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巨额亏空案中的督抚侵欺

山东是亏空的重灾省，也是最先揭开亏空内幕的省份，而巡抚黄炳是推进山东清理钱粮亏空的有力人物。有关山东钱粮亏空的问题，雍正帝在登基之前就有耳闻，他在即位后立即将以干练著称的黄炳由按察使超擢为巡抚，就是希望他能严查此事。黄炳也未负雍正帝所望，于雍正元年正月便向皇帝报告了调查山东仓谷案的情况。他说：山东从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五十三年八年间，以存贮粮食为名捐纳，累计收银311万余两。本来这些银两应该用来购买谷物存放，但只有93万余两被用来买谷，剩下的217万余两被当时各级官员按股私分，其中尤以巡抚蒋陈锡和登州知府李元龙分得最多。此案涉及康熙帝晚年提到的另一个“好官”蒋陈锡，但此时蒋陈锡已故，查处的重点落到知府李元龙的身上，且李元龙与蒋陈锡的后任李树德又有戚属关系。只是调查进展缓慢。六月，户部郎中博尔多奉旨到山东传达上谕，以李元龙交到该抚黄炳查办日久，并未奏闻，责令黄炳“即行提质”，将李元龙名下赃私，“除完伊任内亏空以及补还赈济银两外，其余赃私尔回京时带来”。于是，黄炳遵旨将“李元龙产业等项造册封固”，并将其管事家人王二押解至山东。

可见，在这起亏空案中，雍正帝关注的重点目标是登州知府李元龙，而已故巡抚蒋陈锡却是个被“忽略”的人物。

蒋陈锡，江南常熟人，字雨亭，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由河南按察使升任山东布政使，十二月，擢升巡抚，至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再升云贵总督。蒋陈锡在山东巡抚任上长达九年，为久任之山东大员。而山东由捐谷发生的亏空巨案，就在他的任职期间。且对于蒋陈锡的指控，除了巡抚黄炳的弹劾外，怡亲王允祥在雍正元年九月也有参奏，疏曰：他在会同河道总督齐苏勒查审山东省监谷收捐之时，发现蒋陈锡侵蚀监谷价银，“每谷一石收银一两，共谷三百一十一万一百六十石，该折银三百一十一万一百六十两。及分贮之时，每谷一石折银三钱，共止分贮银九十三万三千四十八两。该余银二百一十七万一百一十二两，蒋陈锡尽归己有。臣前请追银百余万，因蒋陈锡病故军前，量追还项”。

从巡抚黄炳，到河道总督齐苏勒与怡亲王允祥，他们对蒋陈锡侵盗钱粮的指控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在康熙帝的眼里，蒋陈锡操守并无问题，“任山东巡抚时，钱粮亦清楚”。而雍正帝又以其弟蒋廷锡为股肱，信从“廷锡入陈（亏空）始末，诏减偿其半”。于是，对蒋陈锡的处置仅限于减半追赔。由于资料的缺乏，蒋廷锡对其兄亏空原因的辩解便无从得知，但其侵欺入己的行为无疑是否认不了的实情。也就是说，蒋陈锡实属婪赃，且数额巨大，但却得到了权力的庇护。

接替蒋陈锡的李树德同样是个贪官。李树德以山东登州总兵官用为山东巡抚在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调任复州将军。然未及行，康熙帝崩。雍正帝以“今东省钱粮，急宜清查”为由，令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宜兆熊前赴福州署理将军事务，李树德代宜兆熊署理都统事务，“清查伊任内钱粮”，明确表达了对李树德的不信任。半年后，即雍正元年五月，黄炳上陈清查库项折，查核山东各州县钱粮。他说：“约略统计，自康熙四十八年起至六十一年止，各州县地丁亏空六十余万两，府、州、县仓谷共亏空九十余万石。”六月，黄炳又奏：“李树德任内亏空藩库银两经臣去岁奏明，已奏出未完银二十六万两零，未奏银十三万两零，查核尾数，共亏空银四十万零五百六十九两。”“李树德已完银二十六万七千三百九十五两，尚少银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两，与李树德折内银数不符。”

随着清查的深入，雍正元年十二月，黄炳检阅旧案又查出，“李树德所题无着银谷俱系约略模拟，并非确实核算”，“允其详请陆续捐俸补还之项，名则俸工捐补，实则虚悬无着，况俸工已奉停止，无项可捐，实难遵照部行依限赔补”。所以，他请旨将山东的“无着银三十万余两，无着谷十二万五千余石，皆系前任抚臣李树德任内未清之项”，“委难捐补，应请仍着落李树德补还，以清积案”。

但最具讽刺性的是，黄炳成为山东第三个被揭出的侵贪大员。黄炳在查处他人时确实不遗余力，不负雍正帝所托，但他同样是个贪婪之人。雍正二年闰四月，都察院巡盐御史莽鹄立将山东贪腐查参的目标指向了黄炳。他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表示了对黄炳的怀疑：莽鹄立原久在京城院署行走，而不甚晓省民之事，此次前往山东省办理盐务，住了二月，“闻得，前巡抚李树德甚毁山东省。黄炳人稍聪睿，微有才干，且性燥轻浮无定，非能教养全省百姓之器，今为巡抚以来，虽稍改品性，但先任按察使时，因有贪项，多有怵于下官，总是遮掩。倘将伊现调往他处，山东省众官仓库之亏空，伊本身所欠之项，即致暴露”。但是对于莽鹄立所奏，雍正帝并未轻易取信。他顾虑有人诬陷，故在朱批中回复：“黄炳有才干，与伊不睦之人多，倘并无贪赃枉法之处，不可闻省大臣等滥言轻易办理，诚获证据再奏闻。朕同尔等一样有闻，不可将所闻竟糊涂相信。”但雍正帝还是很快将黄炳调离了山东。

果如莽鹄立所言，事隔不到半年，有关黄炳侵蚀公项的秽行就被新任巡抚陈世倌查明。雍正二年，陈世倌奉旨查审李树德借赈冒销及流抵银谷一案时获悉，黄炳在山东按察使任上，以弥补亏空为名，婪得12.3万余两银。陈世倌奏称：据各州县佥供，“康熙六十年奉文散赈，康熙六十一年升院黄炳署布政司事于二月内行令各州县备空印册二十本，每本百页送司攒造赈册报部。于各属实赈外加开谷三四千及八九千石不等，每石折价银三钱，着令解司，共计加谷四十一万有零，折价银一十二万三千余两，俱各解讫。是州县已经解银交司，今又责其分赔”。“随传李树德面质，据称当时因有一十三万亏空，未经题明。署藩司黄炳回我，趁此番赈济令各州县多开谷四十万石，折银解司便可完项。我一时昏昧允了。后来此十二多万银子是黄署藩收的，其实各州县原无应赔等语。”

是案揭出之后，黄炳当即表示“情愿将此谷价银十二万三千两独认赔补”，并请给予两年期限。但直到雍正五年正月，已升任刑部侍郎的黄炳仅仅“差家人解银三万两到东（省）补还司库”，“尚有未完银九万三千两”。但这还不是黄炳婪赃的全部。

雍正六年，负责稽查江南钱粮的监察御史伊拉齐、浙江总督李卫，以及杭州将军鄂弥达分别接到雍正帝的谕旨，令查黄炳于盐驿道员任内有无贪劣之事。接到谕旨后，鄂弥达与总督李卫、御史伊拉齐前往福建提人。九月至十一月，经过三个月查审后，鄂弥达等会疏具题，奏称：“臣初查大概，黄炳任盐驿道三年有余，其于盐驿道内克扣之粮共近二十八万，与盐驿道内克扣之银近二万两。雍正四年其差家人二名向盐商索银一千六百两。共伊克扣勒索之银共近三十万两。由此看来，恐怕还有别项赃银。”雍正帝批复其“秉公办理”。可见，黄炳婪赃并非一日，且在雍正帝严打期间还有勒索行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康熙末年以来官员在缺乏管控机制下所释放出的贪婪惯性。

山东而外，两江三省（江苏、江西、安徽）也无不属于亏空大省，雍正六年末，御史伊拉齐到达江南进行查审，随后与总督范时绎、巡抚魏廷珍、戴青保共同会议具题，曰：“查得上下两江亏空之数虽多寡不一，而亏空之弊大概相同。”其中，“安徽各属亏空案内除无着之劳心吾等，各案经抚臣魏廷珍题明，在于历任承追督催徇隐失察各官名下追赔外，其余各案共二十余万两，米谷等项七万余石，又赃罚银共二万六千余两，并外省咨追等项共四十余案”。

比之安徽，江苏的情况在两江中最为复杂，且亏空数额巨大。雍正帝在即位之前就有耳闻，“据言江苏库银多为不清”，所以时任巡抚的吴存礼自然成为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吴存礼于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由云南巡抚调任江苏，在苏州巡抚任上七年有余。雍正帝下令各省开展清理钱粮亏空后，吴存礼于雍正元年三月将署理上海县同知郑山以亏空钱粮题请革职留任。但郑山系以贤能遴选署印之员，对于郑山亏空钱粮之说，雍正帝甚是不信，他质问说：郑山“何至亏空钱粮？此项亏空应将遴委郑山署理之上司查明，令其分赔”。此事无疑加深了雍正帝对吴存礼的怀疑。适逢此时，两江总督查弼纳在回奏雍正帝对江南的询问时也提到：“吴存礼本年六十三岁，身体尚不衰弱，在此任职多年，熟谙地方之情，惟为求得好名声，对属下劣员管饬不严，对刁恶生员人等亦不惩治，以致地方之人皆言，巡抚不管事、不办事。”“吴存礼居官虽无苛暴勒索之处，但官属行贺一应礼物亦俱收受。适才伊已张出告示，不受官员礼物，禁止馈送行贺。”于是，就在当月，雍正帝在朱批中称，将吴存礼调走，《清世宗实录》记载为“缘事革职”。顶替吴存礼的是江南京口将军何天培，命署理江苏巡抚，雍正帝对两江总督查弼纳称，“赏给你一个好帮手”。

但与其他直省相比，江南清查亏空的推进并不顺畅。雍正三年三月，何天培从署理苏州巡抚任上回任江南京口将军，可见其在行政方面并没有得到雍正帝的肯定，江西布政使张楷接任了江苏巡抚。然张楷虽有廉声，却谨守有余。雍正元年八月，张楷奏称，查得苏松积欠690余万两银，奏准分年代征。又奏，江南簿册不清，印官事务纷繁，即欲彻底清查而力有不逮。这时雍正帝的注意力主要不在民欠，而在清查官侵，张楷所奏并未引起雍正帝的重视。九月，总督查弼纳亦奏：“两江亏空钱粮三百二十余万，其年已久，催征徒有其名，实际完纳甚少。国帑空虚，官民遭殃，臣忧心切切，会同三巡抚缮折条陈，因见识浅陋，未得弥补亏空之良方。”查弼纳虽然奏称江南有320余万的亏空，却并没有查清亏空的具体情况，即何人何时亏空，故查弼纳只能将之归为无着亏空。为此，查弼纳提出“由前任督抚子弟赔补”的意见，理由是前任总督长鼐、赫寿系大贪。他说：“臣闻两江之贪官无过于前任总督长鼐者，其贪婪异常，残暴至极，家业殷富，天下无人不知。其继任总督赫寿虽无恶名，却图钱财，家业亦为丰厚。……兹两江亏空钱粮，不可不分别由其子辈完偿。”雍正帝虽认同查弼纳的说法，但因尚无证据，遂指示查弼纳可先从长鼐、赫寿的“下属书办予以查问，岂有不得之理！”并责令将藩臬道台一并列入清查范围。遵照雍正帝的指令，自雍正二年二月，查弼纳根据原布政使李世仁的检举，以原总督长鼐、赫寿等勒索银两立案。随后，刑部将长鼐长子、赫寿及与本案有关家人俱押送江南。查弼纳即咨令布政使鄂尔泰、按察使葛继孔严审催征。但是审理并不顺利，“其子成善（次子，捐纳监生）、灵德（三子，捐纳主事）又恃官职，巧饰隐瞒，绝不供出财物家产之实数”。雍正帝只好将成善、灵德革职，令该总督严审，命将萧大（家人）、屈四（管家）亦送江南再审。

事后，时任苏州布政使的鄂尔泰对此案的办理作过这样的议论，他说：“江苏州县亏空案内，曾为赫寿、长鼐属员者五十余员，计算亏空银米不下百余万，承追州县虽有限年处分，究不能按欠清完，若不着落赔补，终于国帑无补，但遽将前项银两查找均摊赔项，又恐有力之员得以漏网。”可见，由查弼纳主持的江南清查，将主要对象集中到往届的总督上，特别是长鼐已经亡故，显然主打目标并不对头。所以，这一时期江苏省的清查及追赔没有收到成效。对此，雍正帝十分气恼，并将责任都推到了巡抚张楷身上，申斥张楷曰：“惟务沽取虚名，于地方事务全不经心料理。”“朕访知贪劣不及官员，指名令其参奏，却称自己爱民洁己，以为息事宁人之本。”“以朕绥靖地方之心，而张楷视为烦扰地方之事，其意不过欲姑息优容。”命将张楷革职锁拿。而后，陈时夏、张坦麟相继出任江苏巡抚或署理巡抚印务，但江苏的钱粮亏空案依然没有揭开。直到尹继善出抚江南，情况才有了转机。

雍正六年八月，尹继善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九月，尹继善奏称：“臣到任后即稽查历年各案亏空赃罚银至二百五十余万两，粮至数十万石。”十一月，尹继善根据“布政司赵向奎具详”，查明前任巡抚吴存礼有贪污隐情，“前抚臣吴存礼各案亏空共银四十余万两，从前承督各官徇情宽纵，积久未完。嗣吴存礼已故”，因江南并无吴存礼家属，题请归旗完补亏空。又获悉“伊（吴存礼）历任外官贪墨素著，又亏空钱粮”。十二月，尹继善奏：“江苏亏空累累，积案未清。”抵任三个月以来，其中一切弊窦渐次败露。“今奉旨会同清查之监察御史伊拉齐已经到苏，臣即知会署督臣范时绎并巡按御史戴青保、前抚臣陈时夏公同会议。查得江苏本省亏空二百六十余万，赃罚等银共二十余万两，米谷等项共五十余万石，外省咨追银共一百七十余万两。”与此同时，御史伊拉齐也有相同的奏折，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奉命抵江南苏州府，公同会议，“查得江苏本省亏空二百六十余万，赃罚等银共二十五余万两，米谷等项共三十余万石，外省咨追二百余案”。至此（雍正六年末），江苏钱粮亏空案终于有了初步的清查结果。

从山西、山东再到江苏，其钱粮亏空都有数百万之多，是亏空的重灾省，而每一项亏空都与地方大员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掌握着地方财政的命脉，所以他们的操守直接关系到地方钱粮存贮的多少甚或有无。早在雍正元年四月，吏科给事中崔致远就有议论曰：“存贮数万者即亏空数万，存贮数十万者即亏空数十万。今新放之官认真盘查，水落石出，始知亏空如许之多。查向年刑户吏议定新例之时，查出各省亏空赃罚八百万，今约略加倍计之，当在千万两之外矣。”然而崔致远这个估计实在过于保守，仅上面三省的亏空就已经超过千万两了。而在对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不难发现，官员的级别与贪赃的数量是成正比的，也就是官越大，亏空的数额越多，督抚大都在数十万至上百万，知府一级中也有数十万的亏空大户，而州县官则在数千至数万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