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娘死了。或许昨天吧，不清楚。倒是收到老人收容所一封电报：“母故。明日安葬。慰唁。”根本没说清楚嘛。没准儿是昨天吧。
老人收容所在马兰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乘两点的公共汽车，下午便到。这样，我可以守灵，明晚就可回家。我有这样的理由向老板请两天假，他哪能拒绝呢。但他好像不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不是我的错哇。”他却不加理睬。于是我想，我不该对他说这话儿。总归不必由我道歉吧，倒是该他向我慰问才是呢。后天他看到我戴孝，大概会向我有所表示的吧。眼下有点像我娘还没死似的。下葬后反倒不一样，事情将了结，一切盖棺定论。
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热得很哪。我跟往常一样，在塞莱斯特之家餐馆吃饭。他们所有人都替我难过哇。塞莱斯特对我说：“咱们只有一个母亲哪。”我临走时，他们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冒失，因为我不得不上楼去埃马纽埃尔家，向他借黑领带和臂膊纱。几个月前，他失去了亲伯。
我跑步去车站，怕赶不上趟。又是赶，又是跑，没准儿因为这样，再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扑鼻，天与路，交相反射阳光，弄得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昏睡。醒来时，竟歪靠在一位军人身上，他朝我微微一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回应“是的”，话也懒得说。
老人收容所离村镇两公里。我是步行过去的，很想马上见到娘。但看门人对我说必须让我先会一会所长。由于他忙着事儿，我等了一会儿。等的当口儿，看门人东拉西扯，之后，我见到所长：他在自己办公室接见我。他是个小老头儿，却佩戴荣誉勋位勋章。他打量了我一下，眼色浅而亮，然后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如何抽出手来。他查看了一份卷宗后对我说：“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来的。您是她唯一的家庭赡养者。”我以为他对我有所责备，就开始向他解释。但他没让我解释：“您不必辩解，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没有能力承担她的用度。她必需有人照管。您工资微薄。终究她在这里活得更快活些吧。”我回答：“是的，所长先生。”他接着说：“知道不，她倒是有些朋友哩，跟她年龄相仿嘛。她可以跟他们分享过去有趣味的事情。您年纪轻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厌烦的。”
他话倒说得很实在。我娘在家的时候，她的眼睛老是没完没了跟随着我，却一声不吭。她到收容所最初的日子，经常哭鼻子，因为不习惯呗。待上几个月之后，要是有人把她从所里接出来，她又会哭的。还是因为习惯的原因呗。近一年来，我几乎没去过收容所，也有点上述的原因；也因为这要占用我的周日，还得费劲赶公共汽车、购买车票，还不算两个小时路程。
所长还在唠叨，但我几乎不再听得进了。之后，他对我说：“想必您迫切要见一见您母亲吧。”我站起身，什么也没说。他领着我出门。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我们将她转移到小太平间，为了不惊动其他老人。每次有寄养者去世，其他寄膳宿老人都会犯两三天神经过敏，给服务工作添上麻烦。”我们穿过一处院落，那里有许多老人，三五成群闲聊着。但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便不吱声了。等我们走过，闲聊重新开始，恰似一群群虎皮鹦鹉叽叽喳喳噪个不停。我们走到一幢小房屋门旁，所长向我告别：“默尔索先生，失陪啦，有事儿，尽管来我办公室找我。原则上，安葬定于明日上午十时。我们已经考虑到这样便于您为亡者守灵。最后一个决定：您母亲好像经常向同伴们表达想要按宗教仪式安葬的愿望。我决定由我亲自来承办。但我决意当面向您奉告。”我谢了他。我娘虽不是无神论者，却一生一世都未想到过宗教哇。
我进屋了。这是一间十分明亮的堂屋，四壁刷上白灰，顶棚一色玻璃。屋内摆着几把椅子和几个X形支架。屋中央两个支架支起一口棺材，已合上棺盖。只见得棺材上一些亮光光的螺栓刚拧了一点儿，白木上涂了一层褐色染料，特别显眼。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工作服，头上围着一块色彩鲜艳的方巾。
当下，看门人进屋，出现在我背后。他没准儿是跑着来的，结结巴巴说：“有人把棺材给盖上了，我该把螺栓拧开，让你好好看她呀。”他走到棺材旁，我阻止了他的动作。他问道：“您不想验看？”我回答：“不必啦。”他戛然中止。我有点儿过意不去，觉得不该这么回答。片刻后，他盯住我问：“为什么？”但并没有责备，好像问一下罢了。我说：“说不好。”于是，他捻了捻发白的唇髭，瞧也没瞧我，却明白告诉我：“理解。”他，眼睛俊秀，浅蓝，脸色透出一点红润。他递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却在我后面一点儿坐下。看守的女护士站了起来，朝门口走过去的时候，看门人对我说：“她脸上长了一块下疳。”[4]由于不懂，我瞧了瞧女护士，但见她双眼下有绕头一圈的绷带，鼻子上端的纱带是平服的，乍眼望去，只看到她脸上白色的绷带。
女护士走了以后，看门人对我说：“我让您一个人静一会儿吧。”我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动作，反正他没离开，一直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人，使我感到拘束。大厅充满午后末尾灿烂的阳光。两只大胡蜂撞着玻璃天棚嗡嗡瞎折腾。我感到发困，没转身便跟看门人搭话，问道：“您在这儿干好久了吧？”他立刻回答：“五年了。”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话。
然后，他絮叨不休了。要是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兰戈收容所当个看门人终老，他定会大吃一惊，他今年六十四岁，是巴黎人哪。我立刻叫停他的话匣子，问道：“喂，您不是当地人？”曾记得先前他带我去所长办公室，他谈起过我娘，对我说什么必须快快给她下葬，因为在平原天气很热，尤其这个地区。讲到这当口儿，他告诉我在巴黎生活过，很难忘怀。在巴黎，跟死人待上三天，有时四天。在这里可没时间等哪，还没理出个头绪便不得不跟着柩车后面跑。这时，他妻子对他说：“住嘴，对先生要说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嘛。”老人红着脸连声道歉。我赶紧打圆场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倒觉得他讲得准确，蛮有趣味儿。
在小停尸厅，他向我透露刚进老人收容所时是个穷光蛋。由于他觉得自己身强力壮，便自告奋勇来承担看门人这个职位。我提醒他，不管怎么说，收留他的总归还是老人收容所吧。他对我说不对。我已经很惊讶他讲到养老寄膳宿者时的一些说法，“他们”，“其他人”，较少也称“老人们”，可是有些寄膳宿者并不比他年纪大呀。但很显然，他认为不可相提并论。他可是看门人喔，在某种程度上，他对那些老人是有些管辖权的。
当下，看守女护士进屋。夜色骤然降临。很快，玻璃天棚上的夜色越来越浓。看门人拧了一下开关，突然灯光四射，刺得我眼花缭乱。他约我去食堂吃晚饭，但我不饿。于是他提议给我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牛奶咖啡，便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着托盘回来。我喝了。于是很想抽烟。但我犹豫了，因为不知道能否在我亲娘跟前抽烟。我考虑了一下，无关紧要吧。我给看门人递了一支烟，我们一起抽。
片刻之后，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的朋友们也来为她守灵，是这里习俗。我得去找些椅子和黑咖啡来。”我问他是否可以熄灭一盏灯：照在白墙上的灯光很强烈，使我眼睛疲劳。他对我说这不可能，灯就是这么安装的：要么全亮，要么全灭。此后，我不再过多理会他了。他出去又进来，安置椅子，把咖啡壶放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壶四周码放叠起来的一些杯子。然后到我娘棺木另一边正对着我坐下。看守女护士也在那边转过身子坐在尽里。我看不清她做的事儿，但从她手臂的动作，我猜测她在打毛线。室内温暖，咖啡使我暖和，从敞开的大门，涌入夜色和鲜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眯了个盹儿。
一阵窸窸窣窣把我弄醒，眯了一会儿觉得室内的白色更加光亮耀眼。我眼前没有一处阴影，每个物件，每个角落，所有曲线勾勒的轮廓纯粹得好刺眼哟。当下眼见我娘的朋友们进屋了。他们总共十来个人，寂然无声地滑入这耀眼的光亮中。他们坐下，没有让任何一把椅子吱嘎作响。我见到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人似的，我没有漏掉他们脸上或衣服上任何一个细节。但是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难以相信他们的真实性。几乎所有妇女都穿罩衫，带子束紧腰部，使她们的肚子凸出来。我还从来没注意到老妇女能有大肚子。男人们几乎个个骨瘦如柴，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使我吃惊的，正是看不见他们的眼珠，只见得无光芒的一点儿亮，眼睛埋在皱纹窝里。他们坐下时，大部分都打量起我，拘束地向我点点头，双唇一并被没有牙齿的嘴含着，让我弄不明白他们是在向我致意，抑或是在抽搐。我倾向以为他们是向我致意。此刻我这才发现他们正围着看门人在我正对面坐着摇头晃脑地议论。我一时间得到可笑的印象，仿佛他们正在审判我。[5]
没多久，一个女人开始哭泣。她在第二排，被一个女伴遮挡住，我难以看清，她低声抽泣，有板有眼：我觉得她会哭个没完。其他人好像听而不闻，他们消沉，忧郁和沉默。他们看着棺木，看着手杖，看看东望望西，他们只是这么傻看。那个女人还在哭泣。我好生惊讶，是因为不认识她吧。我好乐意不再听见她哭，但不敢跟她说穿。看门人欠身劝她，跟她说了点什么，但她直摇头，嘟哝了点什么，然后继续有板有眼哭泣。末了，看门人来到我这边，在我近旁坐下。过了相当一阵子，在没正眼瞧着我的情况下告诉我：“她跟令堂关系很密切。她说，这里唯一的朋友便是令堂。现在什么朋友都不会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着好久。那个女人长吁短叹、抽噎呜咽渐渐减少，但用鼻子吸气又频又响，后来总算不作声了。但我睡意全无，很累、腰痛。现在所有在场的人都无声无息，叫我难受。只是时不时，耳听得一点儿怪声，弄不清楚是什么。听久了，终于猜想在坐的有几个老头儿咂腮颊，发出怪怪的咂嘴声。对此，他们自己毫无意识，因为整个儿陷入沉思默想中了。我甚至仿佛觉得，他们中间躺着的这个死者在他们眼里毫无意义。但我现在相信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我们大家都喝了咖啡，是看门人端来的。之后，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一夜过去，我记得在某个时候，睁开过眼睛，但见老人们蜷缩一团睡着了，有一位例外。他把下巴颏搭在两手死抓住手杖的手背上，眼睛死死盯着我，好像只等我睡醒[6]。后来我又睡着了。不过，我又醒了，因为腰疼得越来越厉害。晨曦悄然在玻璃天棚露脸。不久，其中一名老人醒了。他咳得很厉害，把痰吐在一块方格大手帕上，每吐一口都很费劲，像是抠出来似的。他的咳嗽倒是唤醒了其他人，看门人说这些人也该退场了。他们全体起身，这难熬的一夜守灵使他们面色如灰。非常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都跟我握手，好像我们彼此没说一句话的守夜倒使我们愈发亲近了。
我心力交瘁。看门人把我带到他家，我得以稍为盥洗，又喝了牛奶咖啡，味道很好。我出他家门时，天大亮了。隔离马兰戈与大海的山丘上空一片红霞映照天边。越过山陵吹来的风带着一股盐味，准是个晴朗的日子。我来乡下已经是好久的事儿了，我觉得要是没老娘这档子事儿，出去散散步，该多惬意啊。
不过，我还是待在大院一棵梧桐树下等候。我闻着润土的清香味儿，不再困倦。我想起公司的同事们。此时，他们正起床准备去上班：对我而言，这是最艰难的时刻。我还在想这些平常的事儿，思绪却被房子里的钟声打断，但见窗户里面好一阵忙乱搬动家具，然后一切平静下来。太阳在天空升高了一些，开始晒暖我的双脚。看门人穿过大院来对我说所长要见我。我去了他办公室。他要我在一些字据上签字。我注意到他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却对我这个当事人询问：“殡仪馆的人已经到了一会儿，我马上要求他们来盖棺。在盖棺前，您要不要见母亲最后一面呢？”我回答不要。于是他对着电话筒低声下令：“费雅克，告诉那帮人可以去盖棺了。”
然后，他对我说，他亲自参加殡葬，我谢了他。他在自己办公桌后面坐下，交叉起两条短腿。他告诉我，他只跟我两人参加，带上一名值勤护士。按规矩，养老寄膳宿者不应该参加葬礼，只许他们参与守灵。他指出：“这涉及人道问题。”但就本案而言，他特许我娘的一个老男友参加送殡，他叫：“托马斯·佩雷兹。”说到这里，所长微微一笑。他对我说：“您是明白人，这关乎一种有点儿幼稚的情感。他跟您母亲形影相随。在所里，有人跟他们逗趣儿，对佩雷兹说：她是您的未婚妻吧。他笑笑，反正挺让他们高兴的。默尔索太太之死，这件事让他很痛苦。我不认为应该允许他送殡。不过，根据保健医生的忠告，我昨天阻止了他守灵。”
我们面面相觑相当之久。所长起身，望着办公室窗外，不一会儿，他引我注意说：“瞧！马兰戈的神甫来了，他提前到了。”他有言在先对我说：“教堂就在村镇，至少要步行三刻钟。”我们下到院子里，神甫和两个侍童等待在房前。其中一个提着香炉，神甫欠身帮他调好银链的长度。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时，神甫刚直起身子。他称呼我“我的孩子”，并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进屋，我跟着进去。
我一下子就发现棺木的螺栓已拧上，厅里有四个黑衣男子。同时我听得所长对我说柩车现已在路上就位，神甫已开始祈祷。自此刻起，一切很快布置就绪。那四个男子各自拉着一块方形毯子一角走向棺木。神甫，他的随员们、所长和我一起走了进来。门前有一位太太，我不认识的，所长向她介绍我说：“默尔索先生。”我可没听清这位太太的姓氏，只明白她是被委派来作为代表的护士。她长着一张瘦削的长脸，带着一丝微笑向我点了点头。然后我们整整齐齐站成一排，让棺木过去。我们跟在抬棺人后面，一起走出老年收容所。大门口正停着一辆柩车，上了清漆，椭圆形的，精光锃亮，令人想起笔盒子。柩车旁是葬礼安排者，矮个子，穿着不伦不类；还有一个老头儿，一副尴尬相。我心知肚明，必定是佩雷兹先生。他头戴一顶柔软的圆毡帽，侧翼宽檐（棺木经过大门时，他把帽子摘掉了）。裤脚管在鞋面上扭成一团，脖子系一条黑布领带，配在大白衣领上又显得太小。鼻子长满黑点，下边的双唇直哆嗦。他的白发相当纤细，使双耳裸露在外，长得怪怪的耳朵晃来晃去，丑陋的耳廓呈血红色，与苍白的脸色形成反差，令我触目惊心。葬礼安排者要我们各自就位：神父走在最前，后面是柩车，车四周，前后左右共四人。再后面是所长，我本人，断后的是被委派来的护士和佩雷兹先生。
天空已充满阳光，开始直逼大地，温度极速攀升。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等待如此之久才行进。我很热，穿的是深色服装。小老头儿戴着帽，也把帽子摘了。所长跟我谈起他时，我便瞧着他。所长对我说，我娘和佩雷兹先生，经常傍晚散步，一直走到村镇上，不过他们由一个女护士陪着。我眺望四周的乡间。一排排柏树通向接近天边的丘陵，贯穿其间的土地，橙红和绿色相间，房屋虽稀稀拉拉，却错落有致。我理解我娘了。在这个地方，傍晚没准儿是离愁别恨的暂息之时。今天骄阳金光万道，烈日烤得这块风景区遍地颤颤巍巍的，既叫人难熬又使人沮丧。
我们总算上路了。当下，我发觉佩雷兹略微跛行。柩车慢慢提速，老头儿掉队了。围绕柩车的四人之一让别人超过了，现在正跟我并行。太阳升空之快速令我吃惊，这才发觉遍野早已充斥百虫鸣唱、百草簌簌。我两颊汗水直流，因没戴帽，就拿手绢来扇风。这时殡仪职工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他用左手拿着的手绢擦脑门儿，右手往上推了一下自己的鸭舌帽檐。我问他：“您说什么？”他指着天重复道：“太阳烤人哪！”我说：“是呀。”停了一会儿又问我：“里头是您母亲？”我还是说：“是呀。”“她老了吗？”我回答：“算老了吧。”因为，我不知道确切的岁数嘛。之后，他不吭气儿啦。我回过身子，但见佩雷兹老头儿落后我们五十来米。他急匆匆赶着路，手拿自己的软帽挥动着手臂。我也瞧了瞧所长。他端端庄庄走着，没有多余的姿态；额上渗出几颗汗珠，也懒得擦。
我感到送殡行列走得更快了一点儿。我四周总是一样的乡间，依然是炎阳遍野，满天赤晖实在叫人难熬。有一段时间，我们经过一段刚修复的道路。太阳晒裂了柏油路，脚踩上去便陷入裂开的焦油沥青，如浓浆般亮晶晶的。车夫端坐在柩车顶上，他那顶煮硬的牛皮帽子好像是在黑色油泥里鞣成的。我有点迷茫无助，在蓝天白云与色彩单一之间，一切皆黑油油：裂开的沥青路黏糊糊的黑，众人衣着晦气的黑，柩车油漆的黑。所有这一切，太阳，柩车的皮革味儿和马粪味儿，油漆味儿和供焚烧的香味儿。我又一次转身，但见佩雷兹好像落得很远，似乎消失在热浪中，后来干脆见不到他了。我细细搜寻，目光所及，原来他离开大路，从田野横穿过来。此时，我也发现前面的路拐弯了。于是，我明白了，佩雷兹是熟悉这个地方的，正抄近道赶上我们呢。果不其然，他就在拐弯处与我们会合了。后来，我们又把他丢了。他还是穿田野抄近路，如此反复好几次。我啊，觉得血直涌上我的太阳穴。
后来一切进行得那么仓促，那么可靠，那么自然，以至于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不过还记得一件事儿，在村镇口，被派来的女护士跟我说过话。她的声音很古怪，嗓音既悦耳又发颤，与她的面容不调配。她对我说：“走太慢，多挨晒；走太快，更出汗；进了教堂又热又冷更难堪。”她说得对呀，是走投无路嘛。我还记得那天留存的几个印象。比如，佩雷兹那张脸，他最后与我们在村镇附近会合时，由于神经紧张，心里难过，双颊布满大颗粒泪珠，但满脸皱纹又不让泪流淌，便任其汇拢聚集，形成一层清漆似的铺在皮松肉懈的脸上。又如，教堂和站在村镇人行道上的居民，公墓坟头上的红色天竺葵。再如，佩雷兹昏倒在地，恰似一个散架的牵线活动木偶。再如，撒落在我娘棺木上的血红色泥土以及混杂在土中的白色树根须子。还有当地人，说话声，村镇、咖啡店前等候，马达不停的隆隆声，以及当公共汽车开进阿尔及尔灯光聚集的街区，当想到马上能上床睡上十二个小时，我舒心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