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为何要突出强调辨证论治

为了实现“治病求本”这一目标，必须进行“辨证论治”来实现，后者作为中医学一整套的理法方药诊疗体系，融汇在古今中医典籍之中。如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华岫云所说：“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一有草率，不堪司命。往往有证既识矣，却立不出好法者，或法既立矣，却用不出至当易好方者，此谓学业不全。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若法与方，只在平日看书多记，至于识证须多参古圣先贤之精义，由博反约，临证方能有卓然定见。若识证不明，开口动手便错矣。”吴仪洛《本草从新》则言：“夫医学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所言道理皆一。

在笔者看来，首先是要着眼于“辨”，辨的内容是“证”，证的表征是“证候”而其内涵却是“病机”，辨证的目的是“论治”，辨证之后要着眼于“论”，也即通过病机分析，确立病机要素之间的标本主次、轻重缓急，为“治”（包括治法、选方、用药等环节）服务。

辨证的“辨”，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辨”、善于“辨”的东方思维。如《礼记·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所以要“辨”，在于先哲们认识到万事万物不仅复杂而且多变，《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孟子》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强调的都是“活处观礼”。《素问》认为“神转不回，回则不转”，指出了时间和生命的不可逆性；《脉经》谓“百病根源，各以类从，声色证候，靡不赅备”，因此，面对疾病病机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中医必须会辨、善辨。喻嘉言倡导“先议病，后用药”，“议病”的过程正是辨证的过程。

对于辨证的“证”的内涵，笔者认可《中医学概论》（1958年第一版、1985年第二版，周仲瑛主编）的定义：证是综合分析了各种症状，对疾病处于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变性质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等各方面情况的病机概括。显然，这一表述指出了“证”当做依据证候（症状、体征）或证据所获得的病机而言，证与病机二者实为“一意两表”。

因此，所谓辨证，就是依据症状、证候、证据（包括微观的病理及实验室的理化检查结果）进行病机分析的过程，这与《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所指本质上是同一含义。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仅仅把“证”突出为证候或证型，遂令“证”的内涵歧义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