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呼唤
——研制斑疹伤寒疫苗和森林脑炎疫苗的故事
新中国的疫苗等防疫用品的研制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始终是与爱国卫生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始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鉴于当时对人民危害甚烈的传染病大都是以老鼠和昆虫为媒介而传播的，所以开始的主要任务是灭鼠、灭蝇、灭蚊。各生研所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相关传染病的疫苗研制和生产上。本章选择了其中的斑疹伤寒疫苗和森林脑炎疫苗的研制故事，如管中窥豹，从中可以窥见疫苗研制者的献身精神。
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搞细菌战，投下带细菌、病毒的昆虫（虱、蚤、蝇）和被污染的物品，波及我国东北抚顺、宽甸等地区。中朝少数部队和居民中发生了散在性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于是展开了反细菌战。3月14日，政务院第128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同年底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兴起。因老鼠、跳蚤传染鼠疫；苍蝇传染霍乱、伤寒、副伤寒；虱子传染斑疹伤寒；蜱虫传染森林脑炎；蚊子传染疟疾，所以当时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灭鼠、灭蝇、灭蚊[9]。生物制品的研制和生产也同样主要针对以老鼠和昆虫为媒介的烈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森林脑炎，等等。
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疫苗，都是按照1951年颁发的《生物制品制造程序》生产的，用的是国外的菌种和工艺，虽然功不可没，使我国在1954年就基本控制了上述烈性传染病，但在科研上谈不上有多少新的建树。而斑疹伤寒疫苗和森林脑炎疫苗是地道的“中国造”，其研制过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我国疫苗专家忘我的奉献精神和出众的聪明才智。
斑疹伤寒疫苗：人虱的传奇
斑疹伤寒是啥？现在，也许除了医生，没几个人知道了。须知，它曾经在世界上横行无忌，暴发流行，是一个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烈性传染病。据记载，我国在1850年至1934年间，共发生15次大的流行，其中7次是在水灾饥荒之年。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6年，我国共发生斑疹伤寒12.45万例，死亡率为4.53%。新中国成立后，斑疹伤寒的流行并没有因旧中国的结束而停止。
斑疹伤寒的症状是高烧、剧烈头痛、全身出皮疹，严重者造成神经和心血管的损坏，最后死亡。
在19世纪，人类尚不知道斑疹伤寒的病原。直到20世纪初，为弄清其病原，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Howard Taylor Ricketts）和捷克科学家普罗瓦泽克（Von Prowazekii），先后发现了斑疹伤寒立克次体（一种间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微生物），并为此献出了生命。1916年达罗沙·利马（Da Rocha Lima）从一例斑疹伤寒病人的体虱中证实了他俩的发现，便将之命名为普氏立克次体，以纪念上述两位牺牲了的科学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斑疹伤寒分为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地方性斑疹伤寒两种。流行性斑疹伤寒又称为虱传斑疹伤寒，是由普氏立克次体引起的传染病，由虱子传染；地方性斑疹伤寒又称为蚤传斑疹伤寒或鼠型斑疹伤寒，跳蚤先咬老鼠再咬人，形成鼠—蚤—人感染途径。因地方性斑疹伤寒的症状比流行性斑疹伤寒要轻，又具有地域局限性，所以流行性斑疹伤寒是防治的重点。1919年波兰的维格耳（Weigl）用显微虱肛注射法培养普氏立克次体获得成功，以后发展成虱肠疫苗。1933年我国学者张汉民制成虱肠疫苗，同年谢少文用鸡胚绒毛尿囊接种法培养成功。
对我国斑疹伤寒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专家首推魏曦。对于魏曦，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他在昆明原中央防疫处的贡献。他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微生物学家，微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被选为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毕生主攻人兽共患疾病，包括立克次体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斑疹伤寒疫苗是他人生的得意之笔之一。
刘隽湘在《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中说：魏曦“于1943年研究成功鸡胚组织块悬液培养方法培养出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制成了斑疹伤寒疫苗并被盟军用于免疫，这是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魏曦为此获得了美军的军功勋章”。但是这种疫苗应该还很不成熟，属于应急性质，不适应大面积推广。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45年就开始在华北、东北一带流行的斑疹伤寒，仍然相当猖獗，到1950年还处于流行高峰期。人民受苦，政府着急，要求各生物制品研究所抓紧研制斑疹伤寒疫苗。1950年赵树萱从瑞士回国，带回了斑疹伤寒毒株，北京所成立了斑疹伤寒室，制备出虱传斑疹伤寒和蚤传斑疹伤寒的混合疫苗，但是效果有限。斑疹伤寒室的工作人员自己接种了6次，结果还有被感染的。大连、长春、兰州三个所研制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1952年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斑疹伤寒被列入主攻对象之一。“球”又传到了时任大连所副所长的魏曦手里。既然国内一时难以生产出合格的斑疹伤寒疫苗，那就学苏联。1953年，卫生部举办苏联生物制品法规学习班，目的是参照苏联方法改进我国生物制品的质量。具体到疫苗，第一个就是斑疹伤寒，让魏曦当班主任，把北京、上海、大连等生研所的技术人员集中到大连办班。苏联提供了技术资料，并提供了两个生产用的毒株。原成都所党委书记、研究员赵永林那时在大连所，他回忆说：
我们原先在大连所生产斑疹伤寒疫苗用的是日本工艺，用鸡胚做原料来制造。因为鸡蛋与人体是异性蛋白，虽然经过处理，但处理得不干净，打针以后过敏反应严重。所以1953年向苏联学习，卫生部办了一个斑疹伤寒的苏联法规学习班，由魏曦教授主持。参加的人有北京所的赵树萱大夫、上海所的张箐大夫，3个所集中在那里搞。生产斑疹伤寒疫苗，苏联法规是用鼠肺，小白鼠的肺脏。给小白鼠滴鼻子，吸到肺里，感染后把肺取出来，经过提纯做成疫苗。用这种方法制备出来的疫苗标准不一，免疫性能较差。
苏联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对生产疫苗用的毒株定期通过虱鼠交替传代，以保持立克次体的原性；再用鼠肺制备液体疫苗，原液里面要求保持一定量的立克次体，然后用乙醚纯化精制，按抗原浓度要求稀释为疫苗。最大的问题在于：虱鼠交替传代的虱子从哪里来？生产疫苗需要大量的虱子，总不能从人身上一个一个地去抓吧？虱子，有吸动物血的虱子，有吸人血的虱子，叫人虱。人虱又分三种：头虱、体虱、阴虱。制备斑疹伤寒用的虱子是体虱。虱子是令人厌恶的寄生虫，非常低贱，可它又非常“娇贵”，嘴很刁，人虱只吸人血，对别的动物的血，它宁可饿死也不吸。这就给制造斑疹伤寒疫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解决喂虱子的问题，就制作不出高质量的斑疹伤寒疫苗。据赵永林回忆：
当时要提高斑疹伤寒的毒力，最敏感的是虱子，通过虱子来传代，要人虱。在旧社会虱子很多，当时卫生条件很差，但是这种虱子只吸人血。所以当时大连所就用人来喂养这个虱子。在铝盒里加一层绻布，当中一个绒垫。把虱子放在绒布上，通过绻布捆在腿上来喂。这个事情很不方便，做斑疹伤寒的人还不能喂，因为做斑疹伤寒的人都有了免疫力。只有找易感的，没有免疫的人来喂，主要是财务人员等，会计坐在那儿不动，绑在腿上，都是无偿地喂。当然感染了的虱子那就由做斑疹伤寒的人来喂，我也喂过，非常痛苦。喂那么多虱子不好受，一个盒子装几百只上千只都是可能的，绒垫上满满的，咬完后局部红肿。有的也过敏，红肿，很大的块。
原兰州所所长、研究员王成怀回忆说：
人养虱子这个事我确实知道。我没养过，那时我九十几斤，瘦，不要我。我有一个本家兄弟的媳妇在所里搞包装，喂虱子，她到我家，一看真是……。虱子要想活、长大，它的粮食就是人血，别的血还不行。好像一次喂一个星期左右，皮肤上留下是一大块紫的，虱子吸血造成的嘛。喂虱子是自愿的，虱子是健康虱子。用虱子做斑疹伤寒，就是把虱子喂肥了，给它人工注射立克次体毒种，让病毒在它身上繁殖，用它来传代，保持立克次体的原性，然后用于制作疫苗……
用人喂虱子毕竟不是一个办法，虽然目的很高尚，咬了我一个，免疫千万人。但让人看着非常难受，即使喂虱子的人完全出于自愿，还是让人于心不忍。魏曦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将人虱驯化为兔化虱，让人虱吸食兔血来生长繁殖。赵永林回忆说：
当时魏曦教授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虱子驯化，使它从专门吸人血逐步地变成吸兔血。刚开始你让虱子吸兔血，虱子全部死了。后来把兔血与人血按比例逐步改变。先是人血多，兔血少；下一步逐步等量，慢慢地变成兔血为主，以后就不用人血，把它驯化成能吸兔血的兔化虱了。可以用兔子来喂养虱子了，就解除了人喂虱子的痛苦。但开始皮膜还得用人的，把兔血拿来后摆在盒子里，上面蒙上人的皮膜，虱子叮在人皮膜上吸兔血。夏天，大连人去海边游泳，晒太阳厉害了，洗澡时会掉一层皮，就把这层皮揭下来用，但这很不方便……后来魏曦教授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把兔子毛剃干净以后把虱子摆在上面喂养，获得成功，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有很大的意义。后来成都所也用这个办法。
兔化虱的驯化成功，彻底解决了虱子的来源问题，为斑疹伤寒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1955年，各生研所均用兔化虱传代生产斑疹伤寒精制活疫苗。北京所用之接种了40名与斑疹伤寒病原经常密切接触者，经两年观察无一人感染。
对我国斑疹伤寒疫苗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还有著名立克次体专家、原北京所斑疹伤寒研究室主任赵树萱。1956年1月，他和助手从兰州一男性斑疹伤寒患者身上，分离出一株普氏立克次体。分离出立克次体是不容易的，要建立立克次体毒株就更加困难。先后在我国用于生产的斑疹伤寒毒株，有大连所日本人留下来的日本株，赵树萱带回的瑞士株，魏曦从美国带回的美国株，再就是1953年学习苏联以后用的苏联株，还没有中国的本土株。赵树萱在兰州分离出来的这株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后来被命名为“兰株”。从分离出来到被命名，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先采用幼虱感染法，就是将感染了斑疹伤寒的幼虱的肠子取出来研磨，加入适量健康人的血液，装入特制的人工皮膜喂虱盒中进行幼虱感染，取三代幼虱的肠做虱鼠交替传代，经小鼠肺连续传五代，再重新传回幼虱，选取含立克次体丰富又没有杂菌感染的作为毒株，再循环进行，通过虱鼠交替传代16次。16代幼虱，每一代幼虱要传5代小鼠，每一代都必须能让小鼠规律性发病。如此这般之后，终于使发育性立克次体成为典型的立克次体，即可用于生产的固定毒。经过体虱感染试验及感染动物的血清血检查等多项国家检定，均证明为典型的普氏立克次体，这才被命名为“兰株”。
“兰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株，它不仅与苏联株具有同等的免疫原性，而且经16代虱鼠交替传代，提高了鼠肺的毒力和虱型、蚤型斑疹伤寒交叉免疫原性，因而能同时预防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地方性斑疹伤寒。从1958年起，“兰株”被作为生产斑疹伤寒疫苗的毒株。
斑疹伤寒疫苗重点用于流行区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疫苗的保护期为一年左右。随着疫苗在流行区的接种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斑疹伤寒的发病率逐年下降，到60年代初只需疫苗20万人份了。1965年发病率为2.91/10万，1975年为0.63/10万，1990年为0.31/10万，2000年为0.49/10万，2004年为0.32/10万。因为发病率明显降低，1966年以后斑疹伤寒疫苗仅由兰州、成都两个所生产，1986年只有兰州所一家生产。
另外还有一种名叫森林斑疹伤寒，又叫恙虫病，也是由立克次体引起的，因为在我国只有东南和西南部分区域发病，发病率在0.1/10万—0.2/10万左右，且恙虫病立克次体的血清型号有近10个，抗原型特别多，所以恙虫病的死疫苗和活疫苗研制都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预防办法是切断传染源和加强自身防护。
森林脑炎疫苗：从抓“草爬子”开始
森林脑炎？没听说过吧？想当年，它可是惊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种流行病。
1952年，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森林工人中突然暴发一种怪病：高烧、头痛、麻痹、昏迷、死，也有活下来的，但几乎没有不残疾的，或颈肌、或肩胛肌、或腰肌、或上肢肌萎缩了，瘫痪了，吓得许多工人不敢进林区了。
解放初，森林工业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门类，国家专门设有森林工业部，主要是伐木和制造木材制品。工人不敢进林区，国家的木材供应就会受影响。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起初没有多少人知道。它像流行性脑炎，但又不完全像。1952年反细菌战，有人怀疑，是不是美军的飞机在林区投下了什么细菌呀？得赶紧去查。国家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责成长春生研所派人去调查，要求尽快查清病原并制作疫苗。长春所副所长、总技师辛钧带着唐玉书（后来成立的森脑室主任）等人火速前往。
辛钧等来到大兴安岭林区，与当地防疫部门的人一起上山调查，很快排除了细菌战的嫌疑。森林工人告诉他们，得这种病的人都被“草爬子”咬过。“草爬子”吸人血，像蚂蟥一样，死死地叮在人身上，特别是腋下、耳朵后面，用手拉不下来，如果硬拉，它的嘴就会留在人的皮肤里，瘙痒、化脓。想要把它弄下来，需要用烟头烫才行，而森林中不准用火，难办。哦！原来如此。老百姓说的“草爬子”，个头与苍蝇差不多，是一种吸人血的蜱虫，节肢动物。未吸血时干瘪瘪的，吸满血后鼓鼓囊囊的。通过对病人血液的化验检查和诊断，此种怪病被确诊为森林脑炎。这是一种神经性急性传染病，因感染森林脑炎病毒而引发。
但森林脑炎究竟是不是“草爬子”传染的呢？不能凭想当然，也不能光听当地人说。必须要抓蜱虫回来研究。怎么抓？他们和防疫站的人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一条长一丈有余的白布，两头由人拉着，在草丛中像拉网一样往前走，蜱虫就掉在白布上，然后抓起来放到试管里，再把试管带回来做解剖研究。当年参加过抓蜱虫的唐玉书说：“去抓的人必须做好全身防护，否则你没抓着它，它先咬着你了。那些被叮咬的人，都是因为没有防护好。”
把俗称“草爬子”的蜱虫抓回来研究，发现它的学名叫全沟硬蜱，是蜱虫大家族中的一种。其背上的盾板褐色，须肢为细长圆筒状，颚基的耳状突呈钝齿状，肛沟在肛门之前，呈倒U字形，多出现在针阔混交林带，是典型的森林蜱种。进一步的解剖和进行细菌、病毒培养研究，发现这种蜱虫中有3%带有森林脑炎病毒。这足以说明森林脑炎就是由“草爬子”传染的。后来发现，它还能传染西伯利亚斑疹伤寒。
“草爬子”的嗅觉非常敏锐，能够感知与之相距15米的人和脊椎动物，先等在那儿，你一过来它便趁机跳上去叮咬。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毒性，如果带有森林脑炎病毒，就把病毒传染给人畜（兽）。后来的研究还发现，这种蜱虫简直就是一个病毒保险箱，森林脑炎病毒能够在蜱虫体内长期存在，并且可通过卵传给下一代，雌性老蜱虫死了，病毒却传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蜱虫不灭，森林脑炎就不会绝。但是，莽莽森林，茫茫草甸，蜱虫知多少？怎能灭得了？因此，在医治森林脑炎的特效药问世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预防，除了加强人身的物理和化学防护外，就是要尽快研制出疫苗。又因再严密的防护也会有漏洞，故疫苗是此中关键。
我国的大兴安岭林区与苏联接壤，其西伯利亚与大兴安岭的森林情况类似。当时苏联已经有森林脑炎疫苗，为尽快在我国制造出这种疫苗，最便捷的办法是引进仿制，于是便从苏联引进了一个森林脑炎毒株，叫“森中株”。
与此同时，长春所也在抓紧分离自己的地方株。据唐玉书回忆：“其方法是把抓回来的‘草爬子’挑有毒的碾碎，制成悬液，注射到小鼠的脑腔里，一般48小时至72小时，小鼠就发病了，表现为抽搐、麻痹、僵直，在鼠脑中分离出很多森林脑炎病毒，就用鼠脑来保存和繁殖病毒，一代一代往下传。最后从中挑选出两个毒株，‘森张’与‘森候’。”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由于先后主持研究的辛钧和朱既明已经仙逝，唐玉书等人也回答不上来。
当时为了救急，赶在1953年森林脑炎流行季节到来之前，就试制出一批鼠脑灭活疫苗。简单地说，就是把毒种种到小白鼠的脑腔里，小白鼠发病了，再把小白鼠的脑子抠出来研磨，进行无菌灭活处理然后制成死疫苗。给森林工人试种后，虽然防住了森林脑炎感染，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副反应。
此事惊动了中央，责成长春所提高疫苗质量。长春所不敢怠慢，进一步对用“森中”“森张”“森候”三个减毒株制作的死疫苗进行比较研究。唐玉书清楚地记得，当时用了32只南宁猴分组注射后对比，经交叉保护力实验，参考接种人群的免疫效果观察结果，最后证明三个毒株的抗原性无明显差异，但“森张”株的副反应最小。经上报批准，此后疫苗生产全部使用“森张”毒株。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抓紧查找副反应大的原因，发现主要是鼠脑疫苗制作还比较粗糙，其中的杂菌消除得不干净。所以准备用鸡胚培养活疫苗来代替，并做出了两个样品，与鼠脑死疫苗进行对照比较，因为鸡胚培养技术还不成熟，结果显示免疫效果不如死疫苗。于是决定先研制鼠脑提纯死疫苗来代替普通鼠脑死疫苗，试制成功后，大幅度降低了接种副反应。
在改进疫苗生产的同时，长春所先后在辛钧、朱既明的主持下建立了森林脑炎疫苗的效力检定方法，即腹腔免疫、腹腔攻击法。这一方法1957年被纳入《中国生物制品规程》，一直沿用至今。
朱既明是1956年调到长春所的。他的到来，使长春所的科研焕发了青春，原已夭折的森林脑炎鸡胚组织活疫苗又起死回生，重新开展研究，终在1963年研制成功，进一步降低了接种的副反应。原长春所科研处处长白新卿说：“在生产上，做细胞培养活疫苗是我亲自操作的，开始是用7—10天的小鸡胚。鸡胚细胞活疫苗比鼠脑提纯疫苗干净了许多，副作用已经很小了。后来我见别人用地鼠肾做其他疫苗，就想拿过来试试，看能不能做成地鼠肾森脑活疫苗，这一试也试成功了。”从1969年开始，我国森林脑炎疫苗全部采用地鼠肾细胞培养生产，技术趋于成熟，副反应降到了最低限度。
森脑疫苗的研究和生产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唐玉书说：“申报材料是我整理的，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但在理论把握和技术路线上先后是由辛钧和朱既明亲自指导和把关的。如《森林脑炎免疫机制的研究》《森林脑炎病毒毒力变异的研究》《森林脑炎减毒活疫苗的研究》等论文都是由他们领衔完成的。”
森林脑炎疫苗生产接种以来，发病率逐年下降，1952年发病率为3.16/10万，1953—1962年为1.21—0.18/10万，1963—1972年为0.98—0.36/10万，1973年以后为0.09—0.04/10万，森林脑炎基本消除，但疫苗还要继续生产，其中一部分是为进山的驴友准备的。
最后，有必要提醒读者的是，传染森林脑炎的蜱虫只是庞大蜱虫家族中的一种，其他的蜱虫则传播其他的疾病，危害性也很大，严重的也能致命，不在森林脑炎疫苗的保护范围之内。
第八节 伟大的天花歼灭战
曾几何时，中国城乡随处可见到麻子。麻子是天花病毒给人留下的印记，与那些因患天花而死去的人相比，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毕竟让你活下来了。如今，麻子只能到退休老人中去找了，因为早在1961年中国就消灭天花了。靠什么消灭的呢？痘苗。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人类消灭一个物种很容易，要消灭一个致病微生物却很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每分钟有一种植物灭绝，每天有一种动物灭绝。而目前已经被消灭的危害人类的病毒，有据可查的只有天花一个，脊髓灰质炎还只能说被有效控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消灭天花病毒的战斗中，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本章记叙的是在天花歼灭战中研发和生产痘苗的故事。看了它，你会为祖国感到自豪。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天花是什么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你几乎见不到一个麻子了，偶尔见到一个，一定是老头、老太，而且是农村来的。要看麻子，可以去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茶馆》，那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刘大麻子”。
天花“制造”麻子，其病名大概由此而来，天给人脸上“雕”花，但它的危害不止于此，严重的是要死人的。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我们不在这里描绘其症状，也不知道它究竟起于何时，也许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吧。据历史记载，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曾有天花暴发流行，造成数以亿计的人类死亡。疾病有“穷人病”，有“富贵病”，天花却贫富“通吃”，哪怕你头上戴着皇冠，照样“麻”你没商量。1664年，中国清朝的顺治皇帝死于天花，年24岁；1694年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死于天花，年32岁；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死于天花，年64岁。另外还有清朝的同治皇帝“疑似”死于天花，年18岁。
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旧中国天花可以说是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暴发，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以万计。旧中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1950年湖南省岳阳市的调查，患天花的人占总人数的13.6%。而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情形更加严重，据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族民中竟有近半数是麻子，加上患天花死去的人，受害者则占半数以上。
免费种痘，打响消灭天花的战斗
中国是最早种痘的国家。据我国古代医书的相关记载，早在北宋真宗时期（公元998年至公元1022年）中国就有了种痘术，大约是用一根吸管先从患者脓痂上吸气，然后再吹到健康小孩的鼻子中，使之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抗体。你可以说它不科学、不安全，但是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了免疫机理，也值得我们骄傲。到了明代，1628年出现了《种痘十全》，对种痘的方法有所规范。清代的1713年出现了《痘疹定论》，对天花的预防、诊断、治疗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说：
实际上我们老祖宗记载用人痘来预防天花，就很早了。在11世纪宋真宗时代，用天花的痘浆给人接种，当时的观念叫以毒攻毒……到明朝的时候，人痘就有改进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懂得选种了。选的痘发得饱满，但是很温和，反应很轻，挑这个痘浆、痘痂来保存。到第二年再拿出来，做成人痘来给人接种，这样经过保存毒力就减弱了。所以明朝的时候，人痘可以说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普遍应用。当时有个地方叫湖州，搞苗很好，甚至于当时有个说法一个苗一个金，就是一两金子一个苗，很贵。之后中国的人痘通过土耳其就传到英国，这是11世纪，现在国际上也承认，最早记载有人痘的是中国。
不可否认，中医在天花的预防和治疗上是立下了不朽功勋的。据说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患天花后，就是靠中医挽救的生命。但是中医毕竟是经验的产物，因而防治的效果有限。
牛痘苗是英国乡村医生琴纳发明的。他1796年为一名8岁的男孩接种了牛痘，牛痘苗从此诞生。琴纳发表了题为《接种牛痘的理由和效果探讨》的论文，接种牛痘的技术从此在世界上推开。
说起来，琴纳发明牛痘苗也是受了中国的启发。英国有一个贵妇蒙塔古夫人从土耳其旅行归来，说土耳其有一种种痘的方法，就是把轻度天花患者的脓痂磨成粉末，稀释后接种到健康人身上从而获得免疫力。这个方法是我国明代发明的，逐渐传到了俄国、土耳其、朝鲜、日本等国家。蒙塔古夫人对此法深信不疑，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了，结果她的孩子没有得天花。当时英国乡村的麻子很多，但琴纳发现麻子都是地主、神甫和农民，而挤牛奶的姑娘没有一个麻子。这是为什么？他的一个病人患天花已卧床不起，患者妻子因怕传染而不敢照顾他，便请来一个挤牛奶的姑娘来当护工。琴纳担心姑娘被传染，姑娘却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我已经感染过牛痘了（给出痘的牛挤奶），不会再被感染。”这个姑娘在照顾患者期间果然没有被感染。上述两件事启发琴纳发明了牛痘苗。
我国明朝种痘，种的是人痘，经过约两个世纪传到英国；琴纳发明的是种牛痘，传到中国用了9年时间。据说是1805年广东人邱熺最先制作的，其方法由南向北最后传到了北京、天津。那时。制造牛痘苗的多是医生或兽医开的小作坊，一次种一到两头牛，虽然没有质量保证，但牛痘苗卖的却非常贵，只有有钱人才能接种。
我国官方生产牛痘苗，是在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之后的次年。因防疫处处长刘道仁、副处长严智钟都留日的，便从日本引进牛痘苗毒株，批量生产牛痘苗。日本毒株从1920年用到1926年。
1926年，中央防疫处痘苗科科长齐长庆和他的助手李严茂从患天花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身上分离出天花野毒株，培育出可用于生产的“天坛株”（见第一章）。自此，我国在牛痘苗的生产上，“天坛株”代替了日本株，一直使用到1980年。
“天坛株”是人痘的减毒株，虽然减毒是在动物身上传代实现的，但本质上还是人痘而非牛痘，这一点已经现代科学检验证实。所以，用“天坛株”生产的痘苗虽然与国外的痘苗都叫牛痘苗，但本质上有人痘与牛痘之分。
1950年10月7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实施免费种痘。12日，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内即应初次种痘，届满6岁、12岁、18岁再各接种一次。1953年卫生部又要求全国范围内实施全民普及痘苗接种，全国种痘5.6亿人次，大部分地区种痘率达到90%以上。天花病例于是大幅下降，全国各大城市已不再有天花病例。1951年初，正当上海天花流行之时，于3月初开始全民种痘，全市设立1319个种痘站，基本达到了种痘全覆盖。天花发病率从1月份的958例逐月下降，到8月份新发病例为零。
《战“痘”的青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全民种痘所需痘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么多痘苗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最早的牛痘苗是用牛生产出来的。
生产牛痘苗既是一项技术活，又是一项体力活。据原成都生研所干扰室主任、研究员钱汶光回忆：
当时生产牛痘苗，牛要在育疱室里育疱，牛是活的。育疱室要求做到无菌，而当时条件很差，我大学毕业吧，照样做牛的护理工作，接大便、接小便，不能让它拉到育疱室里，污染环境。就在里面看着，看到它翘尾巴马上就上去接，夜晚也不能睡觉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大小便。我做这个工作开始是有想法的，以前是当医生的，到这儿做这个工作，又脏又累又不能睡觉，但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原北京生研所的张荣华写了一篇《战“痘”的青春》，记叙了北京所邓乃池等参加牛痘疫苗生产的情形，摘编于此：
生产牛痘苗的原材料是5岁的雌性黄牛。从千里之外的大草原经过一路奔波来到北京后，还要经过60天的隔离检疫，而后才能用于生产。因为被隔离60天，憋坏了，通过检疫的牛一从屋里牵出来，就像脱离了牢笼一样，马上就兴奋得乱跑乱跳，近乎癫狂。
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邓乃池和4位同事把牛从隔离室牵出送往痘苗室。刚出隔离室，一头又高又大的牛突然左冲右撞，撞倒了史魁钧和王长太两人。邓乃池赶紧跑上去用力抱住牛头，郭祥礼和戴连祥则一个抱住牛前腿，一个抱住牛后腿。谁知这样一来，牛反倒野性大发，只见它不停地尥着蹶子，“哧哧”地拼命往前冲，3个人先后被摔倒在地。人倒了，但他们仍紧紧抓住牛绳子，被牛拖了三四十米，手被绳子勒出了鲜血。最后，5个人共同努力，终于将牛制服，但每个人都“挂了彩”，流了血……
送到痘苗室的牛先要洗澡。他们得先用温水和高级香皂给牛洗上七八遍，还要抠掉牛蹄子里的污物，一点儿糊弄不得。洗净后的牛要上桩剃毛。剃毛可是一项技术活，腹部和臀部的毛好剃，“刷刷”几下就是一大片，可脖子上的毛就没那么容易剃了，要先把褶皮拉开，然后在上面小心地下刀，这个过程必须得十分小心才行，因为一个不留神就很可能剃成“花瓜”。
接下来要进行的“刮种”，要求是最严格的，这要见真功夫。既要刮破牛的皮肤，又不能让牛渗出太多血，这就要求高超的手腕功夫，下手必须要稳、准、狠、齐才行。“刮种”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特制的六齿刮锯，先用力地从牛脖子刮到臀部，然后再用戴着手术手套的手把毒种均匀涂在牛的皮肤上，这样才可以把牛推进育疱房开始繁殖牛痘病毒。邓乃池说：“育疱时，我们要护理病牛，牛种毒5天后收获病毒，这5天的重点就是对牛的护理”。
……在育疱房里护理病牛，那可是个既脏又累的活儿。因为牛种痘后就开始发烧，会拼命地叫，要水喝，而且随喝随尿，随尿就得随接。如果图省事给牛喝的水少了，痘疱就会长得又干又瘪。只有随时给牛喂水喝，痘疱才长得丰满，才能保证质量，提高产量。
……痘疱熟透后就是收获采浆。采浆就要杀牛。那是让邓乃池他们最难过的事情。“虽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但杀牛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会发抖，眼睛也会浸出泪花”。当把特制的木槌高高举起，对着牛脑袋“当”的一锤下去之后，只听到牛“哞哞”地大叫，眼泪唰唰地流了出来，他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天坛株”险些毁于一旦
自1926年分离和培育出“天坛株”之后，原中央防疫处就一直用“天坛株”生产痘苗。在提高痘苗的质量上，汤飞凡是立了大功的。1938年，防疫处迁到昆明以后，为解决痘苗的副反应问题，汤飞凡就带领痘苗室人员研究痘苗的生物学性状，发现痘苗病毒对酚、乙醚有较强的抵抗力，因而发明了乙醚灭菌法，即用乙醚消灭混在痘苗中的杂菌，并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痘苗生产程序和规程。此后生产出来的痘苗副作用大大减少。乙醚灭菌法是中国独树一帜的新工艺，比国际上通用的石碳酸灭菌法更胜一筹。由汤飞凡建立的这套生产程序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旧中国生产痘苗所使用的毒株如“八国联军”，有英国的，有日本的，还有说不清来源的，所以，1951年中检所成立之后召开了第一次生物制品工作会议，规定痘苗生产一律使用“天坛株”，“天坛株”由此在全国普及。
但当时生产的痘苗是液体痘苗，保质期最长只有3个月。中国这么大，解放初交通又很不发达，液体痘苗保证城市没问题，却难以保证乡村，特别是偏远地区是天花的高发区，可痘苗不等你运到接种地点就过了保质期。要保证人人都能接种，不提高痘苗的保质期是做不到的。在提高痘苗保质期的研究中，武汉所研究员林放涛在谢毓晋的指导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首先采用蛋白胨冷冻干燥技术，使痘苗的有效期从3个月提高到了1年，而且还便于运输。冷冻干燥技术的推广，让全民种痘有了可能。当时各生研所同时生产液体和固体两种痘苗，液体的用在城市，固体的运往农村。
自此，我国的痘苗生产已经是顺风顺水，照此下去，消灭天花指日可待。可惜，平地起风雷，好好的一件事却被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给搅乱了！
1954年，提出了一个全盘学习苏联的口号。政治风一刮，方方面面都躲不过，生物制品也不例外。具体到痘苗，中国用“天坛株”生产的痘苗既有效又安全，有人却强令用苏联毒株——莫罗佐夫毒株取而代之。卫生部成立了一个生物制品学习苏联法规委员会，指定在北京所举办“牛痘苗苏联法规学习班”，由北京所细菌室主任朱既明和中检所王太江负责主持。学习班办了半年时间，最后在总结时宣布：今后痘苗生产全国统一采用苏联的莫罗佐夫毒株，用苏联的工艺进行生产，检定标准以苏联法规为准。对此，中国科学家内心是抵制的。比如，汤飞凡对用苏联的石碳酸灭菌法代替中国的乙醚灭菌法就感到莫名其妙，正是因为石碳酸灭菌法有问题，他才发明了乙醚灭菌法。主持办班的朱既明其实也是反对全盘照搬苏联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所所长赵铠回忆说：
这里有个故事，我是（19）54年来的，正好碰上牛痘苗苏联学习班。朱既明大夫找我谈话，谈完后说，晚上你到我家去一趟。我晚上就到他家去了，先谈别的，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书，是林飞卿的《细菌检疫学》。他跟我说，你除了做检定以外，痘牛生产过程中间，在洗刷以前有哪些细菌，洗刷以后有哪些细菌，剥了皮以后，泡在石碳酸里，泡以前有哪些细菌，泡以后有哪些细菌，叫我做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就这么做。后来见到学习班的一个老人，是武汉所的叫卢孝曾，听说朱大夫叫我做这个，他一笑，说：“朱既明还是对石碳酸处理牛皮的方法持否定态度，还是我们过去的乙醚法好。为什么要你这么做呢，做出来你看吧，还有好多细菌。苏联用石碳酸，他用乙醚。乙醚法是汤飞凡1938年在昆明所发明的，他在那里搞过。”哦！原来是这样。他是想告诉我，你学习外国经验，要结合自己本身，不是原样搬来。
学习班结束以后，全国各生研所就都全盘照搬苏联方法生产牛痘苗。发现用苏联方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增产，我国在牛身上种痘往往只种牛的腹部和背部，苏联是种全身，这样单产就提高了。另外，苏联的方法比较规范。但要命的是副作用太大，小儿初种会出现子痘，小孩受罪，家长不愿意。钱汶光回忆说：“有的小孩整个手臂都肿起来了。”于是各研究所纷纷呼吁恢复用“天坛株”生产，用乙醚法消毒，不呼吁还好，一呼吁反倒更坏事了。当时的主管部门答复说：“要不折不扣地学习苏联，不要再留恋过去的老工艺老毒株，除了苏联的毒株外其他的毒株一律销毁。”这一下，“天坛株”也在劫难逃了。而一旦销毁，“天坛株”就永远消失了！
“天坛株”是齐长庆和李严茂分离培育出来的。对李严茂来说，“天坛株”就是他的儿子，从1926年分离出来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回想在抗战时期，原中央防疫处从北京迁到南京，再迁到长沙，最后到昆明，千里逃难，一路上他都死死地保护着“天坛株”，就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搬迁当中，什么东西都可以托运，但“天坛株”他一直拿在手里。因为路上没有冰箱，怕毒株被热坏了，每到一地，他首先要找一口水井，把“天坛株”用防水材料包好沉到井底下，第二天出发前再从井中捞出来。由于他的精心呵护，“天坛株”到昆明后仍然完好无损。他把“天坛株”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现在却强令他销毁。他心里如翻江倒海，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整夜整夜没法睡觉。搞生物制品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分离出一个病毒，培养出一个可用于生产的减毒疫苗株，就不枉此生了。现在要他亲手销毁“天坛株”，等于拿刀杀自己的儿子，能下得了手吗？那是违背人之常情和科学良心的。他实在不甘心，不忍心。但是如不销毁，那就是违抗命令，就会被戴上“反对学习苏联”的政治帽子，会被开除公职，扫地出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最后决定豁出去了！他把“天坛株”封得严严实实，外面再用油纸包裹起来，悄悄塞在了冷库的一个角落里。因为没有贴标签，谁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李严茂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看“天坛株”是否还在那里，生怕有人发现后追查。万幸的是，那个强令销毁“天坛株”的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以为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没有放下身段来督促落实，他的官僚主义作风成了“天坛株”躲过一劫的一个原因。
李严茂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三年多。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对用莫洛佐夫毒株生产的牛痘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多，终于在1960年的痘苗生产经验交流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赵铠当时是会议记录员，回忆说：“那时开会讨论得很激烈，后来就请李严茂跟齐长庆到会，来谈老方法跟新方法到底有些什么区别。后来大家说：‘你现在毒株都销毁了，那也没办法了。’”在大家摇头叹息时，李严茂说：“‘天坛株’还在，被我悄悄藏在冷库的角落里。”大家开始惊讶得张开了嘴巴，接着对他投来赞许的目光。
但是，科学要拿数据说话。那就来一次比较研究。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拿“天坛株”与苏联莫洛佐夫毒株比一比，再与Lister株（国际参考毒株）、Danish株（公认的强毒株）以及EM—63株（公认的弱毒株）为对照，进行动物感染试验，最后的结论是：“天坛株”的免疫原性最好，动物实验的免疫反应性接近强毒株，初种小儿的反应，苏联株的子痘发生率高于天坛株。
似乎冥冥之中天佑我“天坛株”。在这期间，从苏联传来一个消息，莫斯科有儿童得了天花，而患儿接种过痘苗，这就暴露了莫洛佐夫毒株存在的缺陷，于是乎莫洛佐夫毒株在中国走下了神坛，“天坛株”重见天日，回到“王座”了！
中国天花的扑灭不能说没有外来毒株的贡献，但最大的功臣当属“天坛株”。
“200个鸡胚一头牛”
前面讲到，生产牛痘苗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当时大学刚毕业的赵铠也参加了牛痘苗的制作，总想着如何减轻劳动强度，他回忆说：
为什么我老想改？因为我给痘苗做检定，朱既明讲生产过程你都得参加，护理牛得参加几周，种牛得参加几周。我那时比现在要瘦，进去（育疱室）以后一次工作两三个钟点，有一次就昏倒了，因为当时没有洁净室，房子都是密闭的。冬天人进去穿单衣都出汗，闷在里面不通风。我感到劳动强度太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我是做细菌的，一看痘苗里面的细菌多得不得了，就想改进工艺。
不用牛生产牛痘苗，用什么方法呢？从国际文献上看，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用细胞培养的工艺来生产疫苗，有用鸡胚研发如斑疹伤寒、乙脑疫苗的，我们能否用鸡胚做痘苗呢？为了让这项试验得到上级批准，赵铠主动与当时党的政策挂上了钩。那时是我国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吃不饱肚子，党和政府提出了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号召。赵铠说：
我看到这个消息，就借这个机会说，现在生产牛痘苗要用大量的牛，目前耕牛还是农业上的主要的畜力。一个所用几十头，6个所多少头？每年都要这么用，就影响农业生产的畜力。如果痘苗用鸡胚细胞培养，今后就可以不用牛来生产牛痘苗了。这也算是我们生物制品界对农业的支援了。所里的领导一看这个提法挺好，就拨点经费搞开发研究。
听说北京所在研究鸡胚细胞培养痘苗，长春、成都两所也要求派人前来参加，这样3个所加上中检所合作，组成了一个以赵铠为组长的研究小组。研究的过程相当复杂，难以细说，中间还停了一年，因为知识分子要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历经挫折，经时3年，成功研究出用鸡胚细胞培养痘苗的工艺，经实验室检定及小儿接种观察，效果与牛痘苗无异。从1965年开始各生物制品研究所开始用鸡胚生产痘苗，200个鸡胚相当于一头牛的产量，而且是无菌痘苗，还大大节约了成本。这就是“200个鸡胚一头牛”的来历。
这件事引起世界关注，巴西、美国等国都想来学习。世卫组织也很关注，关注的焦点是你怎么能证明鸡胚痘苗能预防天花？赵铠打了一个报告，证据都写在报告里了。他回忆说：
细胞培养痘苗当中有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毒种适应在鸡胚细胞上，适应多少代它的免疫原性不变。我做了，发现传的代数多了，它的免疫原性就减弱了，超过10代从动物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固定在5代以内。牛痘苗的毒种适应鸡胚细胞，1到3代，用3代或者4代来做苗，不超过第5代，就可保留免疫原性，证明确实跟原来的牛痘苗免疫性一样。我们用细胞培养的痘苗给一批人接种，用牛痘苗给另外一批人接种，接种完了以后，过一两个月再交叉复种，结果复种的反应也是一样的，这样就推广使用了。接着又发现一个问题，细胞培养的苗没有黏稠度，牛痘苗滴在皮肤上是成滴的，之后再划刺，而细胞培养出来痘苗滴了像水一样，这样大家又改进，加些蛋白丝，加些可溶性淀粉，黏稠度跟牛痘苗一样了。（2001年）出了“9·11事件”以后，世卫组织要求对天花要做储备疫苗。我在世卫组织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各个国家来介绍准备储备多少，用什么苗来储备。我是跟中检所的一个副所长一起去开会的。我介绍了有关情况，还讲了鸡胚痘苗跟牛痘苗的对比实验，用鸡胚痘苗免疫兔子，用毒性比天花还强的睾丸痘苗来攻击，证明还能保护。
挨家挨户找麻脸，通过WHO证实
自1950年10月我国实行全民免费种痘，到1958年，已基本扑灭本土天花，但在边境地区，时有天花从境外传入，因此我国建立了国境线免疫防护地带，以防天花入侵。
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与老挝、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边民交往频繁，常有天花病例传入。1958—1959年两年中曾经因此引起天花在云南孟连县暴发流行，全县发病332例，死亡59例；沧源县发病672例，死亡96例。另外在德康、猛海和西盟县的沿边地区也有零散病例发生。怎么办？建立边境天花免疫防护带。云南省在国境线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每3年普种一次痘苗；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国境线上的来往人群实施每年种痘；西藏自治区对中尼边境线和交通口岸的居民实施定期种痘。建立边境免疫防护带以后，虽有境外天花患者进入国境。但没有在国内引起传播。
1960年以后，国际上发生了因航空传播天花而造成天花流行的情况。为防止航空传播，国家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规定除婴儿在出生6个月初种外，其他的人群在全国按行政区划为六大片，每6年轮流接种一次。
我国最后一例天花患者是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的西盟县，名叫胡小发。西盟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的班岳寨流行天花，这个寨子的一个9岁女孩受到感染，出了疹子，跟随父亲到西盟县边境村寨探亲，途中传染给另一个村寨的11岁女孩；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探亲，致使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亢寨引起胡小发得病。
天花在我国1961年被扑灭。但是，你自己说的不算，WHO（世界卫生组织）要进行核查确认。北京所的赵铠和中检所的闫志林参加了WHO组织的核查。赵铠回忆说：
我们是1961年就没有本地的天花了，人跟人直接传播的天花没有了。但是在1962年至1963年，我们在山西的天镇和阳高，以及内蒙古的伊盟（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发现了天花。怎么回事呢？那时候灾荒年，民间的医生把自己保存的人痘拿出来给人家接种，从而引起天花。卫生部派人去调查，我被派到天镇，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调查证明不是人间的天花，找到来源了，找到民间的痘医了，也找到了他保存的天花痘渣，等等。还有一次，1959年达赖叛乱，西藏有一部分人跑到印度、尼泊尔，之后有些人陆续回来了，有一群人在1964年从印度经过聂拉木口岸回到西藏，在这群人里面有5个得天花的。调查以后，发现这5个得天花的都是在境外感染后进来的，是输入性的。主要一个依据，是他们进来以后，聂拉木当地的居民、孩子跟他们都有接触，却没有一个得天花的。这说明当时搞边境免疫带是有效的……国际上，世界卫生组织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最后一例天花，之后就要求各个国家提供材料，证明你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天花了。你要提供很多数据，其中一个是你要找出最后一次天花流行在哪里？多少人感染？最后一例得天花的是谁？在哪里？年岁多少？还有你要调查多少人，里边要找出麻脸，这个麻脸得天花的年限，还要调查痘疤，证明有痘疤就可以预防天花。按照这个要求，卫生部就派我跟中检所一个叫闫志林的去了西藏，去了云南，去做调查，最后都弄清楚了。最后一次流行可能在沧源，最后一例天花病人叫胡小发。怎么来的，都有报告。调查痘疤，这个好办，种痘都有记录，有姓名，有数字，核实一下就行了。调查麻脸比较困难。我们在云南昆明、孟连、西盟、澜沧、沧源5个市县，调查了46000多人，找到麻脸1639个。麻脸的年龄最小是22岁（1957—1979）。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山南，调查了15000多人，找到麻脸125个，都是1960年以前发病的。世卫组织调查麻脸，要求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外，还要到公共场所调查。拉萨当时只有一个电影院，我和闫志林还有当地的防疫人员就几个口站着。你去看电影了，看看你有没有麻脸，发现麻脸就把他请过来，跟他了解，做记录，通过当地人做翻译，讲藏语，要有记录，证明他是1960年以前麻的……调查痘疤在云南五县一市调查了78000多人，阳性率在91%，特别是20岁以上的达到93%。西藏人少，调查了15000多人，阳性率在88%到91%，这样就证明他是有抗天花免疫力的。197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派天花消灭证明委员会的主席叫芬纳（F.Fenner），再派一个搞流行病学的叫博曼（J.Breman），到中国来验证。我们把调查的情况、整理的材料跟他介绍，之后他们去了云南，还抽查了一批人，看有多少痘疤，也去找了麻脸，结果和我们是一致的。他们也想去西藏，可能因为没有去西藏的航班未能成行。我们去坐的是解放军部队的飞机，机场、飞机都很简陋，一般人那时没办法去。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世卫组织转了一个材料，说1959年外逃的藏民，在印度住难民营，他们派人到难民营去调查麻脸，发现有两个人。根据他俩的回忆，是1960年以后得的天花。我们说1960年3月是最后一个人了，是不是我们的调查不全面呢？我在西藏最后两周就搞这个，很困难，到派出所、公安局、防疫站、卫生局，翻箱倒柜地找。因为世卫组织转来的材料虽然有地点、姓名和年龄，这个地点谁也不知道，而姓名是由藏文翻译成英文的，你念出来的音，藏民都不知道是什么姓氏，很难找。后来同住的有个人告诉我，说在哪里哪里有个地质大队，在那里搞勘探，他们可能了解。我就到地质大队去，把这个地点、名字念了，他们也弄不清楚。后来几经反复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历史地名，是把两个地名合在一起的，就像捷克斯洛伐克当年是一个国家，现在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是斯洛伐克。是这么一个地方，现在分开了，各叫各名了，这就找到这个地方了，那里有一座木桥，两边隔着一条沟，这边叫这个，那边叫那个。地点找到了，但是那两个人始终找不到。当地人不多，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后来有人提醒了，拉萨藏医院里面有个大夫原来是在这里的人，你们是不是去找找他，看他了解不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到了拉萨藏医院找到了这个藏医，两个人的名字他没有印象，但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跟着达赖跑出去了，哪些人、有多少，他都知道。他说：“那个时候有的人是得了天花走的，但可以肯定1960年以后再没有天花，因为60年以后很长时间我还在住那个村里面。可能他们是1959年或者是在境外得的。”但从年龄来讲怎么就差了一年呢？他说：“这个年龄很可能不准确，因为藏民有藏历年，和公历年、农历年差一两岁。”这个弄清楚以后，我写了个报告……那时我们虽然只有四十几岁，但高原反应比较严重，基本上是上午工作下午休息。我们刚到的时候，卫生厅长接待我们，进来招待所以后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你们休息3天之后再到卫生厅来谈工作，必须卧床休息；第二句，出去散步不要超过100步。但因时间很紧，我们还是骑自行车到处跑，最后终于把情况弄清楚了……后来世卫组织就写了证明，证明中国20岁以下没有天花，等等，得出了中国已在1961年消灭天花的结论。我们消灭天花比世卫组织宣布的1977年（全球消灭天花）提前了16年。”
1979年12月，在日内瓦WHO总部，全球消灭天花证明委员会会议确认天花已在全球消灭。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章以浩是这个证明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中国在证书上签字。
我国1950年10月实施全民种痘计划，到1961年3月天花消灭，仅用约10年半的时间。1958年WHO在全球推行扑灭天花计划，到1977年消灭天花，用了19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提前了16年，这是一项永载史册的不应被忘却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充分显示了中国免疫防疫战线上的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大医精神。
天花消灭了，痘苗的历史使命完成。不过，原成都所研究员钱汶光说：
原来认为痘苗只能预防天花，天花消灭了，等于这个任务完成了。后来我看了大量文献，痘苗还有其他的用处。比如对艾滋病它有独特的效果，痘苗的免疫功能相当强。后来全世界都发现，痘苗不种后，很多传染病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后来主张痘苗还要储备。它不仅能预防天花，还是强烈的免疫制品。很多“怪里怪气”的传染病都出来了，实际上与不种痘苗有关系。因为种痘的时候这些病都没有，停止种痘了，好多病就出来了。
钱汶光是参与研制鸡胚痘苗的人之一，也许因此对痘苗情有独钟。笔者把他的这段话立此存照，真伪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