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我是在读这部遗稿时才知道于娟的，离她去世不过数日。这个风华正茂的少妇，拥有留洋经历和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在与晚期癌症抗争一年四个月之后，终于撒手人寰。也许这样的悲剧亦属寻常，不寻常的是，在病痛和治疗的摧残下，她仍能写下如此灵动的文字，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依然谈笑自若。我感到的不只是钦佩和感动，更是喜欢。这个小女子实在可爱，在她已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躯体里，仍蕴藏着那么活泼的生命力。
于娟是可爱的，她的可爱由来已久，我只举一个小例子。那是她在复旦读博士的时候，一次泡吧，因为有人打群架，她被误抓进了警察局。下面是她回忆的当时情景——
“警察开始问话录口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复旦学生，他问几年级，我说博一。然后警察怒了，说我故意撒酒疯不配合。我那天的穿戴是一件亮片背心、一条极端短的热裤、一双亮银高跟鞋，除了没有化妆，和小阿飞无异。小警察鄙视的眼神点燃了我体内残存的那点子酒精，我忽地站起来说：‘复旦的怎么了？读博士怎么了？上了复旦读了博士就非得穿得人模狗样，不能泡吧啦？’”
她的性格真是阳光。多年后，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这阳光依然灿烂，我也只举一个小例子。在确诊乳腺癌之后，一个男性亲戚只知她得了重病，发来短信说：“如果需要骨髓、肾脏器官什么的，我来捐！”丈夫念给她听，她哈哈大笑说：“告诉他，我需要他捐乳房。”
当然，在这生死关口，于娟不可能只是傻乐，她对人生有深刻的反思。和今日别的青年教师一样，她也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体制内的职称升迁，二是现实生活中的买房买车，并且似乎不得不为此奋斗。现在她认识到——
“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发文章、搞课题，虽然对实现副教授的目标后该干什么，我非常茫然。
“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后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走。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云淡风轻。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我相信，如果于娟能活下来，她的人生一定会和以前不同，更加超脱，也更加本真。她的这些体悟，现在只成了留给同代人的一份遗产。
一次化疗结束后，于娟回到家里，刚十九个月的儿子土豆趴在她的膝盖上，奶声奶气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她流着泪想：也许，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就变成了草。她还写道：“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像个瘫痪病人，污衣垢面趴在国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我爸妈牵着土豆的手蹦蹦跳跳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还有那个也是青年学者的丈夫光头，天天为全身骨头坏死、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擦屁股，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现在就求老天让你活着，求求老天让你活着，让我这样擦五十年屁股。”多么可爱的一家子！于娟多么爱她的孩子和丈夫，多么爱生命，她不想死，她决不放弃，可是，她还是走了……
我不想从文学角度来评论这部书稿，虽然读者从我引用的片段可以清楚地看到，于娟的文字多么率真、质朴、生动。文学已经不重要，我在这里引用这些片段，只因为它们能比我的任何言说都更好地勾勒出于娟的优美个性和聪慧悟性。上苍怎么忍心把这么可怕的灾难降于这个可爱的女子、这个可爱的家庭啊。
呜呼，苍天不仁！
2011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