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生治学具有贯通古今的现代视野

中国近代史学自梁任公先生开始即模仿西方的章节体例书写中国历史，“通史”写作遂蔚成风气。任公自己虽未完成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写作，却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通论性名著立为轨范，后来亦有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国史大纲》等著作跟进效法。但近人写作“通史”多厚古薄今，往往古史篇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只是在最后章节偶涉近代话题，专以近代史为写作对象者只有少数几部著作而已，如蒋廷黻那本篇幅短小的《中国近代史》以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解放区亦有范文澜先生之《中国近代史》简本，叙述都相对简略。戴先生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重视古代史，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几乎不被承认为一门学问。因此，如何在高等院校中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一门学科加以规划建设，的确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1955年和1956年，先生开始连续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研究班上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前后有七八十人参与上课，可以说开启了在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缺乏一种总体的贯穿线索，不像古代史那样积淀深厚，大师云集，已经基本形成了前后贯通的若干问题意识和学术流派，学者讲课治学常常可以直接依靠清末民初形成的解释传统，继续深入思考就可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了区别于中国古代史的解释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理论意识，以作为整体论述的基本依据。有鉴于此，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划分近代历史各个时期的观点，引起史界的巨大反响。先生与范文澜、金冲及、李新、荣孟源等史学家一起纷纷发表文章，参与了这场长达三年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特点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思索和论辩，最终确立了在唯物史观解释规范下建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现在看来，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线索的革命史叙述难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其结论未必尽如人意，但这次论辩却为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树立起了自身的问题意识和诠释风格。

为了早日寻绎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整体逻辑，先生亲力亲为，于1958年撰写完成《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此著扬扬四十余万言，详细叙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历史。先生后来又撰写了第二、三两卷，一直写到戊戌变法运动。第一卷对太平天国运动着墨甚多，叙述也最为详尽。先生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这次农民战争，弄清它的发生、发展、困难、矛盾，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最后的失败。在写作这部书稿时，如何以贯通的眼光审视中国近代发展历程的意念一直萦绕在先生心间。先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太平天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做对比研究，以探究其起因与过程的异同。先生自述说，他在写作过程中时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场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相似，但其内容、特征、外貌、结局又如此之迥异”，于是深深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多样性、具体性。前后相续的历史不会重复，也不可比附。但太平天国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距不过几十年，留下了许多非常相似的经验教训。故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治学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的，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先生直称性格中有点“嗜古癖”，大约是少时在常熟读史养成的习惯，愿意研究离现实较远的历史，却又坦言研究历史往往出于工作需要。革命队伍中教什么课，研究什么专业，不由自己选择，而是由组织上分配确定的，只不过分配工作和个人兴趣大致符合。

先生晚年以近八十岁高龄，凭着老骥伏枥的决绝精神毅然受命组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承担编纂国家新修大型《清史》的任务，即表现出先生那一辈史学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主持新修《清史》时，如何在继承传统二十四史优秀书写体例的同时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创新，乃是先生殚思竭虑的关键问题，在征求各方意见之后，先生决定增加“通纪”部分，作为全书的统领总纲。在宣示“通纪”撰写要旨时，先生把清朝近三百年历史用兴、盛、衰、亡四个字予以概括。先生明确表示，“通纪”的设计参考了梁启超、章太炎曾经采取的章节体例。“通纪”之设充分体现了先生注重诠释历史大势的治学风格，他反复申述用“贯通”的眼光观察清朝历史的重要性。他说，撰写大型《清史》应该把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力求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朝从崛起、发展与鼎盛时期，直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是“通纪”的主要职能之所在。先生“贯通”清史的构想还表现在力求从清朝自身的演变脉络里寻究其规律性，尽量避免站在晚清的近代立场强行替古人说话，以替代从其自身内部角度体验其演化过程的观点。

因强调“贯通”历史的重要性，先生曾发表一系列通论性质的文章，如《清代经济宏观趋势的总体评价》、《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等，为清史研究把握总体大方向。先生讲的“贯通”，并非大而无当的空谈玄想，而是有理有据的深思之论。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出先生有关太平天国以后清朝政治格局演变的分析。关于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政局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学者如梁任公认为，地方势力的兴起是满汉权力消长的结果，昭示着汉人从基层开始崛起，从而动摇了满人统治的基础；西方史学界也曾经认为，以湖南为首的团练势力的形成所导致的地方军事化是清朝咸同时期以后的重要特征；一些日本学者亦认为，地方自治势力的增长是辛亥革命发生与清政权倾覆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与之相比，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权力的下移》这篇文章中指出，所谓“满汉权力消长”，实质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消长，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披上了一件满汉民族矛盾的外衣。其研究视角与西方和日本的中国学均有差异。具体表现是，先生试图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异角度理解权力的更替现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代表中央政权力量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开始下移。从兵权角度而论，由于八旗绿营大量吃占空饷，从而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依靠地方集团临时雇募“练勇”抵御内乱，致使地方军事力量坐大。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后，清政府三令五申裁撤练勇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才造成地方军事实力派尾大不掉的局面。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经费需求越来越多，财政制度陷入混乱，无法正常执行协款、解款制度，从战争中起家的地方势力开始自行筹款募勇，致使户部正常的奏销制度完全被破坏。与此同时，清朝司法体制受到的冲击更形严重，各省判处死刑的“秋审”制度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趋于瓦解，出现了各地盗案可以按“就地正法律”执行的情况，杀戮权移归督抚掌控，清廷三番五次想废止“就地正法”章程，收回司法权力，却遭到地方势力的强烈抵制。同光年间，虽出现大批“告御状”和个别平反冤案的例子，但是中央所以有兴趣插手这些地方性讼案，正是因为它失去了对地方司法权力的支配作用，清廷热衷于受理京控，出头平反，也是因为要借此打击日益上升的地方势力。而地方政治派系分合聚散、反复无常之态并未受到丝毫的削弱。

先生由此文得出的结论也是充满洞见、发人深省的，他说，由于封建性地方势力兴起而出现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地方各派系的矛盾，贯穿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之中，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濒临覆亡的前奏，也是整个封建政治制度趋于没落的朕兆。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政治离心力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制约着近代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以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封建性的统一象征消失，地方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这就演成军阀之间的公开割据和连年混战的局面。类似的“贯通”视野会常常出现在先生的各类文章中，显示出先生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历史演变趋势的超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