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麟：是内镜大佬，更像哆啦A梦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一位小伙子因胃痛来到北京友谊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科就诊。小伙子刚30多岁，正是身强体健的年纪，通常不会有什么大毛病，但经消化科的一位医生用内镜技术检查后发现，小伙子的胃里有一处早期肿瘤，于是赶紧转到外科，接受了外科肿瘤切除手术。外科医生感叹，一个这么小的早期肿瘤，居然用一个镜子就可以诊断出来！

发现这处早癌的医生就是我国消化内镜技术发展的领路人于中麟教授，这例早期胃癌是他用内镜诊断出的第1例癌症。

如今88岁高龄的于中麟教授已经退休多年了，他在近60年从医生涯中，在内镜领域取得多项创新突破。对于这些成绩，他的反应却非常平静，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受党的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非常牢固，做任何事情总是想给人民带来好处，并且让人民承受得起。”

大概就是秉持着这种最简单、质朴的初心，于中麟教授才能不断钻研、探索、创新内镜技术，好像神奇的哆啦A梦一样，时不时从大口袋里掏出一些新鲜玩意儿。他在国内研发了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和鼻胆管引流术，率先开展内镜下肝癌介入治疗，倡导癌症的早诊早治，并自筹经费到胃癌高发地区进行早癌筛查项目。

一、40多年前的一次“海淘”

1956年，25岁的于中麟教授从天津医科大学毕业，3年后，他被调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工作。当时的消化科医生只能依靠检验科和放射科提供的检查结果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判断，而在一次学习班的学习中，于中麟教授发现了可以让消化科医生独立诊断疾病的“武器”。

1973年，中日刚刚建交，日本一医疗器械公司将医疗器械推广销售到中国，其中就包括消化内镜。该公司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办了消化内镜学习班，来自全国的百余名医生都来参加，于中麟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看了日本医生的消化内镜演示后，如获至宝，这个新“武器”让消化科医生通过肉眼就可以直观、准确地判断患者的疾病，找出病灶，给予治疗。

“有了它，消化科医生便如虎添翼，有了自己的眼睛，不用再依靠其他科室的检查。”于中麟教授这样描述他与消化内镜初相识的感受，言语中，我们仿佛能看到当时那个兴奋的青年。

这么好用的设备，身为消化科副主任的于中麟教授也想为科室搞到一台。学习班一结束，他便与医院领导商量，向国家申请外汇购买内镜设备。半年后，友谊医院购置了胃镜、十二指肠镜和结肠镜，而头脑活络的于中麟教授便琢磨着让它发挥更多的功能，实现多年的愿望——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与筛查。

二、开展早癌筛查的心路历程

圈里人都知道，于中麟教授热衷于推广早癌筛查，这与他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曾有一段时间，我被安排负责肿瘤科的建设，那时，消化道肿瘤在中国的发病率较高，但由于基础研究跟不上，真正有效的抗癌药几乎没有，而新药的研究周期又长，我就觉得只能在肿瘤早期诊断和筛查上下功夫。”

当时，河南医科大学的沈琼教授已经发明了食管拉网法检查食管早癌，可由于受到操作手法的限制，早癌检出率仍然有限。“但是在内镜下，医生可以清楚地看到病灶，即便病灶大部分是溃疡，只有边缘处有一些癌变，也可以被发现。”于中麟教授知道，借助这个工具，早癌诊断可以实现了，早癌筛查的种子也在他心里悄然发了芽。

遗憾的是，这颗种子并不足够幸运，它第一次开花的尝试以失败告终。20世纪80年代末，内镜技术在中国已得到一定的发展和普及，此时于中麟教授组织了他的第一次早癌筛查项目——陇海工程，通过陇海铁路沿线的医院对食管癌高危人群进行内镜下筛查。可惜由于没有经费持续支持，项目没有继续下去。但于中麟教授却并未就此打消早癌筛查的念头。

1997年，于中麟教授筹集到了经费，再一次投身早癌筛查项目，在甘肃武威开展了胃癌普查公益活动，终于开启了我国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的防控模式。由于武威是我国胃癌高发地区，且死亡率较高，普查活动受到当地居民欢迎。这次活动筛查了2000余人，共发现10例早期癌患者，他们及时接受了治疗，至今生存良好。

三、“哆啦A梦”口袋里的新玩意

于中麟教授是一位内科医生，但他对外科技术也非常感兴趣。当年他实习的时候，连续值班24小时，可门诊手术的学习就安排在第二天，他也不休息就直接赶过去。“我当时觉得内科的动手操作学习机会太少，只能开药，所以很愿意学习外科技术，外科技术可以快速、直接解决问题。”

延续着“要解决问题”的思路，于中麟教授在内镜技术创新这条路上“开了挂”，不断从他哆啦A梦的大口袋里翻出新工具、新技术，推动着我国内镜技术的发展。

“那时候（20世纪70~80年代）一到冬天，病房里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患者就特别多，我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内镜治疗呢？”于中麟教授说。后来有一次他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发现内镜下套扎的办法可以治疗食管静脉曲张，这种技术操作简单、经济、安全，非常适合推广到全国。于是他联系到一位天津校办工厂的老师，投入2万元，经过反复设计和不断沟通，国内第一批内镜下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的套扎器在他们手中诞生了。此后，套扎器被销往全国很多基层医院，并不断改进。“后来到了冬天，病房里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患者就非常少了，这说明基层医院已经掌握并普遍使用了内镜治疗的方法。”于中麟教授满意地说。

鼻胆引流管是于中麟教授从“大口袋”里掏出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当时他通过学习文献，在国内医疗器械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对十二指肠镜中的细管加以改造，发明了鼻胆管引流术，将科室里阻塞性黄疸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后并发症的死亡率从13%降到0，扭转了ERCP诊断阻塞性黄疸的技术已在各大医院偃旗息鼓的局面，他也因为这项技术创新获得了原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

由于身体状况所限，现在的于中麟教授已很少参加京外的学术活动，他谦虚地说：“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休息。”但在采访过程中，他很快就露了馅，他并没有安心休息，而是又在哆啦A梦的大口袋里孕育新玩意。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了一项新发明——可以在内镜下准确测量病灶大小的透明帽。透明帽是应用广泛的内镜治疗附件，于中麟教授巧妙地想到，在透明帽上标注好刻度就可以准确测量病变。采访当天，科里的医生正在试用工厂生产出来的这款透明帽样品。

消化内镜学科发展到现在，技术不断丰富，治疗的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很多过去内科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可以在镜下实现治疗，免除了患者的开刀之苦。当年科室制定的、听起来遥不可及的医疗质量指标（如消化道出血死亡率等），如今早已实现。但于中麟教授仍然语重心长地表达了自己的期盼。他说：“就消化内镜领域而言，尽管我们的医生手术操作很灵巧、成功率很高，还经常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演示，但中国的原创技术比较少，基本都是从国外学来的。”他希望消化内镜领域的中国医生能加强创新研发意识，也希望国家在原创技术审批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

他对记者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很想回到80年代，那时候我还有力量，还能动手研发出新的技术和器械，当年由于条件所限，我研发出的很多设备还比较粗糙，如果能给我更多时间，我想把它做得更精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