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49—1966：新中国科教电影事业的发轫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电影事业体系逐步得以形成。“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规定和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整个行业体系实施严格的层级制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由于缺乏先期的经验借鉴，我国初期主要模仿苏联模式，构建自身的电影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①电影业的整体组织构架上，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下称中影公司）为中心点，上游为各大制片厂，下游为不同地区级别的发行放映公司，上下游的连接点便是中影公司。②对所有影片的生产、发行与放映任务，均实施有计划的严格控制，中影公司对影片实行统购统销。③电影业完全以国家事业的身份存在，生产、发行及放映等各个环节，均依靠行政拨款支持而展开运作，传播意识形态是第一要务。中影公司对影片的收购价格和票价进行统一核定，所有经济上的往来更类似于国有资产的内部流动。

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科教影视业同样以事业形态开始了有计划的发展，期间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经历过一系列的起伏。

建国初期，北京电影制片厂（下称北影）与上海电影制片厂（下称上影）是承担科教电影制作任务的两大机构。北影最早于1951年摄制过《工厂安全生产》《预防传染病》《农村卫生》三部影片。1952年，政务院批准了文化部《拟加强新闻纪录片、教育片与小故事片的制作》的报告，决定组建教育片组。选调人员的工作具体由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落实，进而完成了组建工作。当年教育片组便与北影、上影两家联手合作，以前者提供编剧导演、指定拍摄题材，后者负责具体摄制的方式，完成了12部影片，可谓相当的高产。同时，文化部特别设立了教育电影指导委员会，落实科教影片的选题、创作、宣传和发行等各个方面的工作，以更好地统筹影片制作、扩大影片影响。

考察这一时期的教育片内容，可以发现题材大都带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用以切切实实地解决工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如《怎样丰产棉花》《深耕增产》《先进砌砖法》等片推广的都是先进的生产技术，《消灭苍蝇》《消灭蚊子》《乡村卫生》等片介绍的都是日常卫生知识。这些影片的出现都源于当时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农村地区卫生条件较差等实际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科教影片的制作便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首要宗旨。

1953年，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上海成立，其由原先的教育片组发展而来，成为新中国首个专业的科教电影生产基地，亦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下称上海科影）的前身。上海科影的成立是我国科教电影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对于发展我国的科教电影事业着手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强电影制作工作的决定》，其中对于科学教育片的制作，提出“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同时宣传和推广与群众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并适合一般群众水平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一思想亦长期贯穿于我国科教电影的制作。

牵头落实与监督科教电影制作的是几大政府部门，参与的还有科学教育界专家以及电影工作者，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确定选题与制片计划的生产模式。1953年1月，中央文化部邀请各部门代表以及科学教育界代表开会进行研讨，确定了1953年的科教片制作计划。至1954年底，计划中的24部影片全部顺利完成，记有：《日食与月食》《体育与健康》《无痛分娩》《畜生炭疽热》《根治水稻害虫——三化螟》以及《怎么丰产棉花》等。仅由影片标题便可发现这批影片准确地贯彻了《关于加强电影制作工作的决定》的精神，为促进国家建设、人民生活安康起到了积极作用。1954年4月，由文化部联合全国科协举办了“科学教育影片展览周”，这也是我国首次以专题公众活动的形式，利用电影这一工具，向广大群众进行科普教育，受到了广泛欢迎，效果显著。

随着1956年党的八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拉开了序幕，国家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发展科学与利用科学提出了新的更为迫切的要求。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鼓励“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就使得科学界、文化界迎来一次发展的机遇。以上海科影为代表的中国科教电影界，不断拓宽创作思路、提升自身产能，在影片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飞跃。“1956年12月，经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审核通报，上海科影提前一年零六个月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该指标是平均每年完成15部教科片的摄制任务。”实际上，1955年至1957年间，上海科影共生产科教片93部（其中1955年18部、1956年39部、1957年36部），平均年产量逾计划量2倍。同时，在影片题材上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探索，由原先较为单一的卫生常识类、生产技术类逐步发展到地理风貌（如《钱塘江潮》《桂林山水》等）、工农生产（如《玉米人工授粉》等）、趣味科学（如《杠杆的作用》《睡眠》等）、艺术鉴赏（如《中国陶瓷》《春花笼鸟》等）等多类型、多片种兼顾的格局。

这些影片均由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审核监制，各制片厂利用下拨的计划资金完成摄制，并由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放映公司统一经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科影与苏联莫斯科科学普及电影制片厂于1958年联合出品了一部名为《阿拉木图—兰州》的科教电影，影片以一支中苏电影旅行摄影队沿着阿拉木图至兰州的新铁路干线一路行进为线索，以优美的画面介绍了沿线自然风光和新时期建设的新气象，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尝试中外合拍形式的科教片创作。

另一支重要的科教电影制作团队来自农业部。1949年6月，农业部成立了一支农业电影队，10月1日后更名为农业电影社。电影社最初以出品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幻灯片与图片为主要工作任务，随着农业生产对于科学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开始摄制农业科教片。其第一部电影作品便是《京郊小麦选种》（1951年）。影片围绕着选好种、育好粮的知识展开叙述，普及推广高效的田间片选与穗选技术。进入1955年后，电影社在人员与器材上逐渐扩大规模，并将工作重心向更具有宣传效果的科教电影转移，几年间拍摄了相当数量的农业科教片，记有《人工降雨器》（1955年）、《米丘林讲习班》（1955年）、《望城养猪》（1956年）、《棉花育苗移栽》（1956年），等等。这些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农业部所召开的会议的现场实录。农业部经常在一些农业示范地区召开经验总结会议，会上具有可复制意义的相关发现、技术与经验便被记录下来，以科教影片的形式广而告之。其二便是以专题的形式介绍某种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或技巧。

作为农业部直属管辖的机构，农业电影社早先制作的幻灯片以及科教电影等均通过农业部进行发行，直接对农村地区开展放映。自1956年起，为了统一部署管理，农业电影社制作的影片亦由文化部进行审核，并由中国电影放映公司完成后续发行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放映。

1958年至196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左倾激进的思想在各个行业中形成破坏性的后果。文化部本着电影事业大跃进的思路，提出五到十年内每省设有制片厂、每县设有电影院、每村设有放映队的全面设想。各个省市地区响应号召，纷纷开设制片厂，因陋就简开始科教电影的制作。

在这样冒进的大环境下，即便是上海科影亦未能幸免。在“大跃进”期间，上海科影制作了为数不少反映政治挂帅、破除迷信、土洋结合、敢想敢干的所谓“大闹技术革命”的纪录性科教片。成片数量在1958年达到了破纪录的133部，三年间摄制影片总计237部。这样高的产量实际上是对科学生产规律的严重背离。影片在制作时间局促的情况下，质量之低下在所难免。在影片内容上，亦大都以夸大工农业产能、表现群众革命斗志为主题，偏离了科教片最根本的科学本质。

在此时期，我国科教电影业亦有重要成果出现。1960年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下称北京科影）的成立，使得北京科影、上海科影、农业电影社（即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的前身）逐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了我国科教电影业制片环节的中坚力量。

随着中央认识到“大跃进”的问题，国家发展的“左”倾形势得以开始扭转。1961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会议，重新安排电影事业布局，前期草率建厂的制片机构陆续撤除，部分严重失实、背离科学精神的影片停止发行放映，纠正“左”倾错误的举措一一展开。1962年，中共中央科学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加强科学教育电影领导工作的批示》。根据其中的指示精神，科教片厂开始由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共同领导，以确保科教片在制作过程中坚守科学本性。同年7月，北京科影划归文化部领导，其行政管理工作与艺术创作工作由文化部管辖，科学内容审查由国家科委管辖。上海科影则具体由上海市电影局与上海市科委共同负责。如此崭新的布局使得中国科教电影业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出现了一大批经典科教电影作品，例如《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上海科影，1961年）、《知识老人》（上海科影，1962年）、《金小蜂和红铃虫》（上海科影，1962年）、《对虾》（北京科影，1964年）、《柞蚕选种》（农业电影社，1965年）等。这批影片制作严谨，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备，在国内外获得一致好评，获奖颇丰。

在精品迭出的大好形势下，为了扩大科教片的影响、增强其科学传播效果，各级各类科教电影宣传活动及时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63年3月14日，上海举办“科学教育电影展览周”，《知识老人》《台风》以及《奇妙的人》等18部科教影片进行了展映，获得了群众的喜爱与好评。同年6月8日至14日，“国产科学教育电影展览”与“全国科学电影宣传周”在全国十个城市内展开，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如此密集与大规模的科教电影宣传活动，是对我国科教影视业十余年发展的一个小结，在肯定其发展成果的同时，更扩大了群众对于科教电影的认知度与喜爱度，这对于科教影视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我国科教影视业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发展，逐步以两厂一社为基地，开始聚集起一支初具规模的创作队伍。羽奇、蒋伟、杜生华、王为光等人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成为一支生力军，为我国科教电影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