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理念

共产主义：李尔王还是贡柴罗？[*]

人人都知道李尔王，可有几个人知道贡柴罗？莎士比亚封笔之作《暴风雨》中的这位老大臣，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动人的理想共和国画面，却遭到了刻薄小辈们的无情奚落：

　　　　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

　　　　没有地方官的设立；

　　　　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

　　　　没有君主；

　　　　大自然中一切的产物都不须用血汗劳力而获得；

　　　　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

　　　　养育我那纯朴的人民。

这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安乐乡、世外桃源。自由自在的人民，丰裕肥沃的自然，取之不尽的财富；不为劳动所累，不被欲望所困；无须雄心，无须索取，只需尽情吮吸着无所不有、孕育万物的大自然（正如基督教教义中无所不能、无所不有的上帝）。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浮士德式的个人否定自我从而不断进步的求索，构成推动社会历史动态发展的动力；在共产主义理想国，这种动力不复存在，这并不是说社会因此停滞不前，而是说，社会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对自身的无限探索。线性的历史发展被无限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娱乐所取代。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因为唯有生产富余，才可废除劳动，消亡阶级，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现在之所以没有实现这种理想，也是因为：迄今为止唯一能实现这种生产富余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制度，在财富配置上不均衡，导致一部分人资源匮乏，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具讽刺性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的意义不仅是摆脱匮乏，还要避免任何产生匮乏的可能性。想象一下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女继承人们，她们如此富有，无须考虑钱的问题，乃至于不知道钱为何物，和那些满脑子只有钱的资产阶级俗人形成了对比。（但乔治·艾略特犀利地看到，这种视金钱如粪土的行为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庸俗罢了。）成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就是要在社会范围内实现这种无须为金钱所困的生存状况。如果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归结于“人”本身，那么，大量的纯基础设施就必须各就其位。倘若你想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那么，你首先得不愁吃穿；想要不愁吃穿，你就得具备相当丰厚的物质基础。自由即悠闲的生活，而悠闲的生活又需要物质保障。倘若人要自由，那么他需要拥有的物质财富连最富裕的银行家都不敢奢望。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要达到共产主义，物质基础需要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人不愁吃穿，生活富足，无须考虑钱的问题，正如一个男仆殷勤伺候，迎合你的每一个需求，却做得自然到位，不着痕迹。照此看来，物质基础正如一个蹦床，它唯一的功用就是将你弹起来，换言之，物质基础的作用就是给你提供一个超越物质需求、追求精神满足的平台。当物质丰盛达到一定程度，物质就超越了自身。

马克思主义辩证地体现了这样一对矛盾：只有物质才能解放人类，使人类不再为物质所困。自由并非完全摆脱限制，而是受到相对限制，但又感受不到这种限制。共产主义就是要在物质层面实现这种自由状况，这也是人类自由的顶点。只有物质能将人类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变相地驳斥了唯心主义，因为它既不是要我们像主观唯心主义者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忠实于万事万物固有的法则，也不是要我们像客观唯心主义者那样，尊重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正如要消除阶级就必须首先承认阶级的存在，民族主义激进分子想要实现民族大同必须先承认各个民族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主张承认物质基础的存在，也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摆脱物质的约束，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趣的一面，也是它最具特色的招牌，即自我解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还暂时处于非专职性就业状态。社会主义是一项自我否定的工程，这也是为什么信仰社会主义和信仰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完全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属于共产主义的史前时期，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将适时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理论就要由历史决定了，我们目前无从得知。

马克思主义还辩证地体现了另外一对矛盾：共产主义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成果，又和生产力相对立。换言之，生产力是自我相悖的。因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类需要多久才能戒除根深蒂固的陋习，即一味地生产、生产、再生产，因为这种病态生产已成为一种停不下来的势头。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被掠夺得千疮百孔的大自然还有没有喘息的机会，对人类的感官、身体、心理、性情、欲望进行再教育？这种病态生产能否解开自身的困境？我们如何做到既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又能够摈弃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习惯？莫非共产主义是在要求我们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这是否类似于扭曲的冷战逻辑——大量囤积核武器，只是为了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因为核战争的可怕让人不寒而栗，乃至于不敢想象），从而享受永久的和平？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案，即把生产交给自然完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力。在莎士比亚看来，强迫性的、无休止的生产创造近乎邪恶，因为它无视人的感官需求。魔鬼没有肉身，他以肉身为耻。邪恶是反物质的，它既不能忍受痛苦，也不能同情他人的痛苦。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很多反派形象都属于这种类型，而贡柴罗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悠闲懒惰，虽然此剧完全不赞同这种懒惰。这也是为什么在贡柴罗的共产主义言说之后，弗兰西斯以这样的方式描述游泳：

　　　　先生，他可能活着；

　　　　我看见他拍击着身下的波涛，

　　　　骑在波涛上。

在这里，自然（大海）和人类（游泳的人）既被动，又主动。游泳依托自然而生，同时又塑造自然。这是一种辩证，而辩证不能解释贡柴罗心中的理想国。在安德鲁·马维尔的诗《花园》中有着对大自然母亲相似的美妙的幻想：

　　　　我过的这种生活多美妙啊！

　　　　成熟的苹果在我头上落下；

　　　　一束束甜美的葡萄在我嘴上

　　　　挤出像那美酒一般的琼浆；

　　　　仙桃，还有那美妙无比的玉桃

　　　　自动伸到我手里；

　　　　走路的时候，我被瓜绊了一跤，

　　　　我陷入鲜花，在青草上摔倒。

这首诗蕴含温和的讽刺意味：“我”唯一的主动行为竟然只是“绊了一跤”。

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意识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真正的先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贵族。王尔德——这个往返于莺歌燕舞的贵族阔少，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虔诚信徒。谁是未来共产主义悠闲生活的代言人？莫过于花花公子、有闲阶层了。因此，王尔德对他奢华的特权贵族生活进行了政治层面的合理化，在他看来，只要穿一身宽松的红色睡袍，半躺着边读柏拉图，边喝白兰地，就是实现个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了。在马克思所谓的史前时期[3]，无所事事意味着自生自灭；到了共产主义时期，无所事事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王尔德既是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又是位勇敢的唯美主义者，因为他在艺术作品中发现了共产主义深刻的、富于创造性的无为。艺术作品以它或俏皮、或无谓、或无缘由、或自决的方式，向我们预示了男性女性怎样在变换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并生活。有艺术，就有人类。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和古典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一回事。后者寻求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平衡，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内容以它隐秘的方式超越了文字——也就是形式。然而，他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超越了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式，也不是说它缺乏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就像一件劣质的艺术作品，既抽象（商品的形式，国家的疏离），又具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贪婪的物欲）。它既是混乱欲望的狂欢，又是无形理性的统治。社会主义就像一尊经典的艺术品，力求根据劳动力衡量公正、公平、平等这些因素，从而获得一种平衡。

与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共产主义不以艺术品式的精美匀称为特性，而是以不可估量的崇高为特征。这种崇高正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称之为“未来诗歌”的东西。如果像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上层建筑，这也是因为上层建筑已经不能代表彼时过度丰盛的物质基础，因此，物质基础只能自己代表自己，即摈弃物质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改用物质基础本身来承载自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财富不能以既定的标准来衡量。在共产主义社会，能否以富于创造力的方式释放财富就是衡量财富的标准。换言之，现有的财富衡量方式没有一种是适用的。用自身来衡量自身听起来多少有些荒谬，好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描述的情形：一个人把手放在头顶，声称“我知道我有多高”。又好比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中，安东尼向愚笨的勒必特斯一本正经地描述鳄鱼：“它的形状就像一条鳄鱼，它有鳄鱼那么大，也有鳄鱼那么高，它用它自己的肢体行动……”这变相地驳斥了价值交换。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可直接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阐述：“没有比用自身来认同自身更无用的命题了。”但这种毫无意义的自我参照并不是马克思所意指的，他所指的是对可公度性的一种转换，这超越了对“平等”一词人为的定义。

共产主义的神圣在于它破除旧习。它摆脱了对偶像或神像的崇拜，这是社会主义还无法做到的。这是我们从现阶段的某些力量、矛盾和可能性中推知而来的。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铭记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结语中的妙语：“我们需确保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建方式。但接下来以这样的方式将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就无从得知了。”这似乎在说，既然不知道，不如保持缄默。然而种种紧迫的政治原因又不容我们缄默。因此，借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的话，只需把“上帝”一词换成“共产主义”一词：“噢，让我们怎么说呢，我的共产主义，我的生命，我神圣的快乐？任何人说起您，他又该说些什么呢？他若沉默不语，不知如何赞颂您，那么，他将会悲愁；他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又将被视为愚蠢。”

共产主义良性的神圣性和资本主义恶性的神圣性形成对比。在马克思看来，金钱是一种畸形的神圣物，吞没了所有的个性，溶解了所有的形式。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神圣的一种模式。但资本主义乏于表现，因为它的无定形和不均衡。而共产主义是有定形的，只是这种形式如同康德的艺术法则，不是一种可以套用的既定模式，而是由人类主动创造出的形式。也许你可以断言，照这么说，形式和内容之间矛盾的解决就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了。艺术作品所谓的规则或形式存在于种种细节之间的关联，由于这种关联，这些细节看似孤立，实则不可分割。从这层意义来说，艺术作品就是有待实现的政治秩序的占位符。

无须详细阐述，只要补充这么一句：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如同从法治社会到德治社会的过渡。在法治社会，我们仍会犯罪；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仍保留一些旧有的政治形式，免不了政府、阶级、政治统治（甚至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东西。因此从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那天起，社会主义必然受到这些旧有政治形式的约束。德治的前提之一就是将美德内化为习惯，无须动用康德式或清教徒式的意志。比如，在阶级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合作、无私或凝聚都需要人为的努力，需要对道德或法律的服从，而在自治合作的社会秩序下，这些品质已经融入社会机构的建构中，已经被吸纳入我们的秉性习惯中，因此，我们根本无须思量斟酌，就自然地在行为中流露出这些品质，这好比政治化的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美德”。

然而，越过未来共产主义的繁荣表象，我们也应该看到潜在的危机，这早在《李尔王》中就有所预示。剧中，李尔王就看到追求物质丰盛或物质过剩是人类的天性：

　　　　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

　　　　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的不值钱的身外之物。

　　　　人生除了天然的需要以外，要是没有其他的享受，

　　　　那和畜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

我们除了天然需求外还需要额外的享受，这种危险的秉性被冠以“文化”之名。然而，不同于贡柴罗，李尔王领悟到这一点，那就是：当人类以文化为名，为了物质富余和物质享受，对自然大力采掘，无视它的有限性时，这种物质富余便具有残酷的破坏力。李尔王已经预见到人类欲求的无限性，而这种预见已经成为当前一些左翼理论的一个观点。如果说贡柴罗对共产主义前景过分乐观的设想不实际，也是部分地因为我们付出了代价，已经认识到自然远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如，石油早晚有一天会用完。所以对于贡柴罗勾勒的美好生活，我们仍需有所保留，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资源日益匮乏的世界。《李尔王》中的黑暗世界倒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这部剧提醒我们，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有限性的肯定，它认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都受到社会整体发展的限制；虽然人类需求无法提前预算，个体需求之间也并非平衡均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需求并不是无限制的。真正无止境的是人的欲望，而共产主义就是要把这种欲望从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转变成对世界不断的探索和享受，从而让我们超越物质需求，将我们从无限索取的情结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无限索取的情结正是共产主义大加谴责的。

超越物质，从而回归本真。因为唯有超越物质，我们才能摆脱各种欲念，真正地品味世界，品味人生。只有通过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才能再一次真正地体验自我。

不同于贡柴罗，李尔王对共产主义的设想更为谨慎，也更为现实，因为它是一个敏感脆弱的老人在饱受苦难时发出的心声。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倡导的一样，莎士比亚也主张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对个体凡人的关注：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

　　　　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

　　　　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

　　　　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

　　　　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

　　　　安享荣华的人们啊，

　　　　睁开你们的眼睛来，

　　　　替这些不幸的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

　　　　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

这是一个精神濒于崩溃的人在风暴之夜、在荒野之巅发出的肺腑之言。它引导我们发出悲观的疑问：我们将要实现的共产主义会不会只是一场灾难？会不会没有富足，只有贫困？到那时，人们为物质条件所迫，只能共享，只能抱团？那种共产主义与其说是“战时共产主义”，不如说是“战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野蛮一向被视为对立，但它们之间也许不过一步之遥，至少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平等合作是未来共产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但这种共产主义显然不是马克思和贡柴罗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既不需要积极自由（集体利益），也不需要消极自由（个人自由）。它将我们从劳苦中解放出来，因此不会有消极的自由；它用丰盛的物质将我们从经济压力中解放出来，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创造力的体现和释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又不会是积极的自由。

共产主义观念是一种古老的观念，它可以追溯到贡柴罗之前，马克思都只能算后起之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主张共产主义的实现依赖于物质基础。这是先知卓见，因为，那些空想家往往只沉醉于对公正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虚幻梦想，却不屑于考虑一下最现实、最实际的问题。他们就像鄙视妻子的麦克白一样，只渴望获取，却蔑视手段，轻视过程。所以，关键就在于怎样才能兼任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两种身份，这需要同时具备两种觉悟：既要认识到自由、公正、平等、合作、自我实现这些东西都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同时又要认识到，由于人类对地球的掠夺和毁坏，实现这些物质条件已日益艰难。我们既要保持这种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又不要完全摈弃贡柴罗的天真梦想，那其实是生态主义和谐思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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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选自The Idea of Communism（London：Verso，2010），该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购买版权，感谢该出版社慨允使用。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3]指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