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宗教改革

都铎英国的宗教改革是16世纪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结束了中世纪英国二元权威并立的政治、社会结构，实现了英吉利教会的民族化和国家化。在英国宗教改革中，君主始终起主导作用，其宗教信仰与政治取向，决定了其臣民的信仰和宗教改革的方向。

英国的宗教改革有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渊源。15、16世纪之交，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相当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干预和控制十分不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教会占有大量土地，苛税繁重，谋取暴利。教会地产占全英国的三分之一，年收入达到2.7万镑，而同一时期王室的收入只有1000镑。圣奥尔本斯（St.Albans）的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等大修道院以及温切斯特（Winchester）和德拉姆主教区的收入，都超过最大的世俗贵族的收入。第二，教会法庭滥用司法权，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感。中世纪以来，教会法和普通法并存，教会法庭不仅管辖教士，也管辖平信徒的婚姻、财产乃至生死问题，而政府则无权过问。在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形成的16世纪，教会司法权已成为英国国家构建的巨大障碍。第三，教会腐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上层教士往往占据多个教职，然后低薪聘人代为管理，自己获取厚利。在林肯主教区，1514年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俸禄是由多职务人员领取的；与上层教士相反，下层教士生活贫苦，他们缺乏教育，甚至不能用拉丁文做弥撒（Mass），因而难以履行职责，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总之，英国在宗教改革前夕弥漫着强烈的反教皇、反教会的情绪，这种情绪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5世纪以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Christian humanists）逐渐挣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新教（Protestantism）改革家借助于《圣经》的翻译和研究，动摇了天主教的神学基础。16世纪20、30年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faith）学说在英国南部和东部迅速传播，以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托马斯·克兰默、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为代表，形成了新的神学理论群体。由于英王及其宠臣沃尔西对新教持一种敌视态度，所以在罗马教会看来，英国依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然而，亨利八世的离婚案打破了英国和罗马教会之间的稳定关系，将英国推向了新教改革。

按照《圣经》的说法，亨利八世娶寡嫂凯瑟琳，这种结合违背了婚姻禁忌，也就是违背了神意，因而无子，这似乎应验了。在长达25年的婚姻中，亨利和凯瑟琳共生育五个孩子，但只有玛丽活下来，而且到1525年时，凯瑟琳已40岁，有七年未曾怀孕。对于从贵族纷争和王室战乱中走出来的都铎王室来说，让一个女性继承人承袭王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确保都铎血统的延续，且不致再发生王位继承纠纷，亨利迫切需要一个合法的男性子嗣。正值此时，他结识了年仅24岁的宫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并开始追求她。安妮是凯瑟琳的侍女，她不愿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接受亨利的求爱，因此从1527年开始，亨利正式开始了与凯瑟琳离婚的程序。不过，由于他们的婚姻曾得到教皇的恩准，他的离婚申请也需要获得教皇的同意。但是，在位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Ⅶ,1478-1534）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1500-1558）的控制下，而查理又是凯瑟琳的姨侄儿，克莱门特怕得罪这个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也就不敢轻易批准亨利的离婚请求。面对克莱门特的拖延，性急的英王亨利就在新教改革家的支持下，试图寻找绕开教皇批准的离婚方案，终于启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接下来，亨利便以议会为工具，借助于法律程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同时也使宗教改革具有了深厚的政治色彩。从1529年11月到1536年4月，亨利共召集七届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在第一届“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上，他“提请与会者注意，教会法庭如何利用收取丧葬税和遗嘱验迄税对可怜的国民，特别是伦敦市民进行违背人道的敲诈勒索。”在亨利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三项法令，涉及限制神甫收取葬礼费用、规定中等数目的遗嘱查验费和禁止兼任有俸圣职等内容。1530年12月，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检察总长在亨利的授意下，以蔑视王权罪起诉全体英格兰教士，控告他们非法行使宗教司法权，向其收缴近12万镑的罚款。在1531年1-3月召开的第二届改革议会上，亨利允许对宗教会议施以宽恕。但1532年1月开始的第三届改革议会，开始全面攻击天主教在英国的教会，并通过了《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Actin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规定除非得到国王的许可，英国的主教不得向罗马教廷上缴上任的首年俸禄。在英王政府的授意下，议会还攻击英国教会的司法权，指控教会制定的法律没有得到俗界同意，并历数宗教司法的种种弊端。针对教士会议的抗议，亨利向下议员煽动说：教士根本不是“对朕忠贞不贰的臣民，所有高级僧侣在接受圣职时都曾向教皇宣誓，将这个誓词和他们向朕宣誓的誓词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对教皇比对朕更加忠诚，由此看来，他们似乎是教皇的子民，而不是朕的子民。”在国王和下院的巨大压力面前，宗教会议被迫提出一份名为“教士的服从”的文件，事实上拆除了教会的立法功能，承认了英王的最高立法地位。

1533年2-3月，第四届改革议会通过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上诉法》，将全部教会司法权转移到英王手中，英国由此摆脱了外来势力对其主权的干预。《上诉法》宣布：“英吉利是一个帝国，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认……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统治。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上诉法》还规定，英王是英国教会与俗界的最高领袖，由教会法庭判决而引起的纠纷不得向罗马上诉，只能向英国法庭上诉，并由其处理。据此，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亨利与凯瑟琳公主的婚姻无效，并承认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

第五届改革议会于1534年初召开，它通过了新的《绝对限制首年俸法》（Act in 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教士服从法》（Act of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第一王位继承法》（Act of the First Succession）等法案。相较于1532年的《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绝对限制首年俸法》不仅无条件地禁止教士将第一年圣俸上缴罗马，而且禁止英国人接受教皇关于主教授职的训令。《教士服从法》则以法令的方式确认了“教士服从”的具体内容，如规定未经国王许可，教士不得擅自指定与公布新的教规；由国王指派委员会负责审查新颁布的教规，否则不准施行。《第一王位继承法》确认了亨利新婚的合法性及其后嗣的继承权，并要求所有臣民宣誓承认该法案全部条款，违者将以叛逆罪论处。

1534年9-12月，第六届改革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和《叛逆法》（Treasons Act).《至尊法》规定：“国王陛下，他的后嗣和继承者，这个王国的诸国王应取得、接受、被称为英吉利教会在尘世中唯一的至尊领袖”，由此将都铎君主推上了英吉利民族国家主权者的地位。根据《叛逆法》的规定，自1535年2月1日起，蓄意侵犯国王的尊严和称号，否认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认为国王是异教徒、教会分裂者或暴君者，均属叛逆，将处以极刑。《乌托邦》（Utopia）的撰写者、接替沃尔西担任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因拒不承认英王的至尊地位被处死。

1536年春召开第七届改革议会，通过了《解散修道院法》（Act of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这部法律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该法，年收入低于200镑的小修道院被解散。1539年春，议会又通过了解散所有修道院的法案。解散修道院的借口是修道院效忠于教皇，违反了《上诉法》和《至尊法》，其实是为了摆脱王室的财政危机。1536-1547年，王室因没收修道院财产获得年均13万镑的收益，然而由于战争开支等因素，到亨利八世统治末年，只有大约三分之一还留在英王手中，大量被没收的修道院土地流入乡绅和约曼农手中，改变了英国农村的阶级结构。解散修道院还造成修道院院长在上院消失，使上院中世俗贵族居多，宗教势力就大大弱化了。在地方上，官员的举荐也越来越垄断在俗人手中；而在文化上，解散修道院对传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通过议会立法，亨利八世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离婚问题，而且完全控制了长期游离于王权之外的英国教会，结束了中世纪形成的政教分离的局面，英国也完成了从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亨利登上英吉利民族国家君主至尊的地位。在英国宗教改革中，亨利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515年，他就倾向于王权至尊，他曾说：“根据上帝的意志和恩赐，朕乃英格兰君主。英格兰的君主在过去除了上帝没有更高者。朕故应保持君主在世俗司法及在所有其他方面的权利”。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反映在离婚案前夕他的诸多行为中。1529年10月，他在和新任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埃斯塔科·查伯斯（Eustace Chapuys）谈话中强调了教会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皇帝有责任提出改革，“而在他自己的领土上做同样的事是亨利的责任”。1530年5月，亨利召开由大主教、主教和大学代表参加的会议，听取与会者对英译《圣经》走私入境的看法。就在这个场合，他禁绝了七种图书和圣经的翻译本，并补充说他将让圣经“被博学多识之人虔诚、完整地翻译为英语，以便他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交给臣民。”一个月后，他发布敕令，重申这一许诺：“如果他的臣民抛开不洁的书籍，他将转而交给他们真理的清泉”。可见，亨利已经把为其臣民提供圣经译本视为己任。1530年夏末，他开始发表反教皇言论，9月乃命令派往罗马的特使威廉·贝尼特（William Benet）告诉教皇：王权“坐落于荣耀的顶点，世上没有更高者”。他坚持王权至尊，“因为他是王国的最高主人，他规定（禁止或剥夺）下属的权力就是应该的”。亨利还告诉查伯斯大使，如果教皇不同意将离婚案交给英国法官审理，那么他也不会把它送交给任何的教皇法官，他将“履行其对上帝和自身良心的义务……提请议会作出决定”。显然，英国自治和帝国荣耀的观念在亨利的心中已经成型，他甚至相信原始的教会和教皇无关，国家事务应该由君主处理。

亨利对教皇的不满，与英国普遍存在的反教会主义相吻合。在他的默许下，反教士情绪在1529年底召集的议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下院一开始就提出请愿，恳请国王要求上院中的僧侣贵族就教会的不当行为作出判定。由于政府未加阻拦，请愿迅速转变成议案。时人注意到，下院议员们谈论“以前根本不会触及或谈论的事，除非他们是异端或者（不怕）丢失财产，……但现在情形不同了，因为‘上帝擦亮了国王的眼睛’”。1531年，亨利默许议会通过针对教士的蔑视王权罪指控，对此，斯卡里斯布里克（J.J.Scarisbrick）评论说：“根据这一法案，中世纪教会最为珍视的司法独立在根本上被宣布为非法”。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亨利选择托马斯·克伦威尔担任国务秘书，直接推动了改革的成功。亨利早期重用托马斯·沃尔西长达14年之久，后者在司法、财政、行政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在司法上，沃尔西不但主持大法官法庭（Court of Chancery），还将星室法庭转变成为遵循固定程序的国家机构。他鼓励诉讼，加快司法程序改革，强调对弱者的保护，以强硬手段惩罚越位的贵族，“教导他们学习星室法庭的法律”。在经济上，沃尔西是英王征税的得力助手，1513-1527年间，政府收税41.3万镑，强行借款25万镑；相比之下，1485-1497年间只收税款25.8万镑。为了使税务公平，他还于1522年重新评估国家的财富和军事资源，以此作为借款和征税的依据。在社会问题上，沃尔西亲自在大法官法庭惩处了260起不法圈地，后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都铎政府最为有效的反圈地行为。可见，沃尔西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强化王权的趋势，为亨利推行专制主义作出了莫大贡献。但沃尔西的成功，并未脱离中世纪政教分离的二元结构，当英国宗教改革的引火线——离婚问题暴露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他虽然一直设法让教皇同意英王的离婚，但未能如愿，终为亨利所抛弃。正如沃尔西在1529年6月所言：“教皇拒绝了我曾经许诺给国王的所有让步，这就注定了我的毁灭”。尽管沃尔西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相当程度地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强化王权的时代潮流，但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他没能跟上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君主，最终功亏一篑，付出生命的代价。

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成为亨利首选的重臣，他身兼枢密大臣、机要大臣（Clerk of the Hanaper）、掌管王室领地大臣（Master of the King's Wards）、财务大臣和掌玺大臣等要职，全面主持王室政府。他不但促成了英王的离婚，而且精心策划，借助议会之手颁布一系列改革法案，使亨利主张的至尊王权变成现实。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克伦威尔主持了议会立法，推进了英国教会的民族化，确立了王权至尊的地位。他主持实施修道院的解散，创建了增收法庭与首年俸法庭。在政策出台后，他重视政策的执行效果，并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按照宗教改革的新观念塑造公共舆论。可以说，克伦威尔洞察了英王专制统治的需要，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执行者。经过宗教改革，英国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新教，即安立甘宗（Anglicanism,Anglican Church），也称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

但是，英国国教的保守性从一开始就被宗教改革的发动者决定了。对天主教教义和礼仪，亨利是怀有真诚感情的，他无法全面否定自己早已信奉的天主教。早在1521年，他就在剑桥大学校长圣约翰·费希尔（St.John Fisher）主教和莫尔爵士的帮助下，撰写了《捍卫七圣事》（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的小册子，公开回应马丁·路德的论文《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斥责路德为“毒蛇”和“地狱中的狼”，因而被教皇授予“信仰捍卫者”（Fidei Defensor）称号。16世纪30年代初，亨利指示当时是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的沃尔西驱散路德派团体。即使在英国与罗马教会决裂时，亨利对于天主教的感情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按照他的指令，1533年有两名宣传新教圣餐礼的教徒被送上火刑柱；两年以后，又有14名新教再洗礼派（Anabaptists）被处以火刑。1540年，三位坚持“因信称义”的人也成为新教殉难者。在打击新教的同时，亨利竭力维护天主教传统。可以说，通过议会法令维护天主教精神，是亨利利用议会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办法，所以天主教的教义、礼仪和制度几乎完好无缺地被保留下来。1536年颁布的《国王陛下为基督教安定制定的条款》，即《十信条》（Ten Articles），是亨利时期最重要的宗教文件，其中心内容是确认和肯定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在这十项条款中，论述教义和礼仪的各占五条，而真正涉及改革的内容微乎其微，连在欧洲大陆已成为新教主要攻击对象的“炼狱”（Purgatory）说和教堂偶像也未被否定。议会秉持亨利的意志，于1539年又通过《六信条法》（Act of Six Articles），以法令形式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它宣布：凡忽视圣事，或否认圣餐、否定“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的人，都属于异端（heresy），均应没收财产，并处以火刑。该法案颁布仅两周，在伦敦一地就逮捕了500人。人们把这项严酷的法令，称为“六根带刺的血腥之鞭”。

改革初期的英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天主教传统国家，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要求教士服从并服务于作为“英国国教会至尊领袖”（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的英王。此时，新教在英国只是“没有教皇的天主教”而已。在1539年“对宗教仪式的规定”中，亨利禁止宗教争论，谴责异类宗教仪式，警告误读圣经的行为。他把自己看成是英国教徒的管理者，不容他人的染指。继1539年4月发布“限制对圣经的解释和阅读”敕令之后，他又于11月公布了“经审核的圣经新译本”。英译圣经一经确定，英王就发布敕令，命令这种得到他认可的圣经要公开放在每一个教堂，否则将受到惩罚。在确定新版圣经的基础上，他在1546年又发布“禁止异端书籍，要求印刷者标注自己、作者的名字及出版日期”的教令，在被禁的书中，包括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英译圣经，连阅读禁书的人也将受到“监禁和君主的任意体罚”。

离婚案是亨利发动宗教改革的触发剂，安妮·博林则是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但安妮只在王后的位子上坐了三年（1533-1536），她给亨利生了个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对此很不满意，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儿子，以传续都铎的香火。显然，安妮没能拴住亨利的心。1536年5月，亨利遂以叛逆、乱伦和通奸的罪名处死安妮，并随即迎娶个性温和的简·西摩（Jane Seymour）。简给亨利生了一个王子，即未来的爱德华六世，但不到两周，她自己死于产后并发症。此后，亨利又结过三次婚，都没有产生新的子女；并且，只有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陪伴亨利去世。

亨利曾立下遗嘱，规定他的三个子女都可以继承王位，次序是男嗣优先，女儿以长幼为序。因此1547年亨利离世时，王位就由年仅九岁的小王子继承。临终前，他为爱德华指定了一个辅佐班子，其中既有保守派，又有革新派，规定所有的辅佐大臣地位一律平等。但不久，爱德华的舅父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爱德华·西摩就破坏亨利的遗嘱，让自己成为“护国主”（Lord Protector），接受了萨默塞特公爵的称号。萨默塞特公爵是一个激进的新教徒，他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不彻底，信奉的是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因而希望按照大陆模式，把宗教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克兰默大主教的帮助下，萨默塞特操纵幼主爱德华六世推动改革，首先于1547年1月经由议会法案取消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叛逆法》、《异端法》（Act of Heresy）和《六信条法》，扫除了推进改革的障碍。同年7月，议会又接连通过《反对辱骂圣礼者法》（Act of Against the Revilers of the Sacrament）和《圣餐礼规程法》（Act of Order of Com munion），模仿大陆的新教，规定了新的礼拜仪式，同时要求在圣餐礼中使用英语。

1549年1月，在萨默塞特主持下，议会通过《信仰划一法》（Act of Uniformity），就是俗称的爱德华六世《第一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该法案第一次将英国的礼拜仪式统一起来，并责成神职人员在做礼拜时宣读钦定的布道书。在推进宗教仪式方面，爱德华时期还颁布了《关于宗教改革的禁令》《停止关于圣礼的争论》《禁止非法布道，尤其是关于重婚和离婚》等敕令；并印发官方下达的《圣经讲道集》（Homilies），命令各教堂照样宣读，否则布道者将受到监禁。这些规定都很严格，违反者会受到严厉处罚。

1547年解散小礼拜堂是政府推行教产世俗化的重要措施，像亨利解散修道院一样，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许多天主教团体、医院和慈善组织被解散，与天主教礼仪相关的绘画、雕塑、工艺品和刺绣品被毁或出售，王室从中获利丰厚。与亨利八世时期不同，这一阶段的改革更多依赖新教徒的合作，虽说新教在伦敦等地的势力较大，但从来没有渗透到伦敦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没收教产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很多利益相关的乡绅和贵族的支持，他们也许不喜欢宗教改革，也不在意改革教义或者礼仪，但是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还是对新教改革给予了支持。

1547-1549年萨默塞特控制着朝政，他虽然野心很大，却是个不高明的政治家。他派兵入侵苏格兰，结果竟使苏格兰与法国结盟，给英国惹出了很多麻烦；他对农民的反圈地暴动表示同情，又得罪了许多大土地贵族，这些人群起反对他，致使局势不稳。1549年10月他被控犯有叛逆罪，于1552年1月被斩首。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顶替了萨默塞特的位置，很快升为诺森伯兰公爵。此后，新教的改革加速进行。

在诺森伯兰推动下，1552年6月颁布了新教色彩更浓的《第二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其中对各种宗教仪式，如圣餐礼、临终涂油礼、忏悔，甚至圣坛的位置和牧师的祭服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使之更接近大陆的新教，例如采用会众参与的礼拜仪式即公众集体祈祷，以便于牧师公开宣教；把繁琐的弥撒仪式改造成简单的圣餐礼，摒弃天主教“变体论”，采用耶稣受难（Crucifixion）的象征性意义。1552年11月1日，全国教堂正式使用新公祷书。至此，英国教会的礼仪改革基本完成了。1551年，爱德华六世任命一个由32人组成的皇家委员会，在克兰默大主教的领导下负责教会法和牧师纪律（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文本的起草工作。1553年4月，文本草案被提交议会后作了一些修改，但由于爱德华早逝，没能颁布施行。同年6月，英国宗教会议以英王的名义颁布《四十二信条》（Forty-Two Articles），全面规范了英国国教的信仰原则。

《第一公祷书》《第二公祷书》和《四十二信条》的颁布，标志着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的基本成型。爱德华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教义方面，对主教制度完全没有触及，而主教的权力其实就是王权在英国国教会的延伸。可以说，这是由宗教和政治问题紧密结合的特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也是自上而下都铎英国宗教改革的特点之一。亨利八世时，主教制已成为英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主教由国王指派，并维护王权的利益。当王权和罗马教廷发生冲突时，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宗教会议和约克的宗教会议均宣布支持英王，并宣称“在圣经中，上帝并未给罗马教皇较之其他国家主教更大的权力”。英国教会的这一立场，使王权在宗教改革中没有理由改革主教制，同时主教制作为维护王权的工具，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保护。

英国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政治权力决定着宗教信仰，亨利和爱德华时期的改革，都反映了当权者的宗教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意愿。因此，当玛丽女王登上王位后试图恢复天主教，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

1552年爱德华患病，次年春天濒临死亡。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应继承王位。但玛丽像她母亲凯瑟琳一样笃信天主教，她继位就意味着宗教改革会翻车，也意味着诺森伯兰公爵有可能垮台、甚至性命难保。为了拯救新教事业，更重要的是拯救自己的地位和性命，诺森伯兰再次操纵爱德华，在爱德华临终前将王位传给简·格雷夫人（Grey,Lady Jane,1536-1554），并剥夺他两个异母同父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继承权。简·格雷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Mary Tudor）的外孙女，也是诺森伯兰的儿媳妇，这个特别的身份引发了众多贵族的不满。为了不让诺森伯兰独享大权，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乡绅起而反叛，而爱德华的姐姐玛丽则举兵南下，并顺利进入伦敦。枢密院立即宣布，废黜在位仅九天的格雷夫人，都铎王位由玛丽继承。诺森伯兰被送上断头台，格雷夫人被关进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后被处死。

作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登基后就把恢复天主教当作施政的首要目标。1553年8月，她发布《关于信仰自由，禁止宗教争论、非法演出和印刷》的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就争议性的议题布道、写书，或未经君主允许擅自解释教义或圣经。她授权斯蒂芬·加德纳大主教实施这项敕令，不久，就有人因违反敕令被投进监狱。虽说玛丽以恢复天主教为己任，但她仍然要按照其父亲、兄弟的做法，利用议会来达到目的。她通过议会制定法令，废除了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律法；她剥夺新教神职人员的职位，逐渐恢复了天主教仪式。这样，自亨利八世以来的宗教改革成果几乎荡然无存。在短短四年中（1555-1558），约有300多名新教徒被烧死，这些殉道者中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伦敦主教里德利和伍斯主教拉蒂默。虽然相较于大陆欧洲，玛丽的宗教迫害也许算不上严酷，但如此之多的新教徒遭受迫害，不仅造成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深切痛恨，也使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者”（The Bloody）的恶名。

但从总体上看，玛丽恢复天主教的努力并不成功，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说：“英格兰宗教改革遭受到血的洗礼，将一切有识之士扔进了天主教的绞肉机……五年前，新教改革被许多人视为对教会的掠夺、破坏、不敬和混乱，现在却被视为是美德和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新教徒反对一个由外国君主和教皇操纵的傀儡政权”；"1553年的英国肯定不是新教国家，但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的残酷统治却使英国距离新教越来越近了。”这是玛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玛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1527-1598）结婚。玛丽的母亲是来自西班牙的公主，在英国宗教改革中不仅丢掉王后的名号与身份，也因被休而丢尽颜面。同时，她的女儿玛丽也因此而饱受创伤。为此，玛丽愤愤不平。继位伊始，她就不顾枢密院和议会的劝谏，与西班牙展开婚姻谈判。1554年7月，玛丽与菲利普二世举行婚礼，菲利普与她共同治理英国，英国因此沦为西班牙的附庸。1557年6月，英国应西班牙要求向法国宣战；次年1月，法军仅用一周时间就攻陷了英国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加莱（Calais）失守，英国举国沮丧，民情大为不满，同时也摧毁了玛丽作为都铎女王的威望。1558年11月玛丽去世，伦敦响起欢庆的钟声。但是，玛丽始终没有弄懂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她进入伦敦时受到臣民的拥戴，而她的统治却遭到他们的唾弃？其实道理很简单，玛丽把宗教信仰或个人好恶置于政治需要或民族利益之上，就注定了她的失败。虽然都铎是英王国的象征和英吉利民族国家的首脑，但是，都铎君主对英吉利民族利益服从，是他们获得其臣民拥戴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那一切就都不存在了。玛丽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民意，尤其是将英国置于西班牙控制下，背离了英吉利民族利益，必将受到其臣民的反对。

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十年的统治，使英国在宗教问题上来回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造成国内政局严重动荡，宗教情绪高度亢奋，天主教和新教两股力量势不两立，随时都有爆发内战的危险。玛丽去世时，自亨利七世以来锻造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天主教势力在英国复辟了，英国的内政外交受到了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的左右。当时，西欧各地都在为宗教问题流血厮杀，英国也逃避不了这一宿命，只不过战场上的血腥冲突要迟至17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发生。如后人所说：“玛丽悲剧的根源在于：她属意西班牙与天主教，但她的臣民属意英国与新教”。玛丽忘记了都铎君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善于将自己的抱负、愿望、恐惧、嗜好以及偏见与臣民们共享”。此时的英国，已经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等待着一位新君主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