传话给他，只要他做出修好的表示，去刘宅走动走动，不仅我可以免去牢狱之灾，我们父子还可以一起得到升迁。但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拒绝了。他说起这件事时轻描淡写，但我亲耳听他说起时还是感到震惊。父亲的形象在我眼前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说话时我几乎没有停止过咳嗽。父亲盯着我焦黄的脸，说，你的肺病越发厉害了，以你现在的病况，去贵州这样的边地做个小吏肯定是去送命。照父亲的意见，处分已经下达，风头也已过了，小小一个六品主事反正也没人盯着，倒不如从容一点，养好了病再到流放地去。
这样我便又折回了杭州，在胜果寺凉爽宜人的松树林里度完了整个六月，感觉病好了一些后又回到了越地老家。这个夏天让我无比欣慰的是我正式收了三个学生，他们是余姚的徐爱，山阴的蔡宗兖和朱节。他们坚持要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拜师仪式，认为不举行这个仪式就不能算是名正言顺的学生，我居京时就跟着我问学的妹夫徐爱尤其坚持要这么做。于是在向我行了隆重的拜师礼后，他们成为我一生中长长的师生链中的第一环。
不久，这三个刚被发展的同志就被地方府学荐为乡贡生，要到北京去了。我告诉他们，到了北京就去找我的朋友湛若水，要像跟着我一样跟着湛老师学习。弟子们唯唯应诺，说，老师，您送点什么话给我们吧。于是我写了《别三子序》，告诉他们只有潜心向学的人才能刚柔并济——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我生平第一次摆出导师的架势对着他们说：三子识之！
现在诸事已毕，我只得向万里之外的流放地缓慢开拔。我在地图上画出了我将要西行的路线：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广信、分宜、宜春、萍乡，入湖南境内，过长沙，涉汀江，下洞庭，溯沅水，再经沅陵、辰溪，最后从贵州玉屏西行进入修文县界……尽管我们这个帝国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但按照事不过年的惯例，我这个流放者还是必须在年关前向戍所报到，开始我新的工作。
途中总有一些相识或者不相识的地方官员请我喝酒。尽管我不是一个高阳之徒，但酒精的力量还是可以缓释旅途的困苦寂寞。经过广信时，我得到了当地蒋太守的热情款待，他特地赶来和我在舟中对着江风明月喝酒夜话。这一颇具古君子之风的举动感动得我差点掉下泪来。我向他打听居住在此地的我的老师娄谅的近况，为自己一介犯臣不能亲谒拜访而心生惆怅。
随着旅程一日日的延伸，一想起家乡的物事我的眼睛就会变得潮润。深秋的一个晚上，我投宿在萍乡的武云观。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地大，特别地亮，它皎洁的光照使我又恍若置身于美丽的鉴湖之滨。还有一个夜晚，我在醴陵道中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雨，投宿在泗州寺，听着窗外的风雨读了一夜的《周易》来保持内心的平静。
京师的繁华和江南的绮丽富庶，已成为遥不可追的往事；期待朝廷的恩泽，也只是一个梦想。一个犯臣只有收拾心性，好好赶路。洞庭、沅水是一千七百多年之前楚国的逐臣屈原行吟、安息之地，我这个流放者没有必要轻易去模仿他，一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白死不说，还要惹得天下人笑话；二来呢，我是想看看，在这无路可走的时候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就像后来的史家说的，“在一无所有中返本追问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这种追问，正如你们知道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隐约意识到，万里投荒，这种追问或许会有一个答案。
看来我在学术上的声名因着传奇性的政治遭遇早已远播到了湘楚一带。当我刚进长沙城时，听到消息的当地年轻学者不顾我鞍马劳顿就赶来要和我切磋学问。我这样告诉他们，宋学的根基就在你们湖南，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间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这样做正是在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
怀着对前辈学人的尊崇之心，一个雨后新晴的天气里，我在几个当地年轻学者的陪同下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洌，曾经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已呈破败之相，但我还是为能一睹当年朱熹讲学的遗迹感到不虚此行。那天，长沙的赵太守也闻讯赶来，陪着我在山上喝酒，直到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我们才相扶着踉跄下山。
当我离开长沙城继续西行时，这位有着浓郁书生气的太守和手下王推官又把我热心地送上了船。临行前，我赞扬了赵太守在地方文化和教育上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坦率地告诉他，这块斯文重地已大非昔日可比，在这样一个鱼目混珠的年头，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自身做起，努力去守住道德的底线，才不至于随波逐流。
饥饿，盗贼，泥泞，沅水上的触礁翻船，道路塌方，风雨险道，深泥陷马……不过，比之吊诡的政治，大自然还算是仁慈的。它没有把我这具多病的躯体断送在半路就是一个明证。
一五〇八年三月的一天，一匹羸弱的老马驮着我踏上了荒草剪径的黔西路。尽管比预计的日期晚了好些天，我还是赶到了。这还不值得庆幸吗？当我从万山丛壑中出来，踏上被过往的马队践踏了千百次的通往龙场驿站的大路，我看见一对白鸟正从远处林中掠出，轻灵的鸣叫像是对远方客人的欢迎。历来把诗歌看作烈酒加毒药的我，此时也禁不住想做一个诗人了。莺花夹道惊春老——这一路上我是不是走得太慢了，唉，这一个春天也要老了。
我很快被告知，已经等待了我很久的，是驿站里的二十三匹马，二十三副铺陈，和一个年老的当地小吏……
这就是我来到这个荒凉之地的大致经历。或许我的回忆太过粗疏了些，但那些应该记下的，我想都已经在这里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玄妙，有些地方，有些人，尽管你们之间相隔关山万重，尽管之前你从来没有留意过，但他们都似乎是命定地要和你发生联系。说实话，在一五〇六年之前，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对我来说都像另一个星球一样遥远，即便我有着再出众的想象力，也不可能预料到我生命的河道会在这里陡然打转，向着一个陌生的、同时也是更广阔的世界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