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迎难而上柳暗花明——论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思路与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都是由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决定的。医学科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由它的临床疗效所决定的。临床疗效是医学的核心问题，没有临床疗效，医学也就没有生命力。中医学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正是它有显著的临床疗效。疑难病症，给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危害，因而不仅受到医学界，同时也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医学界近几十年来，对疑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对其中若干疾病病因病理的阐述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在治疗上鲜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医药学在几千年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治疗疑难病症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当世之下，对疑难病症以西医病名和诊断为基础的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各施其长，优势互补，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云：“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病不贵能延医，而贵能延真医。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难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难病也。难其事之难也，斯非常人可知；病之难也，斯非常医所能疗，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后可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医，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景岳全书·传忠录·病家两要说》）纵观中医发展史，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不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就是对疑难病的诊疗上有所突破，或建立新方新法，或临床疗效卓著。疑难病症的辨证治疗，是中医学研究的新领域。深入开拓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研究，是现实临床实践的急切需要，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度，新的疑难病症又不断增多，现代人类不少疾病，西医学亦苦无良法，疗效不佳。因此，加强中医对治疗疑难病症的研究，发掘、探索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理、法、方、药规律，不仅是临床的客观需要，更是发展中医学术的重要战略之一。

疑难病症的概念与范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后，中医学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医疑难病学”这个学术新概念，当论及中医疑难病学科，首先应搞清几个基本概念，诸如什么是中医疑难病，中医疑难病的范畴。疑难病是中医学术常用的一个比较古老传统的概念，具有中医辨治两方面的特点，范围颇广，概念比较笼统，临床各科都有不少疑难病。关于疑难病的概念，自古至今论述颇多，但一直未能取得统一认识或意见。从“疑难病”字面意义上讲，“疑”主要是指辨证方面而言，症状纷杂或罕奇，证候疑惑，病机复杂，致使辨证难明，诊断难定。“难”主要是指治疗方面而言，或诊断不明，无法治疗；或诊断已定，疗效不佳，甚至治疗无效。在古代《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众多的中医经典著作中，对一些医家困惑不解，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疾病，多用“难治”“难已”“不治”“死证”等概念来描述，这些均有“疑难病”的类似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医学科自身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关疑难病诊治的临床报道及概念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多。众多中医学者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认识、理解及视角出发，对疑难病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医疑难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临床表现繁多、纷杂、罕奇：患者身患多种疾病，临床表现繁多纷杂而疑似，或症状体征奇特罕见，因而难以进行辨别、诊断与治疗。

2．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临床常虚实互见，寒热错杂，外感内伤，表里同病，新病宿疾交织等。

3．证型难分难辨：患者症状纷杂，或病机复杂，或症状奇特少见，证候疑惑，认识不清，犹豫不决，诊断上难以定论。

4．临床治疗效果不佳，预后不良或无效：临床上病程漫长，邪盛正衰，久治不愈，疗效不佳；或病情复杂，治疗难收预期效果，其预后不良；或诊断易定，辨证易明，但目前尚无特效疗法或方药，因而无法治疗或治疗无效。

5．中医与西医疑难病范围不尽相同：疑难病除难治外，还有辨证诊断不易方面的含义；难治病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多指现代医学领域中的疾病，诊断不难，难在医学界公认没有好疗法或疗效不佳，以难治为主要特点。中医疑难病与西医疑难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些疾病，中医、西医专家均认为属于疑难病或难治病；有些疾病西医认为是难治病，但对中医来说正是其专长；而有些疾病属中医的疑难病，西医却不认为难治，有的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疑难病这样一个描述：疑难病是指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内，学术界所公认的，具有诊断辨证难、临床治疗难等特点的临床各科疾病的总称。

中医疑难病的范围很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疾病，属于疑难病范畴。但对疑难病的范围，古今尚无统一认识，而且对某些疑难病的看法也不统一，因此要准确划分疑难病的范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研究。什么是中医疑难病学？中医疑难病学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对疑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辨证治疗及护理、预防保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学科。中医疑难病学，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并吸收现代医学科学对疾病的认识的先进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它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畴仅限于疑难病范围。其研究内容为：

①疑难病的发生原因；②疑难病的发展状况；③疑难病的转归机制；④疑难病的临床辨证治疗；⑤疑难病的临床护理；⑥疑难病的预防及保健。其研究方法是应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结合，进行理论与临床综合研究。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可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辨治疑难病是反映学术水平及技术水平的标志。

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临床实践的需要。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治疗疑难病临床实践的总结。加强中医疑难病研究，发掘整理前人积累的防治疑难病的临床经验及诊治疑难病的理法方药，又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疗法及方药，从而建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用这个理论体系，又去指导中医疑难病临床实践，可避免盲目实践，重复研究，节省人力物力，从而可迅速推动疑难病辨治出现新局面，使疑难病防治整体水平提高，促进中医学向前发展。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措施。

中医学历数千年而不衰，也正因为它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如果中医在防治疑难病领域中有所突破、有所进步，或者在某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医药学，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明显提高，由此而产生的重大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也是可想而知的。积极发展中医疑难病学科，解决一些世界性的医学难题，那么中医学将会引起全球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也必将推动中医药人才交流，扩大中药材国际贸易，推动中医学国际化进程，使中医学成为全球人类共同财富，并将推动世界医学的进步与发展。疑难病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从医学诞生之日起，就广泛存在着的。这些医学难题迫使历代医学家们去苦苦钻研探索，寻求解决方法，医学也正是在这探索追求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我们传统医学工作者应加强研究与探索，必将会给古老的中医药学创造一个美好而灿烂的未来。

“气形”理论对疑难病症发生学的揭示

疑难病症的诊治若要取得突破，必须研究疑难病症的发生学，而首先又必须研究生命甚至整个宇宙的发生学。中医学理论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提供了独特的见解。《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化生精，气生形。”现代“大爆炸”理论证实，世界的所有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真空能”状态的原始宇宙经过百亿年的逐渐演化而来，人同样是宇宙演化的产物（“气生形”），人是分化系统，是“自组织”的产儿，而不是原子的组合。依据发生学观点，世间万物（尤其是生命）首先必须内禀能够产生自我的功能A（“气”），由功能A产生并维持结构（“形”），这种结构又负载功能B。疾病的发生，首先都是源自功能A的异常，进一步发展则表现为结构改变。西医学已认识到器质（结构）性病变与功能B病变，但忽视或否认功能A的病变。中医学强调“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侧重于功能A的调理，要求我们应该向器质性病变之前（功能A异常）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开拓，疑难病症研究理应瞄准这一方向。

西医学的对因治疗、对症治疗、病理治疗、补充治疗或替代治疗等疗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情况下对常见病症可以做到手到病除。但对疑难病证则往往显得“黔驴技穷”，而且由其导致的毒副反应与医源性疾病等弊端已日益暴露。问题的症结在于，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人体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致病的、治病的、愈病的枢机是什么？中医学给出了明确回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现代科学认为，生命是最高级的自组织系统，人是自组织的最高典范，致病的、治病的、愈病的因素都要通过人体自组织发挥作用。只要理解和承认自组织机制在发病与愈病中的作用，就必须提出和研究治疗层次问题。疑难病症大多都是人体最深层次“生命节律”的紊乱或崩解，不达病所或不触枢机的对症治疗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中医学理论研究大家王冰对《内经》的经典注文：“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明确地把病变、病机分为3个层次，即“阳光”和“阴翳”、“水”和“火”、“水之主”和“火之源”，要求把治疗的作用点放在最深的那个层次，即水之“主”、火之“源”，而不是“阳光”和“阴翳”，也不是“水”和“火”。努力探究导致各种疑难病症的“主”和“源”，并创立相应的应对措施，正是摆在中西医学面前的重大课题。

从战略高度开拓研究思路，中西医学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治疗法（原）则。“实者泻之，虚者补之”;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即中医学之治疗法则；“见炎消炎，见毒抗毒”; “心衰强心，失液补液”……即西医学之治疗原则。通常情况下，这些法则是科学的，有效的，必须遵守。但对于疑难病症，这些法则大多失灵。问题在于，“虚、实、炎、毒”只是病症过程中的一个表象或判据，在病症表现为单一的线性的因果关系链的情况下，按照上述法则治疗必然起效，而疑难病症大多表现为原因不明、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各异、转归难以预测、规律不易把握的“混沌”现象，犹如一团乱麻，但不可以快刀一斩了之，可谓“急则愈坚其结，缓则可清其绪”。这样就不得不从“最高一级的一般”的哲学高度来思考，不得不提出一个高于一般治疗法则的法则——治疗战略问题。

名老中医诊治疑难病症经验形成规律探析

在整个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代、近代、现代名医辈出，群星璀璨，他们有的穷一生之智、竭一身之虑，著旷世奇著；他们有的历千辛万苦，以神农为榜样，立一家之医药巨著；他们有的以博大的爱，活人无数，而又就一腔热血，成一家之说；他们有的由博返约、衷中参西，献奇妙之方药，为后人在难治大病、重病上留下心得验录。他们这些令吾辈汗颜的经验，汗牛充栋，浩繁纷杂，是我们吸取和发掘的“富矿”，他们的经验也是他们成为名医的最充实的力证。宏富经验的形成是否有什么“奥妙”可言，有规律可循，是否能在自己刻苦努力的前提下，循规蹈矩而事半功倍地尽快登堂入室，担当起救民于疾苦之中，弘扬我中华国医之重任，是吾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课题。

学者葛元靖等，通过对许多名老中医的成才经验和治学方式梳理；深究其学术思想之精华和人生厚重的阅历；极尽深挖精思勤悟之能事，认为可归纳为几条共性的规律。

1．博览群书，重视人文精神，注重人格魅力的煅铸：酷爱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及其派生出来的文化，是名老中医们成才的第一要旨。大凡中医学历史上留下“活人无数”“屡起沉疴”“效若桴鼓”美名的名老中医们，尽管他们诊病专业领域不同，性情禀赋各异，但都有着爱生命、爱人类的博大胸襟，有着求真务实、锲而不舍的执著追求，有着扎实深厚的人文素养，有着能托举自身人生价值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他们博览群书，文、史、哲、天、地、生无所不涉猎，达到了“治学三境界”。第一境界：了解中医、洞悉其理论内涵，如登高望远，鸟瞰路径，了解概貌，“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钻研中医学理论做学问，弘扬中医。成就中医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经历刻苦辛劳、呕心沥血的学习和实践，呈“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经反复学习、探索、研究、创新的历练，终获成就。功夫用到便会豁然开朗，有所发明和发现，心有所得，验有阐发，临证挥洒自如，受用无穷。真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种读书的境界正是他们酷爱中医，欲为大医之信念所致。这三种境界本身就是成功的人文精神所体现，也是煅铸人格魅力的具体方式。这是他们攻克疑难奇病杂症的基础的基础，精神的动力，攻关的勇气，是他们成为具备“高超的中医理论水平，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的医疗技术”三大基本素质大医、名医的总纲。

2．崇尚中医经典，善于用经典，指导临床迷津：视临床为从医之本，是名老中医攻坚克难的共同特点和规律。几千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医的疗效是肯定的，而疗效在于经典。古代医学经典浩瀚，其中《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被誉为是中医学的“四大经典”。所谓经典，是指在某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起到奠基或划时代作用而作出巨大贡献的著作。《博物志》云：“圣人制作曰经。”儒家把《诗》《书》《易》《乐》《礼》《孝》《论语》等列为经典，当今把《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称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都是这个道理。在当代高等中医教育中，不少学者正大声疾呼：“四大经典”绝不能丢！

正如一切不朽的古典著作一样，《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中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医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说明阶段，为中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自这部著作问世后，它就成为医道之渊薮，医家之圭臬，在中国医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虽然寒暑交替已经历了两千多载，但《内经》阐述的医学基本原理，至今仍是中医各科的理论基础和创新的源泉，指导、规范着一代又一代医药学家的临床实践和思维。中医学确实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度里，无论走到哪里，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通邑大都抑或穷乡僻壤，司医药者都使用同一种术语，信奉这一共同的理论。《内经》是中医学的不祓之祖，这个结论不必引证历代医家对《内经》所作的无法再高的评价，也无须统计历代注解、发挥《内经》的医著数量，只要翻一下今天各级中医基础教材的任何一本，便昭然若揭。尤其令人惊叹的是，用《内经》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治疗，在很多方面能够达到现代西方医学难以达到、无法解释的医疗效果。如对某些疾病的奇效，使不少西方学者瞠目。一部两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竟然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在科学史上确属罕见。这是历史的肯定。

谁重视经典，谁下苦功夫研读并不断地践行经典，在继承经典上创新，谁就能将中医发扬光大，由经典历练出来的诊治疑难病的经验，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纵观中国医学史，不读懂经典，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不可能成医学大家的；不会用经方，就不能治大病、难病。张仲景熟谙经典而成为上救君亲下救贫贱之厄的医圣。历代中医大师的辉煌成就和学术观点，无不受到《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的深刻启迪。这就是当代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提倡的“读经典，做临床”培养“铁杆中医”之道理所在；这就是国家要花巨资培养“传统的高层次中医临床研修人才”之道理所在；这就是现代派博士中医要提倡师古而不泥古、活用经方攻顽症之道理所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中医学会要搞“经典大温课”学术活动，今天全国再提“重经典，用经方，早临床，多临床”之道理所在。现在一部分西医处理上比较棘手的病症，之所以中医不敢和西医竞争，缘于真正会用经典理论和经方辨治疾病的高手太少了，缘于真正明白《伤寒杂病论》精髓的中医太少了，懂得并善用经典理论指导辨证，圆通活法运用经方的中医太少了。而按照西医的思路使用中药的中医却大有人在。炎症，有的中医师便认定是“热”“火”，而大上清热解毒类方药；动脉硬化，有的中医便附和是“瘀血”，赶紧开一堆活血化瘀类方药；高血压，有的中医便不假思索地认定是“肝阳上亢”、立马用上平肝潜阳类方药等，不一而足。如此这般不讲“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特点，不以个体脏腑阴阳整体平衡来辨证、立法、遣方、用药，而简单地套用西医某些理论来开中药及中成药，看似简单、容易、快捷，但实是思维上的懒惰，理论上的弱化和盲从，严重脱离了、矮化了中医独特而严谨的理论和思辨体系，疗效大打折扣。

以经典理论为指导，源自临床和经典中经方的深悟。独步医林，独领医界风骚，凡在临床各科有建树的名老中医，最具有总结几十年针对各病症用药的丰富经验，更有甚者以善用某药而疗病效若桴鼓。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因擅用附子，精研四逆温阳之辈，结合云南地域特点，重用附子，推重阳气，崇尚经方，后人称他为“吴附子”，饮誉全国。现代名医李可老先生，参透玄机，道在江湖，“用药让人胆战心惊，疗效让人目瞪口呆”打破常规，有时可重用附子200g，可谓步“吴附子”之后尘者。南通之朱良春老先生善用虫蚁之药，数量及配伍妙不可言，常用之于重患疗效出奇，是善用心者之榜样。北京学者焦树德教授更以善用藤类药物治痹证之顽症声名远播，络石藤、海风藤、忍冬藤、石楠藤、鸡血藤等的加减化裁，经方用之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自古而今，凡诊疗疑难病症有宏富经验者，必有自己总结的独特之用药经验，更有因用药配伍精、准、验而以药饮誉病患之中和杏林之中。

3．知常达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医学术历来重视发挥灵活性，讲求知常达变。达变能力的高低常是衡量医生临床水准的重要指标，然“知常达变”之功非一日修炼可成，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具备一定的临床阅历，更要有悟性。所以，学习中医要在“悟”字上下功夫！

中医临床是中医学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尽管有人说：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是不科学。对此科学与不科学之说，在此暂姑且不论。但一代伟人邓小平曾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中医药来说，“有疗效就是硬道理”。正如当代著名中医学家朱良春教授所云：“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本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我们必须在临床实践方面多下功夫，在实践中探索，探索当然渗透着理论，而成为一名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临床家。探索实践是医药理论的源泉，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临床相的观察导致病理机制研究的展开，所有疾病都靠临床来发现，一切疾病在活体上的表现及其变化规律，也得靠临床活动加以确认。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就是中医学在这方面的典范。

4．倡用现代科技成果，武装中医临床：用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指导临床，病证结合，以临床疗效为准绳，验明自身知识储备，拾遗补缺这一条多为现代名中医所遵，以便有更多机会与西医对话，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疗效之所以常常受到西医的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医疗效在现代医学关注的“疾病”关键指标上显示度不够，也就是说缓解症状可以，改善指标难。中药药理研究基于病理生理展开，针对疾病、靶点明确，为提高疗效提供了有力武器。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不仅可以提高临床疗效，同时也是成果验证的最佳途径。通过对现代药理研究的有效成分、组分所属的原药材进行传统药性回归，将辨病、辨证、现代药理、传统药性整合于现代中医临床诊治思维中提高辨病疗效。同时对有效成分、组分的传统药性回归研究又可丰富和完善传统药性理论。中药现代药理研究是针对现代医学“病理生理”展开的，与辨病论治却没有直接联系，因而临床应用时无从下手。拿来就用，恐组方杂乱无章，不像中医。不拿来用，治疗“疾病”疗效又不理想。因此需要一个能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与临床应用连接起来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病证结合”思路。上海学者施杞乃中医骨伤名医，用现代科技结合中医骨伤理论长期开展脊柱退行性疾病、骨代谢性疾病、骨肿瘤等中医药治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出“动力失衡为先，静力失衡为主”是颈腰椎病发病力学基础，创立了“从痹立论，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痰瘀兼祛，肝脾肾同治”的脊柱退行性疾病治疗学术思想。开展了具有中医骨伤科特点的模式动力病理学研究。他可以说是提倡用现代科技成果武装中医骨伤科临床才取得巨大成功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些大师们动用自身知识储备，选方用药衷中参西，总结出准绳，当一药多效时择其主要药效，当一药药力不足时可选择多药组合共同针对疾病的“靶点”，佐使药可择其相同功效但药性相反的药佐制原药性以负太过伤正。用现代科技成果武装中医，用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指导临床，加上自己现代科技、药理知识就能归为敢于创新、寻求突破，用药峻猛而出奇制胜的高手。因为他们懂得“科学地阐明中医药疗效机制，要比说明中医药的疗效难得多”。

纵观古今名医，不论是名于何处，均能在疾病中找到他们的擅长，以擅长中找出他们的学术智慧和学术经验。找准切入点很重要，这就要多读书、多交流，有个由博返约的过程，这个切入点似战争中的战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切入点也像科研的设计，“设计有误，结果肯定不对”；这个切入点也是从医立志为之奋斗一生的转折点，找准找好后，才谈得上“刻苦努力”，“挑灯夜战”的奋斗，坚守而不浮躁，终能有“春华秋实”的一天。这是我们研究名医治难治病的终极目标。

5．尊师重道，不耻下问：他们师从有名或者无名，擅像海棉一样吸取无论来自何方的为医治疗经验和一技之长，完善自己的学识，充实自己的诊疗经验，终成大家，终于青出蓝而胜于蓝。所有名老中医在讲到古今名医时总是滔滔不绝，讲他们的学术思想精粹时，对先贤们充满尊师重道之感。充满崇敬就更坚定习医研读、勤于临床的动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对历代医家的学术经验多有发挥，多有钻研。由于临证各医家研究重点不同，形成许多学派，而学派都是有“掌门人”的，这些掌门人都有讲不完的临证知常达变经验，都是活人无数的名家。由于他们学名医临证之经验，他们也就成了后世之名医。经方派、时方派、寒凉派、温补派、伤寒派、火神派、补土派、滋阴派等无一而足，学术思想可说是多如星河。学习他们也就不难理解现代名中医也喜提到自己是哪门、哪派了！也有的名医只有一技之长，但诊法奇特者有之，治法奇特者有之，用药精妙者有之，外治独特者有之，而他们应算有心的医生而不是名医，现代的名医也对他们的学术经验不耻下问，“行千里路，取万条经”完备自己的学术经验，他们也善于师从民间的医生来成就自己。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真是不胜枚举。充实了自己，完善了自己的学术经验，自然他们就成名医了。志存高远，恬淡虚无，体健神清，终能成名医、大家。凡能出奇制胜诊治大病，难病的名医不论古今，大多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志，宽阔的胸怀。他们恬淡虚无，真气内存，不被浮躁所影响，不为世乱所动摇，数十年如一日，专攻难病、大病、急病，视救人于水火为医之最高境界；他们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外世纷繁不能诱惑，不能使他们放弃诊脉救人。他们要达到以上境界，不体健神清行吗？杂念太多行吗？疑难病的规律何在，有精力去精研吗？名医者寿——这也算一条规律吧！一个经验都还没来得及继承就夭折的中医师，还能“创新”“发微”“成家”“立业”吗？！

疑难病症的辨治思路

1．详审病因、病性、病位的常与变：在临床中杂症百病丛生，不但表现繁多，而且在病因、症状、治疗上具有“疑”“难”“杂”的特点，在病因、病机上很难把握，因此治疗也颇为棘手。患者为何会无端患病？疾病表现为何会千奇百怪？如何来处理疾病？在临床上没有无原因的证候，任何疑难病的证候都是在某种原因的影响和作用下，患病机体所产生的一种病态反映。传统辨证论治手段对于指导分析和诊断普通疾病尽管已经非常完备，但在临床中却往往遇到患者病情“疑”“难”“杂”的特点，这时就需要采用了独特的思维方法。

中医病因，侧重整体。尤其是对疑难病病因的个性探索，不仅要理解多病共因，也要追究百病百因，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完全满足于“三因”学说。审证求因要做到不囿表面所见，临床细究病因，拓宽思路，辨证入微。

辨病性，疑难病的病性复杂难辨，临床多见阴阳错杂，虚实并存，寒热兼夹。辨病位，任何疾病大都归属五脏六腑，这是无疑的。然而，疑难病的病位，又应结合临床思辨来定位。在疑难病的治疗中，没有一个诊断、一套治疗方案是始终不变的，而是随着疾病发展而定位。如肝硬化腹水，病位在肝，但当出现腹水时，就应看到肝硬化波及脾肾的因果关系，此时则重在调理脾肾。换言之，肝硬化在通常的条件下，以疏肝软坚散结为治，而在腹水突出的情况下，治疗又应侧重脾之运化，肾之通调功能。

2．冲破西医病名的禁锢：许多医生临证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拘泥于西医病名或检验结果，不同程度地束缚了中医传统辨证论治的临证思路。中医治疗疑难病，必须遵循传统的理论体系，学好用好辨证论治，突出中医特色，不要拘泥于西医的病名诊断，要从整体观、动态平衡观、天人相应观、七情与脏腑内在联系出发，运用中医诊察疾病的方法步骤，对整个病情进行分析、判断，辨出病证，然后进行论治。

3．辨识真假疑似：疑难病的证候往往表里不一，症状杂乱，许多病都有种种假象。许多疑难病疗效不佳就是由于真假难辨，或真假误辨所致。故临床要特别注意鉴别阴盛格阳、阳盛格阴、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等情况，还要注意脏腑主病主症与各脏腑间的相互关系。对一些证候、病状、舌脉不一致的病证，要善于从舌脉方面认真加以审辨。辨别真假，还要注意识别某些西药引起的假象，如服用雌激素可致舌质红，服用某些抗生素可致舌苔增厚出现黄褐苔、黑毛苔等。随着应用西药的情况日见增多，对于识别因某些西药所致的舌象，唯有以辨证为依据才能提高疗效。

4．延长“四诊”，微观辨证：有些疑难病症用宏观辨证施治得不到满意的疗效，应借助微观检查，以探明病因，重新审视组方，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究其原因是这类疾病一部分浅表病情已表现，另一部分深层病情尚未出现。后者多有实质性病理变化，处于主导地位，不治后者，前者无法解决，使宏观辨证无效。

5．增加新说，开拓思路：

（1）参合辨病，优势互补：辨证是从宏观整体入手，对于局部病理往往考虑不够，有失之于过疏、针对性不强的缺陷；辨病则多着眼于局部微观改变，其针对性虽强但常有短于过偏、忽略整体的不足。辨证结合辨病，辨病使辨证进一步深化，则更有利于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许多表现不循常理的疾病，只有精于辨病，才能正确、完善地辨证。

（2）拓宽知识广度：一定要拓宽知识广度，才能面对杂乱的症状进行全面分析。如眩晕一症，既往多从肝阳上亢、痰湿中阻、气血不足、肝肾亏虚等方面辨证，而颈椎病导致的椎动脉痉挛或狭窄、椎基底动脉系统供血不足所致的“颈性眩晕”，若以传统方法辨证虽不悖医理，但由于针对性欠强，以此引导治疗，效果可能不甚理想，至少疗程较长。结合辨病，则此病有瘀血阻络、脉络失畅、脑失奉养的病机存在，治疗重点应参入活血化瘀之法，并结合传统的全身辨证，对解除脑供血不足的疗效较为迅捷。再如倾倒综合征，中医典籍并无此病记载，乃胃切除术后并发症，该病症状奇特、繁杂，辨证无成熟思路可循，临证之时颇有无从下手之感。结合辨病考虑则较为方便，此疾乃因胃疾术后，中土受损，脾阳虚弱，运化传输无力，以致水饮停于胃肠，水谷不得化为精微而输布全身，上奉髓海，治宗温阳化饮，运脾升清，每能取效。

（3）关于临床诊断标准：临床诊断标准的制定来自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反映了疾病的真实性，随着医学的进步而不断完善，以便科研和学术交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更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然而标准是疾病的共性，是一般规律的总结。随着历史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某些疾病也表现得不那么典型了。还有一些新发现的疾病，人们并不熟悉，故医学诊断标准永远不会有终点。

6．突破常规，另辟蹊径：一些疑难病，采用中医传统治法，即使辨证准确，用方用药合理，但其疗效却不一定满意。对这类病症，不必一味拘泥于传统辨证或固守某法某方，而是应开拓思路，融汇新知，老法新用，中西结合，以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实践证明把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与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起来，用于治疗一些疑难病，是一条大有潜力的途径。从总体讲，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不断地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为我所用，补己之短，以求发展，而不能孤芳自赏，固步自封。

仔细分析病情，拓宽思路，另辟蹊径，往往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临床上耳聋多从肝胆、肾调治。然而许多耳聋患者，并无肝胆、肾经见症，反有肺卫不和之状，取宣肺之品疗效甚佳。具体方法有：①久病复杂，多法联用，攻补兼施；②阴阳真假，反激逆从；③多法兼备，严谨组方；④虚不制邪，养正徐图。

7．“心中有西医，眼中无西医”：所谓心中有西医是在对疑难病的诊断上，在治疗效果监测上，在预后的判断上，应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和技术，尽量做到诊断明确，使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疾病，它的目前治疗水平怎么样？西医有无特效的治法和药物？它发展到哪个阶段？预后如何？有没有给中医留下治疗余地？辨病不只是为明确病名，要认识疾病发展全过程总规律，还要尽可能弄清疾病的病理组织变化、生理功能紊乱及相应的生化或分子水平的改变基础。更有一些疑难病通过中西医综合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了，但西医的实验室指标并未得到改善，实际上病情仍在发展，如慢性肝炎，患者感觉一切都很好，化验却发现转氨酶依然很高，此时如不借助西医诊断而仅根据临床症状消失而停止治疗，慢性肝炎失去监测而酿成肝硬化，从而失去了有效的治疗时机。所谓眼中无西医是说要抛开西医传统认识对治疗的束缚，完全用中医理论去辨证治疗，只有这样才能变不治之证为可治之证，在确立治法方剂选用药物时不受西医的干扰。

8．捕捉信息，利用信息：从“独处藏奸”、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①辨证之前，先要将患者的临床表现翻译成中医的术语。如肺炎链球菌肺炎，西医的临床表现为寒战、高热、周身疼痛、衰弱乏力、咳嗽、咳痰、纳差、恶心呕吐、腹胀等，再加上脉数舌红苔黄，显然是一个邪热壅肺证。②深入分析以前的治疗经过，包括中西医治疗，反射出许多足供刻下辨证的极好根据。明了用过而乏效的方药，不使走重复之路。③了解治疗用药后的反应。这可以分析出是否由于错误的治疗所造成的疑难病——错误的治疗导致疑难证者很多，所以古人常有“不死于病而死于药”的感叹。

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病症的思考

对于疑难病症的中医辨治思路与方法，吾在上述的探讨中实际已经言及关于衷中参西的内容。在此复述，是作为探索中的一个“专题”而发。

现代科学已进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不断开拓医学研究的新领域，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认识的层次，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出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层次，达到了分子层次，从而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将更加深刻和接近本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家们目前已认定大部分疾病都是和遗传基因有关，包括慢性病、传染病、流行病、癌症，甚至是艾滋病。基因的研究，不仅找到了症源，而且也为防治疾病和延缓衰老提供了前景。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疾病尚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如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病毒性疾病等都是世界上公认的疑难病。由于中医在治疗难治病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认识上有所创新，在实践上有所突破。因此，医学界不少人将攻克难治病的希望寄托在中医学方面，认为提高疑难病的疗效不仅是中医学科学价值的根本体现，而且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是中医学兴衰存亡的关键和发挥中医特色的优势，振兴中医的突破口。因此，有识之士都将提高疑难病症的临床疗效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多次召开了全国范围的“中医疑难病学术研讨会”从而综合了人们对疑难病概念的认识，大致上界定了其范围，启迪了研究的思路，交流了临床经验，提高了临床疗效。学者刘雹强认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想提高疑难病的治疗效果，必须走中西结合的道路，才能在认识和治疗方法上相互补充。

1．中西医结合在疑难病症诊治中的意义：

中医辨证、西医辨病是人所共知的。在过去看门诊时有不少患者，伸一条手臂让把脉，显然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把脉，便能弄清病情根源，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中医辨证的迷信程度。现在，尤其是城市的门诊患者，就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叠化验单、透视单来，他们既使是看中医，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也就是说要有个说法。这是客观上要求辨病与辨证的结合，而在疑难病的诊治中更是如此。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对于疑难病症借用现代仪器的检查，多数是可以明确诊断的，至少可以排除一些错误的判断。如对于肝炎的病原学诊断可以明确所患的是何种肝炎，对肝功能的检查可以知道肝细胞损伤的程度，通过CT则对肝内占位性病变的诊断提供方便，甚至在注射造影的条件下可发现1cm左右的早期肝癌；对于脑血管患者通过CT检查，不仅可以弄清楚是出血还是梗塞，以及梗塞的部位严重程度，这不仅对于选择治疗方案，是外科治疗、内科治疗？是中医治疗、西医治疗？还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提高中医辨证的水平和精确度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此，现在多数的中医医院里都采用了中西医的双重诊断。如胃癌性溃疡、良性溃疡，临床症状的差异常不够明显，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可以给治疗带来很大的差别。又如同样是一个黄疸患者，可以是肝炎的肝细胞损害引起的，也可是肝外的肿瘤阻塞引起的，其治疗方案也大相径庭。另外在临床上有很多疾病，经西医诊断明确却没有好的治疗方法，而采用中医治疗效果却非常显著。在疑难病的诊治中，西医的诊断有助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以及预后的判断、病情的监测，而中医的辨证则可以从宏观上综合分析疾病，能够丰富临床治疗方法，中西医结合对疑难病的辨治有明显的互补作用。

2．中西结合治疗疑难病症的思路：

中西医结合方针提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中西医双方都作出了努力，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回顾总结这一工作时，却发现了一个严酷的现实：所谓中西医结合，成了中药加西药的治疗重复，或是按照西医诊断用中药，或是用西医生理生化指标揭示中医证的本质。事实证明，这种采用先进的分子、亚分子水平分析超微结构，研究中医基础理论，进一步提出新见解与论点，达到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分析研究与综合研究的统一，从而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的提法并不现实。中西医结合只能是工作上的结合，同样中西结合治疗疑难病只能是临床诊疗方法的具体结合，而不能是理论上的结合。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病也好，或一般的疾病也好，可以用前述“心中有西医，眼中无西医”一句话来概括。

3．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病症的方法：

（1）明确西医诊断：对于疑难病，首先要解决疑难问题，就是要采用现代医学手段尽可能地明确诊断。借助仪器，化验等检查可以早期发现难治病，能便于早期治疗，还可以扩大中医“证”的内容，有助于中医“证”的客观化、标准化，至少使医生明白，我治疗的是一个什么病。更深刻地说，辨病不只是为明确病名，明确诊断，而是要认识疾病发展全过程总的规律。因此要尽可能弄清疾病的病理组织变化，生理功能紊乱及相应的生化或分子水平的改变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西医有机结合治疗疑难病的目的。

（2）把握主要病机：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西医治疗首先是病因治疗，其次是针对病理变化用药，而中医的治疗是对证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医的治则也是首先针对病因病机的，其次才是对证。是对众多的临床证候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病因病机，然后根据病因病机确立基本治法。在具体组方时常兼顾证候，疑难病的病机大多错综复杂、寒热互见、虚实并存、气滞血瘀、痰湿凝聚。但是无论其怎么复杂，总有一个主要病机。例如，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是目前公认的难治病，中医治疗乙肝，在急性期多抓住湿热蕴毒，慢性期则把握肝肾阴虚，气滞血瘀，并据此采用清利湿热，滋补肝肾，理气活血的合同治法，从而使乙肝的治疗取得显著的疗效。

（3）找好切入点：疑难病的证候错综复杂，病因病机难以明确，因此临床表现复杂多变，难以辨识。不少疑难病症更是出现多个不同的复合证型，以致主症兼症繁多，使辨证时难于着手。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在辨治疑难病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四诊获得的临床资料，在掌握基本病机的同时，要按照急则治其标的原则，找好切入点，抓住证候的关键进行辨治。如尿毒症的临床症状，具有胃肠道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呃逆腹胀；精神神经系统的头昏疲乏，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健忘，表情淡漠，沉默寡言，精神委靡；造血系统的鼻衄，皮肤瘀斑，胃肠道出血；心血管系统的心脏扩大，心律失常；以及面色萎黄，素沉着，皮肤干燥等。在治疗时如找不好切入点，抓不住主症，则有无法下手的感觉。如能通过辨证抓住主要矛盾，在主要症状好转的同时，其他症状也同时会得到缓解。

（4）合理应用中西药物：疑难病症的难，最终表现在难治疗上。有不少疑难病，常常中药无效，西药无效，中药加西药也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认真分析其病因病机、检查讨论辨证思路外，还应该注意合理应用中西药物。即在指导思想上，取中药之长和西药之长，进行具体方案上的结合，其结合成功的标志应当在疗效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治疗胆道结石曾大量应用总攻排石疗法，在服用中药胆道排石汤后，皮下注射吗啡，口服硫酸镁，就是充分体现了中西药物作用的优势。在尿结石总攻疗法中，用中药排石汤加阿托品扩张输尿管，明显提高了排石效果。可见中西药只要应用得当，可以起到协同作用，能明显提高临床效果。

实践证明，走中西医结合道路，有助于提高疑难病的治疗效果。西医的诊断有助于对疑难病本质的认识，中医辨证不仅可以从宏观上综合分析疾病，而且可以丰富治疗方法，二者有明显的互补作用。所谓中西医结合不应是根据西医的诊断来用中药治疗，而应是按照中医理论治疗明确诊断的疾病。

疑难病症中医辨治的常用方法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常言，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如果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客观存在的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正如《灵枢》云：“未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只要能抓住疑难病症辨治的关键，辨“疑”不惑，治“难”不乱，事实上大部分疑难病还是可辨可治的。面对客观存在的诸多疑难病症，古今中医学家迎难而上，呕心沥血，从实践中探索出不少治疗疑难病症行之有效的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从痰、从瘀、从毒、从虚等辨治。它既显中医特色、优势而又神奇！常出奇制胜，使不少疑难病症“柳暗花明又一村”。

1．疑难病症从痰论治：痰是机体水液代谢障碍所产生的病理产物，也是致病因素，具有双重性，是致病因子和病理产物的统一体。因痰继发的病证，特别是疑难病症很多，颇为复杂，见症多端，故中医有“百病多因痰作祟”“怪病多痰”之说。

中医所说的“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可见之痰浊，即呼吸道和其他部位的病理产物，如脓液、水液、白浊、痰液、鼻涕的分泌物和渗出物。一类是无形不可见之痰，可见诸不明原因，病机复杂，但症状具有“痰”的特点的一类病症。痰留于体内，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或贮之于肺，或停之于胃，或蒙敝心窍，或扰动肝胆，或流窜经络，变生诸证。因停痰部位不同，故产生的病变各异。诚如《类证治裁》所云：“痰在肺则咳，在胃则呕，在心则悸，在头则眩，在肾则冷，在胸则痞，在胁则胀，在肠则泻，在经络则肿，在四肢则痹，变幻百端。”痰之为病，病势缠绵，病程较长，病位广泛，变化多端，易扰神明，症状以病变部位的闷、胀、痞、困、重、麻为主，好发肿块，一般不红不肿不痛，根脚散漫，脉象弦或滑，苔白或白腻。痰性黏滞，故病情缠绵，不易速愈；痰属阴邪，故肿块不红不肿；痰浊阻遏气机，影响气血流通，故有闷、胀、麻、重之感；痰随气行，无所不至，故发病部位不一。凡见上述诸症，其病机都与痰有关，故诸多疑难病症从痰论治，常获良效。

2．疑难病症从瘀论治：清代著名医学家王清任，其着力于血瘀证的研究，著《医林改错》一书，发前人之未发，创制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用治血瘀证的著名方剂，颇为后世医家所称颂，至今仍然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各科疑难病症的治疗。验之实践，辨证无误，效如桴鼓。

因病致瘀，称为“瘀血”；因瘀致病，称为“血瘀”。瘀血是一种病理产物，可谓之第二致病因子。疑难病症一般病程较长，迁延不愈，往往引起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瘀滞。因瘀继发的病证很多，故在中医学中素有“久病入络”“久病多瘀”“久病瘀血作祟”“顽疾多瘀血”“瘀生百病”之说。诸多疑难之疾，从瘀论治，首先当是对血瘀证的辨识诊断。对血瘀证的诊断依据，概而言之，主要有3个方面。

其一，主要依据：固定性刺痛、绞痛并拒按，夜间尤甚；舌质紫暗，或有瘀斑点，舌下静脉曲张瘀血；病理性肿块，包括内脏肿大，新生物，炎性或非炎性包块，组织增生；血管异常，人体各部位的静脉曲张，毛细血管扩张，血管痉挛，唇及肢端发绀，血栓形成，血管阻塞；血不循经而停滞及出血后引起的瘀血、黑粪、皮下瘀斑，或血性腹水；月经紊乱，经期腹痛，色黑夹块，少腹急结等；面部、唇、齿龈及眼周紫黑；脉涩，或结，或代，或无脉。

其二，其他依据：肌肤甲错（皮肤粗糙、肥厚、鳞屑增多）；肢体麻木，或偏瘫；精神狂躁；腭黏膜征阳性（血管曲张、色调紫暗）。

其三，实验室依据：微循环障碍；血液流变异常；血液凝固性增高，或纤溶性降低；血小板聚集性增高，或释放功能亢进；血流动力学障碍；病理切片示有瘀血表现；特异性新技术显示血管阻塞。诸多疾病，特别是疑难疾病及某些奇异怪症，运用常法治之不效，而从瘀论治竟获良效者，从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的角度视之，乃是因为活血化瘀类药物，具有改善微循环和血液流变性，降低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抗心肌缺血及耐缺氧作用；抗纤维化、抗炎和镇痛作用，以及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

对因邪实而致的血瘀，当祛邪以化瘀；对正虚而致的血瘀，则应扶正以祛瘀。同时应辨别脏腑病位，掌握主症特点和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各种具体祛瘀法，才能加强治疗的针对性，提高对疑难病症治疗的疗效。临床上常用的治法有理气祛瘀、散寒（温经）祛瘀、清热（凉血）祛瘀、补阳祛瘀、益气祛瘀、养血祛瘀及滋阴祛瘀等法。根据病变部位，按主症特点进行论治的常用治法又有通窍祛瘀、通脉祛瘀、理肺祛瘀、消积（软坚）祛瘀、理胃祛瘀、通腑祛瘀、利水祛瘀、通经祛瘀、和络祛瘀、止血祛瘀、消痈祛瘀等法。对活血祛瘀药的选择，必须符合辨证要求，尽量注意发挥各个药物的特长和归经作用。特别是虫类祛瘀药，为血肉有情之品，形胜于气，走窜善行，无处不到，如水蛭、土鳖虫、穿山甲、蜣螂等，均属祛瘀之峻药，性虽猛而效甚捷，必要时可权衡用之。

3．疑难病症从毒论治：“毒”在中医学中具有很广的概念，从病因病机到药物治疗，都与毒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所言之毒主要是指毒邪，诸多病邪的进一步发展，邪盛生毒，无论其性质为何，均可概称为“毒邪”。毒邪既可从外感受，也可由内而生，如重症肝炎中的热毒，晚期肾小球肾炎中的湿（浊）毒，面神经麻痹中的风毒，恶性肿瘤中的癌毒，类风湿关节炎的寒毒，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瘀毒等。毒邪不仅是疑难病的致病因素，也是不少疑难病难以治愈的症结所在。因此，从毒论治已逐渐成为疑难病的现代治法之一，并正在引起国内外众多医学家的关注。

此从毒论治的另一方面含义，是指以有毒性成分的药物组方或单剂，用来治疗因邪毒所致的疾病，前人称“以毒攻毒”。疑难病症常常经过常规常药治疗而疗效不显，在临床用药时，可以适当选用有毒药物，常起到“毒药起沉疴”的功效。如斑蝥制剂治疗肝癌、蜈蚣治疗乙肝、天南星治疗宫颈癌、马钱子治疗食管癌、全蝎治疗肺癌、雷公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狼毒合乌梢蛇治疗银屑病等，已在临床上广泛运用，且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上述资料说明，“以毒攻毒”治疗疑难病已逐渐被广大医务工作者所接受。但应该注意的是，以剧毒药治疗疑难病要掌握好剂量，把握好尺度，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可过量，否则会“过之伤正”。这是前人的经验，今天我们也需要引以为戒。

4．疑难病症从虚论治：此言虚者，从脏腑而论主要是指脾、肾虚损，因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疑难病症病程多长，久病致虚，或历经治疗，药物杂投，邪未去而正已损，故诸多疑难病症，扶正缓图，培补脾肾，临床当从脾肾亏虚求治为本。

肾为先天之本，阴阳之根，水火之宅，人之性命所系也。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海，肾主水液，主纳气，主命火，肾上开窍于耳，下开窍于二阴，其华在发，在体主骨，齿为骨之余，与膀胱相表里，五行属水，通于冬季。从现代医学角度视之，中医学肾的功能，广泛涉及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和血液系统等诸多方面，因而从病理的角度而言，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云：“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藏象学说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藏元阴元阳，“五脏之阳非此不能温，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滋”，故诸多疑难病症从肾虚论治，乃治病求本之施，并不拘泥于“肾脏系统”疾病。故临床上诸多疾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疑难病症，在其发生发展到一定阶段，最终皆迁延伤损于先天之本的肾，导致肾之阴阳精气亏虚。据此之理，中医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以此从肾虚辨证论治的丰富经验，并形成了中医学领域的“肾命学派”，其理论与实践现仍广泛地应用临床各科。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皆以受其气。《慎斋遗书》云：“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吴昆云：“治杂病者，宜以脾胃为主。”故历代医家对许多病证，多从脾胃立法，如“补土生金”“见肝之病，当先实脾”“治痿独取阳明”“治痰不治脾胃，非其治也”等，足见调理脾胃在疑难病治疗中的实际意义。一方面，脾胃虚弱会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转输，久病中虚，运化无力，故调理脾胃之剂，药量宜轻，宁可再剂，不可重剂，重则欲速而不达。另一方面，前述从痰、从瘀论治者，就其成因亦多无不与脾虚相关。中医学认为，脾为生痰之源，气为血之帅，气虚则血瘀。

疑难病症多非一脏一腑为病，病变往往涉及多个层次、多个脏腑。由于病的特异性，首犯部位不同，所病脏腑亦有先后主次之别。如哮喘的病变过程涉及肺、心、肾等多个脏器，但总以肺气上逆为主，病变主脏在肺，同时因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心脉上通于肺，病则互为因果，故与心、肾亦有密切关系，后期可因肺不主气、肾不纳气、命门火衰、心阳失用而导致喘脱。此外，基于脏腑之间的生克制约关系，疑难病症极易传及相关脏腑，或因某一脏腑功能失调产生的病理产物，损伤其他脏腑而致病。由于人体各个脏腑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疾病过程中可以互相传变，尤其在疑难急症中更为突出。因此，治疗某一系统的病，不仅要针对它的主要病变脏腑，还要根据症状表现从脏腑的相关性辨析，采取对应处理。

总之，中医中药治疗疑难病症具有一定优势，不仅有系统的理论指导，更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医学只有在解决危重疑难病症上狠下功夫，适应当代防病治病的新要求，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显示出自身的价值。伴随着疑难病症防治方法的探索，中医理论自身亦必将得到丰富、发展和提高。也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与时代同步而自强于世界医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