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比较视野下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

杨念群

一 明清以来“大一统”观的嬗变

（一）明代“大一统”观与宋朝“正统论”之关系

“大一统”一词最早语出《春秋公羊传》，东汉何休作注时解释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汉代董仲舒对此有了进一步解释，他在对汉武帝的策问时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意思是，王者必须使思想定于一尊，使孔子之术以外的学说没有发展的机会。汉代另一个大臣王吉上书则强调风俗教化才是“大一统”的真义，他理解的“大一统”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王者虽然至尊，但必须是承天命才有这个位置，承天命的关键在于有“德”而勿失。王者只有拥有足够的德性，才能居于正统之位。按唐代欧阳修的解释，正统就是“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他解读“正统”和“大一统”的关系时揭示了两个要素，“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一是要拥有德行至尊的正当地位，二是要占有一统天下的广袤土地。

但也会出现两种情况，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这是历史上正统与疆域占有相互错位可能导致“大一统”缺失的典型例子。不过欧阳修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只要王者有德，虽然并不拥有足够广阔的土地，也可被视为正统。宋人谈“大一统”基本上是沿袭董仲舒的说法，但却把董氏所说的“孔子之术”大加发挥，基本上尊奉为一种“道统”的线索，作为划一思想的依据。如此一来，“大一统”中守圣教黜异端的色彩逐渐加浓，明显昭示出儒学在宋代已处于被突出尊崇的地位，所以才特别强调董仲舒“大一统”定义中“书同文”的解释。由此，“大一统”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至尊的王位、广袤的疆土和德性的教化三者的统一。但随着朝代的更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帝王和士人往往会根据具体情境对“大一统”的解释进行调整。

如疆域统一作为“大一统”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会随着王朝的统治格局不断发生变动，以符合当时的实际境况，宋代特别是南宋无法在疆域上统御四方，自然会强化“大一统”原意中“书同文”的一面，而有意回避其“车同轨”之一面。

明代与宋代在与边疆少数民族发生冲突的境遇上有些相似，即均处于胜少负多的军事劣势。所以在论述“大一统”含义时均刻意规避疆域一统的古义，而代之以“夷夏之辨”的二元对立论说框架。明代“大一统”观的言论中充斥着对异族的排拒，如明人方孝孺眼里的“大一统”是“华夷之分不可废乎！”并由此论述作为王者“大一统”的正统来源之所在。即使在土地不断丧失，皇帝为夷狄所擒的惨恶情况下，也应恪守君臣夷夏的大义。“然汉自建安而分为三，晋自惠帝以后，夷狄横炽，而中原陷没，宋自高宗播迁江表。是三代者，或与簒贼势同地丑，或为夷狄所虏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华夷之分之不可废，犹周也。”这类言论显然是借宋喻明，因为明代曾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的遭遇几乎是宋代徽钦二宗命运的重演，所以对异族的评价必然着重于是否认同儒家文明。对何谓“中国”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上是奉行以下的标准：“夫中国之为贵者，以有君臣之等，礼义之教，异乎夷狄也。无君臣则入于夷狄，入夷狄，则与禽兽几矣。”方孝孺的观点仍继承了宋人夷夏之防的思路。类似的言论在明代可谓俯拾皆是，如说：“蛮夷之人益知中国之尊”，“九夷八蛮归附争先”。一篇叫《平胡赋》的文章中有“可谓大一统而无外”，“统华夏为一家，用夷狄为四守”的说法。其实，明代对“大一统”的表述并没有超过宋代夷夏之别的框架，其标准的说法仍是：“《春秋》大一统，莅中国以御四夷，叛则讨之，服则舍之。王者仁义之师也”，“以谨夷夏之防”。

诗词里的“大一统”意象也大多来自宋朝，突出的是儒教文明中心与蛮夷的差异。如以下几句：“君不见，宋家南渡临安都，秋风桂子飘西湖，美人能歌士能赋，车船终夜倾欢娱。一朝吴山立胡马，向日繁华扫地徂。我朝驱胡大一统，浙江分藩奉庙谟。”该作者又有诗说到“大一统”，讲的仍是与北方夷狄的关系：“我明大一统，蕞尔存梁邦。黔中被荼毒，窃命据要荒。狂胡有遗孽，连谋祸未殃。宸衷厌黩武，遣使议招降。”

“大一统”的士林表述，也大致以宋儒的论断为依归。如冯琦在赞同焚烧李贽之书时，就主张一切以宋儒之旨为准：“臣窃惟《春秋》大一统，统者，统于一也。统于圣真，则百家诸子无敢抗焉。统于王制，则卿大夫士庶无敢异焉。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性鉴正史而外，不列于学官，不用以课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盖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此所谓圣真，此所谓王制也。”连东林主将高攀龙都主张：“洙泗之学，洛闽得其宗，学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传之万世无敝也。……”把传承宋儒以来的“道统”当作思想“大一统”的基本条件，声称可以使“诸子百家无得而奸其间，即有邪说，士得执所守而拒之”。

如果按照宋朝的话语打造“大一统”，那等于承认即使处于偏安之境，也仍握有正统之匙，反而那些以蛮夷身份入主中原的元人，即使拥有广大疆域，也无法承继“道统”，成为宋以后的“大一统”语义的继承人。元代陶宗仪作《正统辨》，指出不宜“以南渡为南史也”，主张元统继承的是宋统而非辽金统系。这基本还是以宋儒“道统”为定论。这条“道统”的谱系一直牵系到元朝儒士许衡。陶宗仪举许衡当例子是想说明：“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

但是明人显然不承认元朝是继宋之统，因为辽金是夷狄，元人也是夷狄，其问题是“辽金以夷不得承统，则元独非夷乎？”元朝虽然有混一天下的壮举，却不具备承接宋朝道统的地位。特别是把入仕元朝的儒生许衡作为宋代道统传人尤为荒谬，因为“且以道统明正统，尤为附会。自尧、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后，千有余年，而有宋诸儒承之。自朱子之后，寥寥无闻。许文正轻身仕夷，欲以明道，不免枉寻直尺之讥，而可以接万世之道统乎？且自古人伦大纲，至元皆废乱无余，而谓道统在是，可乎，不可乎？”这个提问明显是站在宋儒的立场上发言。

从“大一统”历史观的角度观察，明代儒生也基本是从朱子《通鉴纲目》中获取灵感。黄佐就说过：“朱子《通鉴纲目》，大一统之义韪矣。推蜀继汉，取诸习凿齿，黜周存唐，取诸沈既济，皆温公所不及也。丘氏濬《世史正纲》，闰秦隋而狄忽必烈，黜魏丕宋，裕梁晃与新莽同，可谓卓识。”说的是丘濬写史仿照的是朱子推崇蜀汉的笔法，这完全是在呼应宋朝疆域狭小但拥有道统的观念。黄佐的看法在明代并不孤立，可以随意举出多个文本以资证明。如下面这段文字：“三国之事，大半在汉献时。称三国者，犹春秋战国之不称周也。其系帝仍存献焉。终之以蜀汉二主，所以大一统也。”自然也有人对明代没有实现真正的疆域一统而感到遗憾。如有议论说：“我皇上继统以来，楚蜀滇黔，远奉正朔。而两粤近在辇毂，一切刑赏之大政，独多壅阻不行。如官人统于吏部，今或州县印官，且待外咨坐补矣。又其甚者，区区两粤，竟分畛域。东人自东，西官自西，一王之土，判若两家，铨臣注选，彼此瞻顾，究同画诺而已。”

除了依托宋代的儒家言说，明代当然也发展出自身的一套语义，比如把“大一统”视为儒家“心性”的统摄表现，儒家内心的道德修炼成放之四海统驭夷狄的武器，所谓心性的培养有别于常见的功利词章之学。如下面一段议论：“吾儒亦有大一统者，大以心性，统以心性，所云放之四海，行乎蛮貊者也。可遂谓此蛮貊之学乎？所怪俗儒溺于功利词章之习。于功利词章，则尸祝之，社禝之。于心性则弁髦之，且非议之。此圣人之门所以毕世不可入，而圣人之宫徒以为观美之具，而千百年来未有登其堂跻其室者也。悲夫！”这段议论很像阳明学吾即宇宙的“致良知”学问，力求与俗学中的功名课问区别开来。其中强调心性可以行于蛮貊之地，起着教化作用，又可看作董仲舒“大一统”原义中“政教关系”要素的一个新发展。

帝王的道德修养也在“大一统”心法的规范之内，“尧舜言道而不及治，汤武言治而不及道。治即道也，抑性反之殊，时势之别欤？末节约略言之，见帝王之承天子民者，总不外此，其本则在兢业之心”。让君王保有兢业之心，基本上也没有跳出宋儒的说法，宋代以道德要求帝王的言论有一个表述叫“格君心”，说的是首先帝王要修炼成道德楷模，然后推而广之。这套“道德论”完全是宋儒的说法，在汉唐则不明显。

（二）清朝帝王与士林对“大一统”观的重述

清朝帝王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在如何确立正统性方面面临宋明以来的儒家教义的巨大挑战。作为异族，满人既要克服宋明士人建立起的夷夏互斥的历史观，又不能完全违背儒学传统经义对正统的规定，只能另辟蹊径，寻求新的解释。在“大一统”观的选择与改造上同样也是如此。

在清朝皇帝看来，夷夏之间形同鸿沟、不可往来的思想虽貌似“大一统”之原义，却被宋明儒者过度夸张地加以使用，遂使不同民族无法聚合融汇，这种历史观必须加以修正。清初皇帝首先发现，清朝确立起超越前代的疆域统治，正是原始“大一统”观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因为清以前的历代王朝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故无法以此作为建立自身正统性的依据。特别是宋明两朝一直受到北方异族的袭扰，更是在疆域叙说上毫无底气。所以，清朝“大一统”观恰恰应该理直气壮地在混一天下的方面大做文章。故清朝帝王往往强调疆域占有在“大一统”观里的核心地位，并作为跨越前代功绩的表现加以申说。如雍正就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对“一统”的理解就是要不分畛域，祛除种族分离的偏见。“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雍正特别比较了清朝帝王眼中的“大一统”与以往建立在夷夏观念基础上的一统观之间的区别。他说：“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如果从“朝代间比赛”的角度看，清代帝王的这套“大一统”说辞相当具有说服力，以至于对士林阶层的论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如张廷玉在《大清一统志序》里就呼应雍正的说法：“禹迹所奄，蕃息殷阜，瀛堧炎岛，大漠蛮陬，咸隶版图。置郡筑邑，声教风驰，藩服星拱，禀朔内附。六合一家，远至开辟之所未宾。梯航重译、历岁而始达者，慕义献琛，图于王会。幅员袤广，古未有过焉。圣祖仁皇帝特命纂辑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初，重加编纂。阅今十有余载，次第告竣。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奇，外藩属国五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舆所载，方策所纪，宪古证今，眉列掌示，图以胪之，表以识之。”

毛奇龄更是把“君国大小”看作衡量“大一统”实现幅度的重要标尺，并把清朝拥有最广阔的土地作为其远迈汉、唐、元、明功绩的理由。如下所述：“臣伏思太舆诞大，广运靡极。三古至今，亦惟视君国大小，以为修狭。是故功德大者地亦大，功德小则地亦小。乃自五帝三王以后，汉魏迄今，其历国已一十七姓。而大一统者，亦复有几？即汉、唐、元、明四代，嵬然式廓，而唐以藩服僭处，中致歉损，曾未有德高日域，功盖月如本朝者。既已提封万国，奄有八极，而皇上复恢扩而张大之。”这就完全突破了地小德大的夷夏之辨思维。

还有用诗词表达疆域占有优先的“大一统”理念的，如有以下诗句：“我朝大一统，封域极广轮。既克噶尔丹，已灭河硕屯。蒙鄂两蕃部，内属为世臣。迄今百余载，膜拜奉一尊。平灵数口道，明制表□门。诏许通互市，弛禁薄其缗。橐驼马牛羊，弥山塞郊原。王公大贝勒，封爵被国恩。主之藩部郎，玉节乘□轩。赏功驭有罪，动息必上闻。治以中国法，人以中国人。小臣备职守，目睹想所因。自古圣人世，分土无分民。有如驭□马，衔册令其驯。又如哺雏□，七子养则均。驯由天子义，均由天子仁。美哉此道行，万古无边尘。”

清代学人大多强调版图一统的重要性，如说：“况我朝统一华夏，版图益前代。”袁枚也曾说过：“然神禹导河，不过积石；秦皇立界，止于临洮。轩辕辔野之师，高辛触山之务，成汤三朡之伐，周王鲔水之誓，虽智竭囊底，而功止寰中。未有我武惟扬，穷天之界如今日者。……”辞虽近阿谀，但也接近历史事实。鄂尔泰则认为清朝革除了唐代的藩镇积弊，才最终达致一统的境地：“我国家声教遐敷，滇南万里，如在几席。革藩镇之制，大一统之模旷古独隆焉。”

以下文字则极力称颂清朝开疆拓土前无古人：“盖大一统之业，自开辟以至今日，而始能兼容并包，博施广济，浩浩乎靡垠，恢恢乎无外也。”清朝以前的数千年，“唐、虞、夏、商、周幅员未广，江淮以南尚弃不有，而北寇□狁至整居焦获。古圣人限于时势，负疚于天者良多”。即使三代以后，达到“混一区宇”的局面，实际上还是处于分裂的状态：“然汉则匈奴数入定襄，唐则吐蕃窃据陇右，宋失西夏，明亡河套，时无圣人，功德未洽也。夫天地所覆载，天未有不照临膏露之者，而垂千万年，或限于時势，或歉于功德，天之大自如，为帝王者坐让不及。”只有到了清朝，“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于兹二百年。惟我列祖列宗，威惠滂流，声名懿铄，幅员之广，政教之隆，地利物华之盛，官方民事之详且备，为羲绳轩驾以来所未有也。”

正因为清朝“大一统”话语突出疆域拓展远及四方的特点，所以比往朝更重视各类志书的写作和编纂，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黄彭年对此有个解读说：“《春秋》，一国之史也，而大一统之规模于是乎具。志乘之作，纪一方之事，而国家之大经大法，庶政之隆替兴革于是乎观。志者，政书也。”志书写作被作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的一种策略加以实施。名臣李绂也说：“地必有志，所以大一统，征文献，备王会之盛而尊朝廷也。”

虽然在阐释“大一统”内涵时，清人总是首要突出其扩展疆域远超前代的一面，但他们读经释“大一统”之义也仍坚守其德性孕育推广之一面，如说：“圣王之一天下，只以德耳。人君有不嗜杀人之心，行不嗜杀人之政，则四海咸归，九州胥附，人心一也。风流令行，自近及远，政教一也。小怀大畏，悉主悉臣，权势一也。四国环卫夫神京，一人君临乎天下，而大一统之模成焉。”又说：“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万里，则真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矣。尧、舜、孔、孟之教，盖渐推渐远，初无一息之停也。”说明“大一统”并非单纯的武力征伐，而是伴随着文教远播的进程。

（三）“大一统”与历史书写的修正

乾隆时期是清朝从“辨夷夏”转为“立正统”的关键时期，其中从历史书写的角度重新厘定“大一统”的内涵乃是其最为重要的步骤。乾隆帝认为，一些在汉人经典中属于夷狄的族群如汉代匈奴、唐代颉利都不应列入正统。地处偏安的汉人政权没有能力占有广大疆域，即使承接正统，也难以保存，恰恰是灭亡的开始，在历史书写过程中也应加以拒斥。由此订立出一些细致的历史书写规则，比如夷狄与中央政权交兵“自宜书寇”，应该把自己摆在非正统的位置。在书写南宋北宋历史时也应该区别对待，北宋徽钦之前“共主位号犹存”，应属“正统”，南宋以后就不得与汉、唐、北宋并论。他说：“盖历代相承，重在正统。如匈奴在汉，颉利在唐，凡与中国交兵，自宜书寇，以正大一统之义。即宋室运际凌夷，然自徽钦以上，共主位号犹存，书法尚宜从旧。若五季时，中国已瓜分瓦解，不独石晋为辽所立，即梁、唐诸代，亦难与正统相衡。犹之南宋以后，不得与汉、唐、北宋并论也。且朕意在于维持正统，非第于历代书法为然。”

在纂修《明史》时，乾隆要求史馆刻意保留了南明福王的年号与顺治年号并列，其实是把福王当作偏安的标本以昭示清朝位列正统乃是合情合理。乾隆的理由是：“至本朝顺治元年，定鼎京师，一统之规模已定。然明福王犹于江南仅延一线。故《纲目》之编，及《通鉴辑览》所载，凡我朝与明交兵事迹，不令概从贬斥。”乾隆又说出只述及福王而不书鲁王、桂王的理由：“而于甲申三月，尚不遽书明亡。惟是天心既已厌明，福王又不克自振，统系遂绝。若唐、桂二王之窜徙无常，亦如宋末昺、昰之流离瘴海，并不得比于高宗南渡之偏安。盖能守其统，则人共尊王；失其统，则自取轻辱。实古今不易之通义也。”这与夸赞杨维桢视元朝为承接宋统的用意相通，因为杨维桢“其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其论颇正，不得谓之纰缪”。

在乾隆看来，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清朝应该接续元朝正统，这样也可和宋朝的正统谱系连接起来。南明本来也有接续宋朝正统的机会，可惜他们自己不会利用，只好由满人来完成。“盖《春秋》大义，纲目大法，实万世不易之准。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犹于《通鉴辑览》内，存福王建国之号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尝不可如南宋之承统，绵延不绝。而奈其当阳九之运，天弗与，人弗归，自覆其宗社也。”这与民间私史撰写者的观点完全不同，如戴名世就明确说：“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撰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明显还是南北朝对峙的正统构思。可见，帝王正统书写与明末遗民的想法已不可协调。

在命馆臣重订《契丹国志》时，乾隆特地谕示，不可将宋朝年号分注于辽帝纪元之下，他斥“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缪。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理由仍然是：“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

把“偏安”视为非正统，把疆域的充分占有作为“大一统”的基本条件已经成为乾隆建立自身独特之正统观的前提。有帝王的舆论引导，清朝士林中持偏安即失统之观点的士人不在少数，如方濬颐就说：“王者大一统，反是则为偏安，为僭窃。偏者，不足以云统也。窃者，不足以云统也。”明确把南宋排斥在了“大一统”的谱系之外。

在历史书写方面，方濬颐认为朱熹生于南宋，高宗南渡中兴，有点像当年三国之蜀国，所以尊蜀为正统。“平心论之，似均未协于史法也。夫必合万国而君之，乃得谓之王。王者，大一统，反是则皆为割据，皆为偏安也。”强调的还是疆域一统与偏安一隅的差别。晚清的龚自珍也批评宋人、明人不懂《春秋》之义，说：“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

清朝皇帝特别警觉从汉人中心的角度书写历史，下面这条史料很有意思：乾隆时永昌府向缅甸发布的文檄中，有“应归汉”这样的提法，让乾隆感到震惊。他说“缅匪”侵扰边界，自应兴问罪之师，但责以大义的措辞应当请旨定夺。因“传谕中外，立言亦自有体”。这个“体”就是：“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

乾隆提出了“我国家当一统同文之盛”的目标，但他所理解的“大一统”中的“书同文”含义显然不是以汉语一家独尊为限，而是要以多族群语言和制度相互融合共存的视角来加以理解。他曾亲自巡访底层民众，考订辽、金、元言语音声，以便在历史书写中可以准确地描述其职官、氏族之源流沿革。他自称：“凡索伦蒙古之隶臣仆供宿卫者，朕皆得亲为咨访。于其言语音声，俱能一一稽考，无纤微之误。是以每因摛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期于折衷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