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大灾、大疫，是世界上三大“人口收割机”。发生一次，死者少则数万，多则千百万。这里且不说大战和大灾，只说大疫。在古汉语中，大疫与瘟疫是同义词，并非鼠疫的专指，而是泛指烈性传染病。
有人统计，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大约留下1700余次发生大疫的记录，也就是说，平均两三年就发生一次。每次发生，正史的记载大都只有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大疾疫”等几个字，但数以万计的生命都随着这几个字没了！
汉代王充在《论衡·命义》中说：“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笔者是吃文字饭的，随手拈出两个与文学相关的例子。第一个：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发生瘟疫，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绘其惨状曰：“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阖门而殪”就是全家都没了，“覆族而丧”就是全族死光光。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就有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死于建安瘟疫。第二个例子：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北宋首都开封发生瘟疫，城内冥钱蔽天，哭声动地，死者数以十万计。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在《传家集》中记录了当时的惨景，写了《七哀诗》来悼念他的七位友人，其中有三位是《宋史》上有传的著名诗人——江休复、梅尧臣、韩宗彦。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死于这场大疫。
历史上有的政权的灭亡也与大疫有关。明朝灭亡当然首先在于自身的腐败，但饥荒与瘟疫又加速了它灭亡的步伐。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年间京城大疫，“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统治的汴京（今开封），金屈膝求和，刚解除戒严，就是一场大疫。据《金史·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一下死了那么多人，加上病的，哪还有人上阵杀敌？所以，次年金就彻底投降了。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素称富庶，但在旧社会也深受瘟疫之苦。当地把发鸡瘟叫“走鸡症”，把人瘟疫叫“走人症”。父亲告诉我，有一年“走人症”，全家都病倒了，爷爷见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死绝了，以为难逃这一劫，便把家里养的几只鸡全杀掉，炖了一锅，准备让大家好好吃一顿后再死，谁知平时闻着香的鸡汤，这时却一闻就令人作呕，最后一锅鸡都倒到厕所里了。也许本家血脉不该绝，最后全家靠运气扛了过来。这次“走人症”究竟是什么病？他说不清。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走人症”，指的是不明病因的瘟疫，是不包括天花在内的，因为天花虽然曾经是死人最多的烈性传染病，但病因清楚，侥幸不死的大多会给人留下一脸麻子。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一半家庭中都有麻子，有的甚至是一屋麻子，父母子女都是麻子。那时候，在我家乡一带，一是麻子多，二是瘸子多。腿不是因为外伤而致残，而是因患了脊髓灰质炎，就是小儿麻痹症。我家隔壁就有一个。如果你出门上趟街，一般都会看到瘸子，有时还不止见到一个。
然而，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中国就很少有人变麻子了，也很少见到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变成的瘸子了，还有许多让人闻之丧胆的烈性传染病也难得听说了。母亲告诉我：“还是共产党有狠（方言，厉害之意），连麻子都没有了。”她的语言很朴实，但说到了根上。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据有关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物技术战线的科学工作者们同卫生防疫战线的同仁们一起，通过免疫手段实现了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有效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据国家卫健委的权威发布：从1978—2014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再看下列分类数据：
麻疹，1959年全国报告近1000万病例，死亡近30万，至2017年，发病人数已不到6000例，近30年至少避免了1.17亿人发病、99万人死亡。
乙肝，在实施乙肝疫苗接种以前，全国有6.9亿人曾感染过乙肝病毒，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相关疾病死亡人数约有27万人。1992年以来，随着疫苗的使用，全国约9000万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从9.7%降至2014年的0.3%，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12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实现了将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2%以下的目标。
流脑，20世纪60年代我国流脑发病最高年份曾高达304万例，至2017年，发病人数已低于200例。
乙脑，最高年份报告近20万例，2017年发病数仅千余例。
百日咳，1959和1963年大流行中有近万名儿童死于百日咳，1973年历史最高报告病例数220余万例，至2017年，发病人数已降低至1万例。
白喉，普及儿童计划免疫前，白喉每年可导致数以10万计儿童发病，2006年后，我国已无白喉病例报告。
破伤风，2012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已成功消除了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
有计划的疫苗接种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居民平均寿命由解放初期不到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初期千分之200下降到2018年的千分之6.1。什么叫天壤之别？这就是天壤之别！
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点是1961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是在1977年，我国整整提前了16年。我国从1994年9月后再无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比世卫组织预定的消除脊灰的时间大大提前。
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如上纵向、横向一比，只要不故意闭目塞听，你不得不承认：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防疫史上的一个奇迹！
人们把传染病称之为“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是毛泽东主席在《七律·送瘟神》中的著名诗句。是谁为我们驱走了瘟神？首先要明白一个大前提，就是上述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的，是持之以恒地实施计划免疫的结果。那么，在驱“瘟神”的战斗中，做具体工作的是哪些人呢？笼统地说，是广大卫生工作者，尤其是免疫和防疫工作者。而没有免疫手段，防疫就是一句空话。免疫手段是关键，而疫苗等生物制品是所有免疫手段中的“王牌”。如消灭天花，主要靠痘苗；消灭脊髓灰质炎，主要靠脊灰疫苗，如此等等。从事疫苗研制的微生物学家和疫苗专家是这一“王牌”的铸造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向他们表达应该得到的尊敬。
在写作本书之前，我在一个有百余人的微信群里做了一个小测试。两个题：第一，写出你所知道的当代名医姓名，1—3人；第二，写出你所知道的我国疫苗专家（或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姓名，1人。测试结果不出我之所料，所有应试者至少知道名医1名以上，而第二题却全部交了“白卷”。这个群的成员年龄在30岁以上，学历在本科以上，大多是在本行业有所成就的人物，不乏教授、工程师、作家、诗人、书画家，他们没有一人没用过疫苗，竟然没有一人能说出1名疫苗专家的姓名，这似乎很不正常，但又很正常。一个主要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信息传播。写疫苗科学家的书籍难得一见，而相关的新闻报道相当零散，且往往见事不见人，鲜见写人物的篇章。他们的杰出贡献不能说被淹没了，但颇有“功成辞赏，循迹藏名”的味道。
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固然没有必要知道每一粒大米是谁生产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传说中的农业生产的老祖宗神农氏，知道“现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同理，在我们享受到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福祉时，是否也应该了解一下研制它们的科学家们呢？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有些传染病，如狂犬病、出血热、脊灰，等等，一旦被感染，到现在为止是无药可治的，对付它的唯一办法是提前用疫苗免疫。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疫苗，许多传染病是不可能被控制和被消灭的。要知道，我国在没有疫苗之前，人口最多时也只有约4.36亿（清道光末年）。排除战争和特大自然灾害，疫苗是人口增长的首要“功臣”。
从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算起，中国的疫苗和生物制品事业到今天正好100周年了。一代一代的科学家奋战在免疫战线，为人民的健康，为中国人口的繁盛，立下了盖世功勋。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立传！
《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书。就是这本书提出了“上工（医）治未病”的著名理念。“治未病”就是防止疾病发生，对社会群体而言，最应该防止的当是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即古人所说的瘟疫。但是，虽然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有防治瘟疫的论述，而且此后的历代名医对此多有阐述和创新，但是囿于科技手段的缺乏，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更不可能找到引发瘟疫的病原微生物，只能笼统地指出传染病的病原为“邪气”，或曰“异气”“疫气”“疠气”“戾气”“瘴气”，等等。在预防手段上，东晋的道士兼名医葛洪留下了用狂犬之脑预防狂犬病的记载，宋真宗时就有了为预防天花而种痘的尝试。中医古籍上还留下了不少治“温病”的药方，但在现代疫苗出现之前，“治未病”还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南阳连年疾疫，在不到十年之间，其宗族200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张仲景作为“医圣”，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族人一个一个地死去。就像毛泽东主席在《七律·送瘟神》中所写的：“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事实证明，用中医理论和药石构筑的屏障固然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却终究抵御不住瘟疫的肆行无忌和无孔不入，甚至连身居九重深宫的皇上也保护不了。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明神宗朱翊钧得了脊髓灰质炎（定陵考古得以证实），因害怕瘸腿在朝堂上丢人，他竟然数十年不上朝；另一个是清世祖福临，即顺治皇帝，患天花死了。另外，还有一个清穆宗载淳，就是同治皇帝，官方说他死于天花，民间说他死于花柳病（梅毒），孰是孰非，尚无定论，反正都是传染病就是了。
因此，古代能“治未病”的“上医”大概多为养生专家（有中医出书，指“上医”即养生），但再会养生也难以逃脱传染病的魔掌，事实上有些所谓的“养生专家”也倒在了疾病下。是现代微生物学特别是疫苗的诞生，让中国古老的“治未病”的理论成为现实。真正能“治未病”的“上医”，是研制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是他们用疫苗为我们构筑起一道抵御传染病的长城。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疫苗是先驱们从西方学来的。从1842年琴纳氏成功制备牛痘苗算起，到1919年中国成立中央防疫处，中国制备疫苗的时间比西方晚了半个多世纪。起步晚，条件差，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疫苗研制条件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存在“代差”，加上国外的封锁，所需的仪器设备和试剂往往得不到满足。但是中国的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有被难倒，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呕心沥血，自力更生，硬是把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用落后的设备制作出与国际水平难分高下的疫苗，保证了我国的防疫需要。这些疫苗制品，是他们用心血凝成的，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每一种新的疫苗研制出来，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研制者都是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有时全家一起参加试验。这在世界疫苗研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献身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10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几代科学家接力攀登，现在中国疫苗已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部分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似乎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规律：“治未病”者无名，“治已病”者扬名。古籍《鹖冠子》中，有一则魏文侯问扁鹊的故事：
魏文侯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
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
魏文侯曰：“可得闻邪？”
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我国生物制品专家颇像这个故事中扁鹊的“长兄”，能“治未病”，但名气不出本家（行业）。其实，他们从跨进这一行开始，就做好了十年磨一剑的准备，就给自己准备好了一条也许多少年也坐不热的“冷板凳”。甘当无名英雄是他们的精神境界。听听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殷绥亚是怎么说的吧——
生物制品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医生医的是一个点、一个个体，生物制品生产针对的是群体，是“上工（医）”。“上工”医未病，是为大家防病，使大家不生病，所以，生物制品工作者是无名英雄，是防疫战线的幕后，是“兵工厂”，是做“子弹”的。一个生物病菌要消灭它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法则要消灭一个生物病菌要几千年几万年，我们人为消灭天花病毒用了大概一百多年二百年都不到，这是我们生物制品全体工作人员的功劳。现在麻子没有了，拐脚的没有了，这是花小钱、办大事。一针疫苗没有多少钱，真正得了这个病以后，不光是医疗费要花得很多，对本身身心残疾，都要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作为一名生物制品工作者，我觉得很自豪，很光荣。
殷绥亚晚年编撰了一本书，叫《活到120岁不是梦》。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到120岁。
我想，愈是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我们愈应该为他们点赞立传。但迄今为止，还只有一本未曾公开出版的《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是写事的不是写人的，本书是第一本用报告文学体裁从宏观上写中国疫苗科学家的书，所写的绝大多数是过去从未披露过那些事，是生物制品行业外所不为人知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