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种交易物资都集中于赵家寨，整个赵家寨变成了一个大仓库，每天都有粮食、布匹、食盐、硫磺、芒硝、锡箔、水银等等物资运来，也有铁质农具、纯碱和少量纸张运出去，交易的繁盛促进了赵家寨商业的发展，够灵醒的本地百姓，在寨子里开起了茶摊食铺，为来往的力工供应各种吃食，量大实惠深受欢迎。
有了商业发展，张三和老赵商议如何收税，关于商税老赵和张三有不同的意见，在老赵看来就这么几个草台铺子能收几文钱的税，可能还不够养人的钱，等以后商业繁荣了再收也不迟，现在收税明显是赔本买卖。
张三却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从别人口袋里掏钱，别管多少人家也是不乐意的，等商业繁盛了，利益集团也建立了起来，再想收税更加困难，凡事要从源头抓起。
开始收税可能习惯于不交税的商人不适应，他们宁愿去贿赂官员给青皮混混交保护费也不愿缴税，这是因为朝廷的信用没了，百姓视朝廷官员为仇寇，这样的朝廷没有倒台足以说明老百姓的忍耐力！
现在开始收税是为了立规矩，开门做生意就要缴税，当然商人缴了税就要受到保护，所以要优先打击青皮混混和胥吏的敲诈勒索！
这些互相监察的机构都要建立起来，趁着现在船小好调头，就要把这些架构设计好，不然最后商人负担了大量的税负，民府却收不到该得赋税！
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钱的和花钱的部门分离，收税部门只管收税，花钱的事和你没关系，要想出成绩就要保证税收的增加！而花钱的部门要负责民生的一切拨款，做到每一笔钱都能花的明明白白。
除了收钱和花钱的部门，还要有监督的部门，收税部门有没有中饱私囊，有没有为了政绩乱收费，花钱的部门有没有贪污公款，以权谋私！这都在监督部门的监督之下。
老赵很不理解，他问张三：“你为了互相牵制，设计这么多官位这不和前宋一样遍地夯官了，如此一来收多少税还不够给官员发俸禄，哪还有余力减轻百姓负担？”
“先生此言差矣！什么是夯官？只拿钱不干活的才是夯官，前宋为什么那么多夯官啊，起源就是封赏太滥，士大夫不但自己过得优渥，还能恩荫子孙，那是妥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完前宋再说我朝，我朝到是没有夯官，可你看看哪个县衙没有一大堆帮闲皂吏，这些人是不吃朝廷的俸禄，他们指望什么生活呢？不盘剥百姓他们吃什么，这些人的生活一定比辛苦种田的农人过的好多了，可是这些人积下的恶名还不是朝廷背了！一个新科进士下放的一县之父母，中式之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政务一窍不通，所以这知县老爷都要聘请师爷，这些人也不吃朝廷的俸禄，他们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不贪不腐这官能当下去吗？”张三反问。张三作为一个拥有上帝视角的后世人能够通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而老赵作为本世界的一个土著，他眼光的局限性决定他不能看到更远的地方。
“这小吏奸滑如油，历朝历代都无法改变，千年已降往往都是官员上任伊始就会被小吏拿捏，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栽个罪名滚蛋！官是外来户，吏却是本地人，一代为吏往往代代为吏，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岂是刚入官场的书呆子能够左右的！”赵用贤不由叹息道：“如果能够根治小吏，百姓也会少一点盘剥。”
“元洁先生可知小吏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张三又提了一个问题。
“一样水养百样人，小吏如何想不得而知，想法不同最后所走的路也不同，终归逃不出名和利！”
“我倒是对小吏的思想有所理解，小吏和藩王虽然地位天差地别，但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没有了上升的空间，藩王没有上升空间只能窝在王府里生孩子，直接造成了宗室人口暴涨，他们衣食无忧除了生孩子还能干什么？而小吏更无上升空间，更讽刺的是有些衙役皂吏竟然还是贱籍，不能科举入仕，那他们除了捞钱之外还能干什么？换了我我也是一门心思捞钱。所以要想改变就只能将吏纳入朝廷体制，官吏不分给小吏留出足够的上升空间，当然这样改变科举也要相应改变。”
“如果官吏不分，读书人十年寒窗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光阴，以后谁还愿意读书？”
“我的目标是所有人都读书，每个适龄的儿童都要入学读书，而且是强制性的，父母如果不让孩子读书将会受到惩罚，人人都读书还愁缺当官的吗？”
“想法是好的，朝廷哪有这么多钱投入到教育中，每年的钱都是有数的，要想增加就要加重百姓负担，这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
“元洁先生为何会认为朝廷收入增加就要盘剥百姓，比如说今年赵家寨开了十家商铺，一年可以收税十二两，如果明年商铺增加到二十家，那商税能收多少？至少要翻一倍吧！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盘剥百姓，而是给百姓提供便利，让百姓更加富裕，工商业更加繁荣，这样我们才能收到更多的赋税！历代以来我们都走在一个误区里，以为税收增加就要盘剥百姓，只想着保持原样，不愿意做出改变，但凡选择改革之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先秦的商君，宋之王介莆，本朝张叔大，哪一个不是最后身败名裂！”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不改其志，谓之孝也！这些人妄改祖制，怎能不身败名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