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产业风险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国际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与风险管理

(一)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全球性经济发展潮流

虽然产业集群现象由来已久，但是这种经济马赛克扩展到全球范围却只是近三十年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开始大量涌现，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而且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波特教授于1990年率先使用了产业集群这个概念。根据波特的简单统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省/州/地区和城市都有明确的产业集群发展计划，如在国家层面有加拿大、新西兰、印度、马来西亚与埃及等29个，在省/州/地区层面有美国的马萨诸塞、加拿大的魁北克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14个，在都会城市层面则有包括硅谷在内的11个。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二)产业集群效应的差异影响集群风险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主要来自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中各个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共同目标而联合行动所产生的主动效应，也称为动态效应。主动效应主要产生于集群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形成的产学研合作和战略联盟等。

另外，由于集群企业在地理位置上扎堆于某地，集群的经济外部性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这种效应只是一种被动效应，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会消失，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落或解体。在美国、德国与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都很高，使得这些产业集群产生了很强的主动效应，从而表现出很强的竞争优势。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合作较少，只能获得经济外部性，即被动效应，结果是这些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例如，我国浙江省的一些小商品产业集群就只是许多同类小企业的扎堆，因为缺乏产业联系和技术合作而昙花一现。

(三)科学规划有利于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产业集群的形成虽然有赖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条件和核心企业的示范带动，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式的产业集群，很多时候是通过有意识地规划发展而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各级政府倡导下快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多数发展成按照产业类别划分的产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当然，规划不能仅仅是强制性地“拉郎配”，关键是要根据本地特性选择一个合适的产业，引入或培育出一个具有较强衍生能力或具有一定示范性的关键企业，通过该企业的成功发展，逐步衍生或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同、相近或相关的企业聚集该地，经过一定的时间，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完全可以培育成功。

(四)政府应该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二是创造合理的制度环境；三是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促进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升级；四是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有力措施，解决集群中诸厂商共同面临的难题。此外，对于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雏形，政府应该加以积极引导，增强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规范其竞争关系，逐步培育出成熟的产业集群。例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积极参与本区内100多个小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些地方的开发区在正确的规划和引导下成功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也有些地方的开发区，政府只是为企业提供了一块廉价的土地和基本的基础设施，而没有从政策、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软件服务和指导。在这样的环境下，入驻的企业之间缺乏紧密的产业联系和技术合作关系，仅仅是因为优惠的硬件设施而形成了空间上的集聚，企业把这里当成暂时的栖息地，一旦其他地方有更优惠的条件，就马上迁往别处，缺乏产业集群最基本的特征即“根植性”。

二、后危机时期欧盟的产业政策评估与借鉴

2008年以来，欧盟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席卷了欧洲的工业。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风险。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欧盟区域经济仍旧疲软，最重要的是，投资持续低迷。欧洲制造业饱受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以及国际需求日益下滑的折磨，这两者同样打击了投资者和创新人士的热情，削弱了欧洲制造业未来的竞争力。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时间。下面，根据欧盟统计局2013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分别进行简要分析。

(一)近年来欧盟产业政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企业获得信贷困难

危机前累积的高额债务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使用贷款的限制对欧洲有竞争力的产业的存续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中小企业。2013年3月份欧盟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都不能成功地申请贷款。在这方面区域间有很大的差距，德国只有10%的中小企业面临这样的困难，而西班牙却有50%。在不同规模的公司中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在过去的几年里较大型的欧洲企业已经能够开发债券市场而中小企业却很难多样化地开发金融资源。与美国相比，欧盟的银行借贷有限，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下降了30%。因此，欧洲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中的处境更加艰难，复苏更为缓慢。欧盟、日本和美国企业贷款年度增长率的比较见图1-2。

2．外国投资份额下降

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贸易成本的下降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政策方面，欧盟委员会利用其增长潜力和竞争力规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外国直接投资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欧洲虽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估计为3240亿美元)，但需要指出，其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2008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12年的23%，而同期中国的占比从不足10%提高到10%以上。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务环境，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需要适当的政策。

3．结构性调整不足

近年来，新的大企业的出现在欧洲已经成为罕见的事情，欧洲对于企业家的态度没有世界其他地区那么积极。欧洲没有可以与巨人企业例如苹果、谷歌相媲美的企业，而且几乎没有新的部门产生。甚至在一个行业内，公司的更新速度都很慢。这阻碍了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发展，还阻碍了对经济中更具创新性的行业的资源再分配。同时，欧洲在劳动力、产品和服务上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刚性也不利于加快经济要素的行业重组。新产品的产业化经常被严格的管理环境所阻碍，教育和培训系统也不能满足高技术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此外，研究和创新系统资金不足、对创新的激励缺失等问题仍然需要引起关注。

4．劳动者技能不匹配

危机对欧洲工业在就业方面的影响已经特别严重了。欧盟地区2013年3月份大约有600万年轻人失业，失业率超过23%,2008年的第一个季度到2012年年末，欧盟的制造业已经有超过380万个工作岗位(约占总就业的11%)流失了。危机初期集中的失业显示出结构上的不匹配。经济衰退严重打击了低技能人员的就业，且低技能人员越年轻其所受的打击越大，但同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保持不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持续高需求量意味着没有特殊技能和高学历的年轻人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在欧洲制造业部门中，70%的工人掌握中等技能，27%的工人掌握高技能，低技能劳动力仅占产业劳动力的3%。但是，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预计会增长22.7%，增速高于其他部门，对中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量预计会下降。根据欧盟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制造业部门正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高技能劳动力短缺，这在增长恢复的时候尤其会限制产量。大量制造业附属部门(摩托车、机器和设备、电子设备、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已经经历了严重的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如图1-3所示)。最终，劳动力技能过时和劳动力再教育的缺失将会成为一个问题。大约31%的低技能工人和33%的高龄工人报告说因为技术的快速革新，他们的技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只有54%的制造业企业会提供技能培训，而且其中的55%会评估它们未来的技术需求。

(二)近年来欧盟产业政策绩效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根据2013年欧盟成员国竞争力表现和产业政策绩效年度报告构建了十个指标，作为分析评估危机后欧盟产业政策绩效的定量依据，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等教育程度、创新绩效、出口份额、能源强度、商业环境、电力价格、基础设施满意度、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这些指标满足以下四点要求：(1)是密切相关的政策工具；(2)是合理的、及时有效的；(3)几乎覆盖欧盟所有国家；(4)有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

图1-4是根据上述十个指标的平均值将欧盟成员国分成三个群组绘制的雷达图。

基于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2013年的欧盟产业绩效年度报告提供了危机对产业绩效影响的评估机会。按照聚类分析的标准和绩效的优劣，可以将欧盟成员国归于三个不同的群组，从中我们可以分析产业政策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第一，绩效表现良好的国家群组(consistent performers)。主要包括比利时、德国、芬兰、瑞典、爱尔兰，紧随其后的是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聘请训练有素的工人。有利的结果是，它们的高附加值制造品产量不断提高，非价格因素的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发达的研发系统和密切的产学研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创新投资集中于知识密集型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该群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投资、制定连贯的能源政策、确保获得足够的资金等。

第二，绩效表现一般的国家群组(moderate performers)。这一类国家有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马耳他、葡萄牙，以及斯洛文尼亚。这些成员国在一些地区竞争力较强，但面临的困难也在加大。企业文化落后、与电子商务缺乏联系致使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持续的技能进步，从而导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比例较低。2011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创新绩效已经下降，马耳他和希腊的情况甚至比2008年更糟。该群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促进私人投资、制定连贯的能源政策、促进出口以获得融资便利等。

第三，需要快速追赶的国家群组(catching-up performers)。主要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这些国家在许多领域仍面临重大挑战。虽然对于某些竞争力指标，它们其中一些国家或许比前两组有更好的表现，但是，它们的创新能力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该群组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促进创新投资、根本性地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经营环境。

(三)后危机时期欧盟产业政策的经验借鉴

1．欧盟的经验说明，政府的政策干预应该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以支持技术集中和竞争性的产业为目标，并且均衡地照顾到产业内的所有企业，而不是一个或几个提前选中的公司。欧盟的经验说明，产业政策要有效的话，政策设计应该以产业而不是特定的公司为目标。正是通过产业之间正常的竞争，企业的技术、专利、企业家精神等才会通过很多产业创新的方式得到传承并加强。欧盟2008—2013年的数据显示，生产总值、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产品创新等指标都与部门获得的政府帮助和市场竞争水平正相关。这一点，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各个领域产业政策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应该通过改革，逐步打破行政壁垒和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界限，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统一的竞争环境。特别是，目前我国还存在对民营企业的许多行业限制，金融和财税等方面的差别性政策阻碍了企业创新和公平竞争，这些都有待于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2．欧盟的产业政策在鼓励和吸收外商投资方面还有潜力，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完善政策环境

欧盟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外资或者合资公司的资金和产品进入本国有偏见，从而导致近年来欧洲的外商投资份额在世界范围内占比12持续下降，这也是近年来欧盟经济复苏缓慢、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产业政策方面，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并建立一个有利于吸引外资的制度框架，以增强欧盟的竞争力。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开放的步伐，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进程，特别是抓住有利时机，不断加强中欧经济合作。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盟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欧盟仅位居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欧盟也采取了大量的贸易保护措施，在欧债危机前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依然持续不断，欧盟至今仍没有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就意味着中欧贸易还存在瓶颈。欧盟对中国实行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主要体现在“反倾销”的运用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事实上，这些歧视性措施也给欧盟自身带来了很大损失，这些也可以被认为是欧盟产业政策给我们的反面启示。

3．欧洲当局低估了专业化的危害，表现为最先进的国家集中在价值链中的研究与开发等上游环节，而新兴经济体过多地处在价值链的末端

推崇德国模式的学者强调，有竞争优势的尖端技术在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包括重要的知识延伸。因此，均衡地分配政府的研发补贴可以避免欧洲和其他区域或国家竞争。这表明，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关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支持前端先进技术研发的同时，也要顾及价值链末端的推广和服务环节，这样才能减少过度专业化带来的风险。欧盟委员会在知识驱动增长咨询专家小组的基础上，于2011年6月正式提出了一项针对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政策方案，即“面向精明专业化的研究和创新战略”(Research and Inno vation Strategy for Smart Specialization)。该政策既是为了应对危机，也是对强调“精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欧盟2020战略”的落实和细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专业化”强调的是通过创新来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而非“专门化”，目的是使一个区域通过资助战略性优势产业实现发挥其自身比较优势、面向增长的发展目标。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错误地解读了该政策，这些地方的官员仍然认为专业化是指产业的专业化，从而降低了政策实施的实际效力。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发展全球价值链、促进互联互通和全面的区域经济融合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应该从另一方面受到启发，因为目前我们的许多产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末端，需要更多地鼓励和支持前端先进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尽快实现工业生产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变，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4．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欧洲企业开拓发展中国家正在增长的新市场，因为本书分析发现，由于种种原因，欧洲的中小企业从危机中复苏更为缓慢。与此同时，德国的中小企业却因为其独特性使得德国经济在危机面前拥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德国中小企业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的低负债率让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始终处于低位；第二，通常来说，它们的产品虽然不重要但市场需求稳定而且对质量相当敏感，具有良好的抗周期能力；第三，企业注重员工忠诚度，愿意保持长期的雇佣关系，让德国能在萧条期维持高就业率。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德国经济以其较强的抗震性而成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的一根支柱。

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与欧洲企业面临同样的困境，产业政策也应该更多地支持和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这与前面指出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所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并不矛盾，主要是指要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殊困难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小企业自身要通过加强管理和科技创新等不断提高竞争力。同时，政府职能部门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要拓宽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竞争，鼓励和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去”。要加快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当前，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过去多年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审视和借鉴欧盟近年来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的产业政策对于推动企业创新、加快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强调市场竞争和贸易自由化对于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同时，分析和研究欧债危机以来欧盟产业政策的角色和绩效，是为了加强而不是降低竞争政策的重要性。适当的产业政策应该更具有竞争友好性和创新增强性。总体看来，欧盟应对危机的相关产业政策是积极有效的，同时也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地方，政策理解和执行还存在偏差，有些政策还有片面性。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