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分析篇

西安市对外开放发展报告

尹晓娟 刘育红

摘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为身处内陆的西安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契机，也是西安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依托，分析近几年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之间的联动关系可以为进一步推动西安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奠定基础。本文对2005—2015年西安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定量检验了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三指标之间的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指出了西安对外开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对外开放度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格兰杰检验

一、西安市对外开放的发展现状

（一）总体情况概述

依托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西安国际港务区等支撑平台，西安已经逐步开启了“内陆港口时代”，目前已经进入了“海陆空”立体化开放大通道时代，跨境物流效率大大提高，跨境电商货运直飞航线成功开通，对外开放水平取得了质的飞跃。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城市，随着“长安号”“西安港”“口岸”“跨境电商”等相继出现，西安进出口贸易规模逐年递增。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国家跨境电商试点区，西安国际港务区以洋货码头、Ulife进口商品直营店为平台，聚集了一批涉及进口产品展示、交易、仓储、物流、金融、软件服务的现代企业，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交通物流大通道的不断完善，以及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加强了西安对外开放发展中人员与资金的国际交流。“十二五”期间全市累计吸收（批准）外资项目514项，合同利用外资118.12亿美元，是“十一五”时期的1.9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53.24亿美元，是“十一五”同期的2.6倍，年均增速20.7%，利用外资的跨越式发展对全市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经济外向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15年，西安已与150多个国家开展了贸易往来，全市进出口市场趋向多元化，已初步形成了以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为主体，拉美、东欧和独联体等新兴市场共同支撑，布局合理的多元化格局。同时2015年全年，全市实现外商直接投资额达40.08亿元，行业涉及电子、机械、医药、化工、通信、仪器仪表、家具制造等多个领域。下面的三小节将从进出口规模、资本的输入输出规模、人员的国际交流三个方面对2005—2015年西安对外开放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进出口贸易规模

在对外开放水平评价指标中，最直观、最基本的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开放程度的经常项目指标即进出口贸易规模，就是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之和，代表了一个国家（地区）在商品和劳务等方面进行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首先是商品的进出口。它是各国（地区）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的主要形式，反映了世界各国（地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进出口贸易规模一般用本国货币表示，也可用国际上习惯使用的货币表示。下文在分析时，所选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西安市统计年鉴》，单位为美元，根据当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将其换算成人民币。

首先，对西安市2005—2015年进出口贸易总体规模进行分析，具体的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看出11年来，西安市进出口总额呈现出绝对的上升趋势，且从2012年开始，趋势图变得十分陡峭，增长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行，使得西安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对外物联网逐渐形成，商品和劳务的对外交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2015年年增长率高达14.8%。

其次，我们还应该关注近2005—2015年西安市进出口贸易的结构的变化趋势，下面从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值的大小以及加工贸易和商品贸易的构成对其进行分析。图2直观地显示了2005—2015年西安市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构成，能够进一步反映出西安市的对外贸易总体上是贸易顺差还是贸易逆差，具体的变化趋势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口规模还是出口规模，除了少数年份有所回落之外，总体上都是不断增加的（2009年出口规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小，是由全球金融危机下各国的贸易保护造成的），在2009年之后进出口规模能够继续保持很好的发展势头，与西安市努力建设内陆开放型城市的外向型城市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2009年之前，西安市的对外贸易表现为明显的贸易顺差，出口规模大于进口规模，在此之后，进口规模增速快于出口规模，西安市的经济发展已逐步转到依靠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道路上，产品的科技含量与创新力度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渐渐降低，到2015年，贸易逆差为122.2亿元。

除进出口规模的相对关系之外，在研究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时候，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相对关系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西安市的进出口贸易已经从主要依靠一般贸易进出口转变为主要依靠加工贸易进出口，特别是201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首次超过一般贸易进出口，在此后的2014年、201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远大于一般贸易进出口。当前，西安市的产学研链条不断完善，掌握了多种产品生产与加工的核心技术，进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积极响应国家“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号召，工业产业园的建设为国外企业入驻西安提供了孵化基地。201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规模与一般贸易进出口规模的比值接近3。

（三）资本的输入输出规模

考察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除了要考察该地区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规模之外，还要考察该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资本往来，包括资本的输入和输出。对外输出的资本的数额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接受的外国（或另一地区）输入的资本的数额则可反映在相对开放的资本市场体系之下一个地区吸纳外资的能力。

查阅《西安市统计年鉴》等资料后发现西安市对外投资的资金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分析时我们采用陕西省的省域数据进行概括性的叙述。2015年，陕西省累计新设境外企业和机构69家，较上年同期增加21家。以西安隆基硅、延长石油、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企业致力于开展境外业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首次突破6亿美元大关，达到6.66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全省对外直接投资从2010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6.66亿美元，年均增长18.1%。

在“引进来”方面，西安市2005—2015年合同批准的项目数量与批准的项目金额如表2所示。外商项目数量与外资引进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即外商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外资的数量发生同方向的变化，2005—2012年项目数量在不断减少，2005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初，一大批外商项目被集中“引进来”，在之后的7年集中建设这批项目，新进项目有限。在2013年项目数量出现了第二次的猛增，“一带一路”战略下，将西安建成内陆开放高地的构想使得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始实施。

真正衡量引进的外资是否落到实处的指标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2005—2015年西安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这一时期西安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是逐年递增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引入的外资逐渐增多，且从2009年开始，增速持续上升。到2015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249.6343亿元。

（四）人员的国际交流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势必加速不同区域内人力资本的流动，使得专业化的人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使得跨境旅游更为便利，进出境人员总数也将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西安作为13朝古都，旅游文化产业较为发达，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发展项目之一。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跨境旅游人数和跨境旅游收入来侧面反映人员的国际流动，具体如表3所示。总体来说二者的发展趋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除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两项指标均有所回落之外，均不断增长。2011年之后，西安市跨境旅游人数突破100万人次，到2015年西安市跨境旅游人数达到140.3万人次，占西安市常住人口规模的八分之一，跨境旅游收入为78.02亿元。

二、西安市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分析

对外开放最终的落脚点是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发展内陆型开放城市的政策契机之下，我们需要了解近些年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以期在新的战略机遇之下，掌握好对外开放的方向和力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本章将选取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相关指标，对2005—2015年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其中Y表示产出，A代表技术进步，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α和β分别是大于0的常数，函数中的A是外生变量，而K、L都是内生变量。

该模型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导致的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基于此，我们进一步建立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内生化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

首先，将对外开放度引入技术进步的指标A中：

其中A0是大于零的常数，表示经济处于完全封闭情况下的技术水平；γ为对外开放度对经济的影响系数；e是自然对数的底数；FO则为对外开放度。当FO=0时，意味着完全封闭经济中，技术进步停留在A0的初始水平上；开放程度越高，即FO越大，则技术水平相对就越高。

其次，将式（2）代入式（1）中，即得到包含对外开放度的变形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许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从社会、经济、金融等领域综合分析了多项指标影响下的对外开放度，构建了不同的评价体系。考虑到西安市的经济实际，以及计量的难易程度，本文选取了学术界最常用且对数据要求量较小的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其中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外资依存度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来表示，即对外开放度（FO）=外贸依存度（TO）+外资依存度（EO）。

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式（3）的两端同时进行对数运算，得到式（4），即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计量模型。

式中，Y表示产出，FO代表对外开放度，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α、β、γ为对外开放度对经济的影响系数，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的影响。

（二）资料来源与变量设定

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历年《西安统计年鉴》，选取的样本区间是2005—201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原始单位都是亿美元，本文分别根据当年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资本存量K选取的是对应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数量L选取的是从业人数的数量。为了使数据更具有纵向可比性，用以2005年为基数的地区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对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平减以消除或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现将处理之后的模型变量的取值列在表4中。

（三）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而这类数据通常是不平稳的，因此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的错误，需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考察几个变量是不是平稳的。如果这些变量是平稳的，则模型估计可以用最小二乘法（OLS）；如果这些变量不是平稳的，那么就需要对变量进行进一步的检验，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为此，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对相关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5是对lnY、lnK、lnL、FO进行ADF检验所得到的结果。

从表5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原始数据水平上，ADF统计值大于不同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模型中涉及的四个变量lnY、FO、lnK、lnL呈现出波动的变化趋势，是存在单位根的，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之后，lnY、FO序列是平稳的，经过二阶差分之后，lnK、lnL序列是平稳的，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拒绝原假设，是不存在单位根的。lnK、lnL是二阶单整序列，lnY、FO是一阶单整序列，这些变量都没有违反协整关系对单整阶数的要求，因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下一节将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

（四）变量的协整检验

协整分析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常用工具，它考察的是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这可以避免对非平稳变量进行线性回归而产生的伪回归。E—G两步法通常用于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对于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的探究则不灵验。Johansen检验法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但是所需样本数一般较大，本文选取了11年的数据，样本较少，在Eviews8.0中直接检验和回归是失效的。

考虑到Johansen检验的困难，以及本文主要探究的是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本节之后的分析中，运用E—G两步法，仅分析经济发展指标地区生产总值（Y）与对外开放指标（TO、EO、FO）之间的协整关系。

首先，运用Eviews8.0对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lnY）和对外开放度（FO）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得到方程：

进而对所得的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得到如表6所示的结果。

由表6可以看出，对μ1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原始水平下是不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后，μ1序列是稳定的，进一步可以说明西安市的对外开放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而且该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长期而又稳定的。

其次，运用Eviews8.0对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和西安市贸易依存度（TO）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到方程如式（6）所示：

然后对所得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如表7所示的结果。

对表7结果加以分析可知，西安市贸易依存度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进行回归之后得到的残差序列在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也就说明了西安市外贸依存度和西安市的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长期稳定的关系且是协整的。

最后，运用Eviews 8.0对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和西安市外资依存度（EO）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到方程如式（7）所示：

对所得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如表8所示的结果。

对表8结果加以分析可知，西安市外资依存度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进行回归之后得到的残差序列在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也就说明了西安市外资依存度和西安市的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长期稳定的关系且是协整的。

（五）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面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知道，西安市的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存在了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不是能够构成因果关系？下面运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假设变量x是有助于预测变量y，也就是说在对y与其自身过去的值进行回归时，若引入x的过去值能够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原因，如果添加了x的滞后变量后没有显著增强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则称x不是y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相关变量的因果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根据表9分析lnY与FO、TO关系可发现，lnY在滞后2期时，是拒绝原假设的，其余情况下都是接受原假设的，即FO、TO、EO都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但lnY是FO和TO的格兰杰原因，对外开放度、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并未直接推动GDP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却能反过来促进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

（六）结论分析

本文在对对外开放度和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时采用了2005—2015年的数据，也许是因为样本的时间太短，无法对西安市的长期的经济走势做出更深入的考察，未能得到长期的回归协整方程，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协整检验显示，西安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对外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以及外资依存度的原始数据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由于二次差分平稳，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后对各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知西安市的对外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外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对外开放度和外贸依存度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对外开放度却并非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西安市对外开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一部分的分析来看，西安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很小。总体来说，西安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比较小，而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从而使得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此外，一般来说，对外贸易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因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中包括了出口和投资，但是从上述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是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下面我们就对可能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西安市出口质量不高

在出口产品清单上，西安市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制成品占比较小，而且由于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高附加值的商品占比更小。在2000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在这之后，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等政策的推出，创造了大量的国内市场，西安市的发展也服从这一规律，本文选取的是2005—2015年的数据，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发展总量来说是不足的，二者呈现出微弱的协整相关关系。此外，虽然西安市的出口已经实现从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向以电子和机械产品为主的转变，但电子和机械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的还是加工贸易，而非品牌与技术优势，创造的附加值较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

（二）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不高

在项目选择上，项目储备不足，筛选、论证、包装的深度不够。一是招商质量不高，缺少能够带动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大项目和高附加值项目，缺乏围绕大旅游、大商贸以及农业产业化开发的项目。二是项目带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的机制相较沿海及西南城市仍然存在不足。

在项目资金运用上，招商引资项目运行机制不健全。一是招商引资项目的准入机制不健全。近年来，西安市招商引资在量上增速较快，但在质上却没有明显提高，一些招商引资项目以牺牲资源为代价，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仍然突出。二是招商引资考核机制不合理。由于当前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将“对外招商引资规模”和“外资增长率”作为硬性指标，促使各区县之间对外商展开“优惠竞赛”，形成了恶性竞争，给西安利用外资造成了巨大的成本。三是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实机制不健全。只注重招商引资项目的推介和宣传，在项目成功签约后，缺乏后续的跟踪服务，影响了项目的建设进度。

（三）政策环境的制约作用明显

投资软环境不尽如人意，法规不完善、市场秩序混乱、不正当竞争、职能部门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存在，其中被投资商广为关注的生活环境如国际学校、医院等配备设施的建设滞后也成为制约西安利用外资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化程度偏低，投资吸引力相对较弱。西安与成都、广州、沈阳相比，国际化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以外国领事馆为例，成都已有美国、德国、韩国、法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六个国家的领事馆进驻，西安仅有泰国、韩国两家。

以外资金融机构为例，成都已有香港汇丰银行、英国标准渣打银行、香港东亚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进驻，形成了一个外资银行群体，而西安仅有香港汇丰银行、香港东亚银行两家外资银行进驻。近年来，随着西安市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入驻跨国公司数量持续上升，截至2010年年底，有百余家国外知名跨国公司在西安设立企业和代表处，但与广州、成都、重庆等城市相比总数仍然偏少。

尚未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氛围。对外开放宣传意识不强，在面对一些有利于西安对外开放的舆论与新闻热点问题时，没有抓住机遇，适时宣传。尚未形成全民关心、全民支持、全民参与对外开放的良好局面。

四、西安市对外开放发展政策建议

“十三五”期间，西安商务工作将以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为目标，推进现代流通方式发展，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升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机制保障。本部分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的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稳步推进对外贸易，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对外贸易对西安市GDP的拉动作用较弱，意味着粗放型的数量增长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必须优化外贸产业结构，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力度，从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上下功夫，使进出口结构更加符合本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利益。加快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步伐，首先要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步伐，积极寻求与世界500强企业联合的机会，提高本市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制定对外开放政策时应当考虑到行业特性，使得开放带来的收益能够惠及每个行业。以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推进多领域对外开放，扩大西安市农业和旅游业的对外开放度。本土企业应当坚定不移地提高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骨干作用，培育若干综合竞争力居世界前列的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

（二）合理引进外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项目选择上，政府应当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充裕的行业和地区率先转型升级，充分利用西安市高校密集、研究机构多的人力资本优势，鼓励外资在这些区域设立设计中心、研发总部和服务机构，提高高质量产业的比重；另外，我们需要鼓励外资进入还未进入的行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度从而削弱外商直接投资的垄断能力，带动多个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利用外资要注重“两头在外”，积极从境外引进出口型项目，这样既可引进外资，又可扩大出口。

在项目资金的使用方面，逐步从生产环节的资本和技术引进转向设计、研发、服务等产业链的高端环节，首先对那些占主导地位的产业进行支持，培育具有西安市特色的企业，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提高西安市整体的对外开放水平。

提高利用的外资水平，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创造条件，吸引大型的跨国企业来西安扎根，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实现质和量的突破。多样化投资方式，鼓励跨国企业对西安市的企业实行并购，对于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也鼓励它们以各种方式与国外的企业进行合作，从而提高民营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利用证券融资，拓宽外资来源渠道。随着经济的发展，证券融资也越来越重要。积极地拓展国外证券市场，按照谨慎的原则，引进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西安投资，促进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完善证券市场的结构，提高证券市场的管理水平，继续在境外证券市场发行证券，并对股票上市募集的资金进行管理，从而更好地提高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这种方式不仅不会造成资产流失，反而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增强企业的实力和提高企业的资信等级。

（三）优化投资政策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

加强支持对外开放发展的硬件设施建设，完善通信、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首先，提高现代商业贸易流通效率，加快快速通关机制进一步的完善，加强“大通关”和口岸的建设，加大对绿色通道建设的关注程度。运用国外先进的方法对西安市的物流业进行管理，以西安市为中心，建设一些能够通往国际的快递公司。其次，优先加大西安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设和延长大型企业及产业聚集区周边的公交及地铁规划线路，增加国际直飞航线，提升机场门户枢纽地位，构筑集民航、铁路、公路、地铁、公交等多种方式联运，无缝换乘的一体化城市交通体系。再次，加大供水、供热、供气、排污、电力供给、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其服务能力。最后，加大西安远郊县区及其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其项目承载能力，整合和共享对外开放资源，探索区县、开发区的园区共建模式，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整合主城区、高新区与远郊区域的资源。

加强支持对外开放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软环境建设。在金融服务方面，要加大其开放力度，推出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金融机构投资。资本的输入输出规模除了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实力有关之外，与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也有很大的关系。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国家外汇局根据国际收支形势的变化，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推出了一系列外汇管理改革政策措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得到明显提升。

加强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建立企业信用发布、查询、评价体系，加强包括工商、质量技术监督、金融、检验检疫、劳动保障、公安、司法等政府部门的信用监督职能，对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制度进行分级建设，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以及信用水平，进而营造一种失信可耻、诚信光荣的和谐的社会氛围。

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投入，重视对各类人才的培养，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在开放的条件下，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及人才理念，提高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优化外籍人士在西安的工作、旅游、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具体可以通过积极申请落地签政策，优化外籍人士居住、子女教育和就医环境，创办国际社区，不断完善面向外籍人士的医疗服务，满足外籍人士多层次的需求来加强人才交流。

完善对外开放的管理和服务体制，有效发挥外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的作用，研究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解决企业从事外贸业务遇到的困难。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招商、代理制度，增加预算、规范管理，力争建立起能运行、起作用的招商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对外经济合作管理和服务体制。进一步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信息系统，帮助对外经济合作中介机构准确定位，找准市场，继续优化项目审批“一厅式办公”和“一站式服务”办法，确保审批项目能够在政务服务中心内办理完毕。同时执法司法部门应积极处理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司法纠纷，妥善处理有关外资企业的各类纠纷，维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利，加快投诉服务中心建设，提高投诉服务中心的权威和执行力。

加大对外开放政策宣传力度，继续制定、完善和落实各项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对与对外经贸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政策的宣传，推动企业申请和使用各项优惠和扶持政策；加强招商引资激励政策的宣传，提高各类商会、中介组织的招商积极性；加强对“走出去”政策的宣传，定期举办政策说明会，增强企业“走出去”的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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