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交往

为考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一个民族内部的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三个相互制约的决定性因素，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分工状况和内部的交往发展程度。他们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卷24页）在这里，生产力的水平由分工的状况来表现。首先是两性间的分工，接着是工商业与农业的分工、城市与乡村的分工、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最后是每一个生产部门内部的分工等等。分工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更广泛的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社会的信息需要量逐步增大，同时，交往的发展水平也制约和推动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早期分工与交往的关系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写道：“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3卷25页）

尽管人们对战争向来没有好印象，但由于文明水平的制约，早期民族之间最频繁的物质与精神交往却是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此写道：“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46卷上册47页）。“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3卷26页）。因而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通过战争的交往而实现的民族融合过程。根据民族交往的三因素原理，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民族一般会融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不论战争中谁取胜，结果都是一样。马克思认为，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他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9卷247页）

交往是民族融合的黏合剂。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民族大迁移、十字军东征等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们打破了狭隘的交往关系，客观上实现了人类更大范围的交往和融合。他们写道：“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3卷83页）欧洲中世纪的法兰克王朝，是由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撒利法兰克人在古罗马的领地上建立的，他们不得不接受罗马遗留的文化，就此恩格斯写道：“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而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了的人”（21卷173页）。中国的北魏、元、清等朝代的民族融合，也属于这种情况。甚至在人种的发展上，新的民族交往也带来了人本身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了德、美、法、英等四个民族，肯定了法、美、英三个民族，而批评了德意志民族。他们写道：“个别国家的个人的精力，——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通过种族杂交而产生的精力，——因此德国人是白痴式的；在法、英等国是异族人民移居在已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民移居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著居民从来没有移动过。”（3卷82页）

一个民族内部交往的进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同外部的交往，还取决于该民族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交往水平。一般地说，历史上的交往水平对新的交往方式的发展是一种制约因素，原因就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22卷360页）。而在几乎没有历史传统的地方，外来的移民最容易迅速融合为新的民族，建立起交往水平较高的社会，例如北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3卷82页）由于这种原因形成的民族国家，他们举出了公元前9世纪由腓尼基的移民在北非建立的迦太基国、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黑海沿岸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前11世纪—前12世纪由爱尔兰和挪威移民建立的挪威属地冰岛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水平，比同时代其他地区都高得多。

既然交往水平的提高与否与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即使一个民族受到传统因素的制约，只要它有意识地克服这种阻力，注意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开放门户，吸取精华，同样可以使民族的内外交往水平得到长足的进步。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了法国人、北美人和英国人。他们说：“法国人、北美洲人、英国人这些大民族无论在实践中或理论中，竞争中或科学中经常彼此进行比较。而害怕比较和竞争的德国人，都是些小店主和小市民，他们躲到哲学标签的制造商为他们准备好的无比性这个挡箭牌后面去。”（3卷518页）这里批评了相反做法的德国人，在另外的地方，马克思还批评了19世纪的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因而马克思称它是“陈腐的世界”。他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12卷587页）。显然，即使从一个民族的生存角度看，中国也必须对外开放，将自己纳入世界交往体系之中。

事实上，一个民族交往水平的进步，是民族内部矛盾的发展和外部交往水平较高的民族对它的影响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1888年，恩格斯去北美旅行，分析了加拿大交往水平的发展，很实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写道：“这个沉睡的加拿大被兼并的条件将会成熟，那时曼尼托巴等地的农场主自己就会要求这样做。这个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本来就已经被兼并了一半：旅馆、报纸、广告等等全是美国式的。尽管会有抵抗，会有阻挡，但是灌注美国佬精神的经济必要性将会表现出来，并将消除这条可笑的边界线”（37卷87页）。这里他对加拿大被美国兼并的预见不够准确，但在加拿大的内部矛盾、美国物质和精神对其影响决定加拿大自身交往水平这一点上，恩格斯的分析直到今天仍被证明是准确的。在现代民族交往中，交往的主导方面不同于古代，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向不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输送产品和传播文化，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外部意识影响一个民族内部交往关系的问题予以重视。他们认为，由于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影响，较为落后的民族内部矛盾的发展，可以不必经历自然发展那样漫长的时间，而较快地融入世界交往的体系之中。他们写道：“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3卷83页）而进入现代社会。

如何看待现代比较发达的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包括战争），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由于不尽如人意而被有意回避，甚至遭到批评。例如苏联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第6卷的说明里，就认为恩格斯有关的论述是错误的，并且与他同时期的其他论述矛盾，等等。我国的研究者也许是怕“殖民主义”这个大帽子吧，几乎从未有人谈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方面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代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征服，从世界交往进程的发展角度看，客观上是一种付出很大痛苦代价的历史进步。所以他们一方面对征服者的残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评，同时又肯定了征服中文化和文明传播的历史作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时他们也有许多肯定生产力水平高的征服者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二者并不矛盾，思路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必须具有独立所必需的历史环境、政治与工业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民族交往中消失掉不足惜。

这方面受到批评最多的是恩格斯的一些论述。他认为，应当肯定18—19世纪工业发达国家征服世界时客观上起到的传播文明的作用，特别是英国。他写道：“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英国，又是谁呢？”（4卷424页或42卷393页）谈到英国入侵印度，他认为：“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孙子也就怎样做；……当英国人到那里去并开始推销自己的工业品时，印度人失去了谋生之计，这才开始摆脱自己的一成不变的状况。工人们已经离开故乡，并和其他民族混杂在一起，第一次接受文明的薰陶。”（42卷472页）对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的作用，恩格斯说：“在中国这个1000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42卷472页）

对于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恩格斯写道：“虽然像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而征服阿尔及利亚就已经迫使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两个海湾，甚至迫使摩洛哥的国王踏上了文明的道路。”（42卷403～404页）对于德国历史上向北方斯拉夫人部族的扩张，恩格斯认为“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6卷331页），这个过程“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6卷332页）。对于美国吞并墨西哥的大片领地，恩格斯持支持观点，他写道：“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属国，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发展利益的。”（4卷513页）他反问道：“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6卷326页）恩格斯晚年，发生了英国入侵埃及的事件。当时法国工人党集会向抵抗入侵的祖国党表示致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恩格斯则认为，不应当“袒护那个所谓的祖国党”（35卷344页），“我们可以反对英国人的暴行，但绝对不必因此而支持他们现在的军事对手。”（35卷345页）原因在于祖国党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

在这种民族交往中，被征服的民族或被同化，或经过文明的熏陶而获得独立，但无论是怎样的结果，都要遭受极大的痛苦。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他们看问题是从世界体系的进步与发展考虑的，从而将民族征服中的“恶”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承认“恶”推动历史前进的价值。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初法国入侵德国时就讲道：“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22卷31页）在谈到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时，他说：“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42卷404页）马克思谈到英国对印度的入侵时，相当完整地表达了他和恩格斯的看法。他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9卷148页）“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9卷14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嘲笑了那些民族交往的泛道德论者。谈到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时，马克思在两相对比中实际上站在“恶”一边，他写道：“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2卷587页）当巴枯宁以泛道德论斥责当年德国对斯拉夫部族的扩张时，恩格斯轻蔑地说：“‘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6卷326页）

马克思晚年曾引证一位德国报纸编辑的话，说明自己看问题的出发点，即“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历史观点上”（35卷303页）。他和恩格斯从这个高度对现代民族交往的认识，也许对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民族来说是不好接受的。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可以看到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卑鄙利益造成的整个民族的劫难、历史文化遗产的毁灭，但从宏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出发，如果没有昔日的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美国向西部和南部的扩张，甚至包括西方大炮对旧中国的轰击，就不会有现代世界交往的新格局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以至有人可以把整个地球看作“世界村”。这股巨大的世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浪潮，在它处于端倪的时候，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抓住，并成为考察世界交往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