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章 “我们的交往！”

在英国伦敦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印刷所广场，19世纪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世的《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就设在这个地方。上溯3000年，古希腊的吟游盲诗人荷马，正在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吟唱着宙斯和他的诸神们。其中有一位传闻女神娥萨，她在特洛伊战争中，吹着号角，以飞快的速度为英雄阿珂琉斯传递消息。在古罗马神话中，娥萨被称为法玛（Fama），这个词至今在使用拉丁字的各种语言中，均是“传闻”的意思。《泰晤士报》与传闻女神，二者在时空上相距如此遥远，却被马克思将它们联结了起来。他反问道：“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46卷上册49页）马克思的发问，本意是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精神生产的巨大影响，但他把传闻女神与现代报纸、《荷马史诗》与现代印刷术相类比，又表达了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识：人类的精神交往手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现代信息交往是古代歌谣、传说、史诗等精神交往形态的发展。

那么，远古的精神交往是怎样从神秘状态走过来，它的发展动因何在？精神交往的各种形态怎样运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都予以了科学的论证。但是，这些论证分散在他们浩瀚的著作之中，从何着手来整理他们在这方面留下的思想遗产呢？我们不妨从他们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一下线索。

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著作、笔记、书信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含义很广的德文词“der Verkehr”（交往）。1846年，马克思在使用法文写信时，特别对这个词作了说明，写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27卷47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文著作中均使用intercourse一词作为Verkehr的对应词。例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所讲的“世界交往”（9卷252页）、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所讲的“和普通的工人交往”（2卷273页），所使用的“交往”一词，即是intercourse。德文、法文、英文中的三个词意思是一样的，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传通，还指男女间的性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这个概念论证的问题看，它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通。因而，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例如恩格斯晚年讲的这样一句话：“……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即依靠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其中“交往方法”（das Verkehrsmittel）这个带有“交往”词根的概念，就包含了后面讲的五项内容。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概念的情况后，可以发现，他们许多关于交往的论述，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在宏观上论证精神交往，以及这种交往与物质活动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被人们忽略了。例如他们谈到一些买卖语言时说：“commerce, Verkehr……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3卷255页）在这里，很难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完全分开，但却表明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用他们有关“交往”的论述来考察人类的各种精神交往现象，会处处感到他们思想的深邃，并且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

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家A．列昂节夫、A．安德烈耶娃等人，也注意到马克思使用的Verkehr这个概念，但却说马克思没有使用过communication（传播、传通）这个词。我国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中，也有把这种说法照搬过来的。安德烈耶娃写道：“马克思在描述交往现象时使用了德语术语Verkehr，而没有使用英语词communication，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想强调交往同人类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而Verkehr这个词比communication更能说明这一点。”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交往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但他们都同时大量使用了现代传播学的基本概念communication这个词（德文是die Kommunikation）。苏联的学者由于没有去查对原著文字而轻率地下了这个不正确的结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Kommunikation这个词的含义与Verkehr几乎等同，经常在一段话里交替使用，只是Kommunikation的使用，相比较而言，指具体的物质与精神交往多一些。例如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中的“交通”，即是Kommunikation。现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将许多带有Verkehr或Kommunikation词根的词，都译为“交通××”，而实际上这两个词都不是作狭义的“交通”解。如前面引证的恩格斯的话“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原中译文是“交通工具”，而这个词所包含的报刊、集会、大城市、电报等等，无论如何都不是狭义的“交通工具”。再如马克思的一段话：“交通工业（die Kommunikationsindustrie），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24卷65页）其中“交往工业”的中译文原为“交通工业”，这显然不能涵盖后面的全部内容。有时译文含糊，将Kommunikation的意思淹没了，如Trasport（运输）与Kommunikation连用时（Kommunikation-und Trasportmittele或Trasport-und Kommunikationsmittele），中译文一概译为“交通运输工具”（例如24卷277～279页），看不出是否使用了Kommunikation一词。其实这里的Kommunikation，主要指的是“通讯”，已经很接近现代传播学的含义。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现行中文版中的“传播”一词，原词却几乎都不是Kommunikation，而是多个不同的词，如ausbreiten（散布）、Ausdehung（扩散），或只是个介词zu（相当于英语to）。

做如此繁琐的考证是要说明，在现代传播学形成以前很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研究了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各种现象。特别是涉及精神交往（geistiger Verkehr，他们也多次单独使用过这个概念）的论述，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传播学的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他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谈到交往的社会作用：首先，交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本身是一个部落或民族独立存在的黏合剂。这种现象特别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更为明显。其次，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流，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平日孤立状态下需要几十、几百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由于交往打破了孤立状态而往往很快暴露出来，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改革的需要。最后，交往一旦展开，就会冲破阻力，最终发展为世界的普遍交往，使各个民族的交往日渐同步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概念，丰富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他们经常从这个较高的视角，考察各种人类的精神交往现象，特别是新闻传播现象。

然而，美国传播学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似乎完全不知道马克思论述过传播现象，他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倒是日本学者比较认真，在有的著作中专章介绍了马克思关于精神交往的论述，以及它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关系，例如秋元春朝1981年出版的《现代大众传播批判》。

马克思很重视从总体上对社会交往进行研究，他曾称赞法国人“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了现代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特别是“傅立叶对当前交往[Verkehr]的批判性论述”（42卷300页）。在许多具体的研究中，他都意识到交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1868年，他在考证两个德文词汇后，曾兴奋地对恩格斯说：“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32卷53页）

本书即从马克思所感慨的“我们的交往”角度，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地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的各方面论述，阐发他们关于各种精神交往形态（舆论、宗教、文艺、宣传、新闻等）和各种交往媒介（语言、文字、报刊等）的基本观点，以便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