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18—1949：民办与官办并举的多元化探索

电影自1896年传入上海后，中国的电影业由放映舶来影片逐步走向本土化制作。时至1920年前后，随着工商业尤其是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上海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贸易与金融中心，社会财富逐渐充裕，盈余资本开始涌向电影这一当时的新兴行业。与此同时，作为开埠较早的城市，上海亦开文化之先，民众对于电影艺术亦是趋之若鹜。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充分条件，造就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第一个成熟期。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科教影视的诞生显得顺理成章。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因机缘巧合从一名美国商人手中购入一批摄影器材，便在图书出版业务之余，开始尝试电影制片。最初的作品均由照相部出品，题材以《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大游行》之类的新闻短片为主。1918年，为扩展产能，特别成立“活动影戏部”，一年后更名为“影片部”，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中资独资经营的大型电影公司。与其他注重商业盈利的电影公司不同，影片部秉承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思想，主要拍摄教育、时事、风景、新剧、古剧五大类作品，其中留有文字记载的教育片有8部，分别为《女子体育观》《养蚕》《盲童教育》《养真幼稚园》《技击大观》《慈善教育》《陆军教练》以及《驱灭蚊蝇》，均在1920至1923年间制作完成。以上教育片“都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摄制的。它们在内容上往往与该馆的教科书相呼应，而且影片的放映常常是配合某些讲演、宣传和报告来进行”。诸如《驱灭蚊蝇》一片的主旨便是介绍与推广南京东南大学附属昆虫局所发明的一种驱灭蚊蝇的方法，在进行卫生演讲的同时配合放映。就形式而言，这种教育片配合讲座、书籍的做法已与现代科教活动相当接近，而以教科书作为教育片衍生产品的做法，亦为现代所效仿。

由1920年起，商务印书馆更是自建摄影厂棚，逐步购置各类摄制设备，并着手经营发行放映、租赁器材、影片代制等拓展性业务，开创了中国电影业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经营的先河。1922年出品的《莲花落》（任彭年导演、陈春生编剧）便成功以6000美元的价格售出海外放映权，在美国进行了公映。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面上林林总总的电影公司数量急速增长，全国总计有175家，其中上海一地便拥有141家，电影市场进入了激烈的竞争状态。“明星”、“联华”、“天一”三足鼎立，成为电影产业的龙头，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商务印书馆的影片并未跟上商业化制作的潮流，经济效益欠佳。1926年，影片部由公司整体剥离而出，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但经营困顿、难以为继的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终于1927年停产歇业。

虽然商务印书馆从事电影制作前后不过十年，但这批以张元济、夏瑞芳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民族资本建立了开启民智的事业，更开创了中国教育片的历史，可谓意义非凡。一方面，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江浙沪一带还在放映《盲童教育》这类商务印书馆早期的作品，其教化民众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就经营模式而言，商务印书馆迈出了中国电影公司由外资兴办向自资独立的第一步，其自产自销的方式已经初显产业链垂直整合的形态。

继上海商务印书馆之后，电影产业内并未出现由社会资本成立的商业性教育片制作机构。进入20世纪30年代，一批有识之士组成的各类社会团体，对于推动中国科教影视的发展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于南京成立，由蔡元培任主席，并在上海、杭州、青岛等处设立了分会，旨在“多编制有益于社会的影片”。此类有益于社会的影片，蔡元培便定义为“教育电影”，由此制定了五款十五条制作标准，其大意包括：“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革命精神、建立国民道德”。其中对于灌输科学知识条款，细化为三条：“指示科学的日常应用、验证科学的自然现象、鼓励科学的研究精神。”可见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对于科学教育片的定位与功能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概念。

1933年，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于上海成立，引进发行了美、英、俄等国的科学教育影片200余部，免费向各地提供片源。片源数量经年不断增加，国产科教片随后亦加入了发行的行列。“先后有上海、南京、广州、杭州、浙江、江苏、安徽、山西、广东等省市的教育机构纷纷前来订约或租借，业务兴隆，影响颇大。”值得一提的还有镇江民众教育馆。该馆始建于1930年，办馆之初便以“辅导各县民众教育，实施公民训练，举办普及识字，推广义务教育”为目标开展了各类提高国民素质的活动。1931年起，为了增强教育效果，开始试行电化教育，电影成为电化教育的重要手段。1933年该馆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并设置了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向民众提供观摩科教电影的服务。“影片内容包括工农业、自然科学、体育卫生、地理风景等。例如：《无烟煤》《甜菜及甘蔗糖》《纸的来源》《跳远》《身体的构造》《保护牙齿》《鸟巢》《火山》《巴拿马运河》等。”镇江民众教育馆开全国之先，是首家专门设有科教电影放映服务的场馆，可谓现代科技馆的雏形。

30年代期间，另一支参与科教影视制作与推广的重要力量是高等院校，成绩突出者有金陵大学与大夏大学。前者设立的理学院拍摄有《蚕丝》、《陶器》以及《酱油》等教育片。《蚕丝》一片应美国教育部邀请，于1936年被翻译为英文版本，与美方交换，成为了我国第一部译成外文的科教影片。大夏大学则下设有教育电影系，陆续摄制了《科学养鸡法》《动物园》《纺织》等影片，影片拷贝均由当时教育部收购，发行至全国各省市。

1942年，在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建立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这是我国首个带有官办背景的专业科教电影制片厂。“抗战前后时期共拍了《重九》《谷雨》《家庭副业》《天府煤矿》《大足石刻》《台湾风光》《阳光与健康》等影片。”1949年，该制片厂随国民党当局迁往台湾。

另一所亦带有官办背景的是1946年成立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后更名为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由当时的国民党要员陈果夫出任董事长，以“发展农村电化教育”为目标，意在通过摄制农业科教电影，指导农民农耕技术、提高乡村文明水平。鉴于日趋紧张的时局，农业教育电影公司1948年即迁往台湾。

第一部称得上是中国人民科教电影的是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预防鼠疫》（袁乃晨编导）。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在接管原日本“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的基础上改建成立的。战争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批诸如《民主东北》之类的战争新闻片，《预防鼠疫》便是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展开细菌战、造成东北地区鼠疫横行的情况下及时摄制的，是电影工作者在共产党领导下摄制的首部带有科教意义的作品。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18年至1949年，我国科教影视处于萌芽状态，期间以商务印书馆、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金陵大学等为代表的各股社会力量以弘扬科学、教化大众为己任，摄制与传播科教电影，是中国科教实践的先驱者。国民党政府兴办的科教电影制片厂起步较晚，运作不久即随着国民党的败退离开祖国大陆，未发挥出太大作用。

若以产业的身份来考察这段时期的科教影视业，可视其为产业化发展的初期探索阶段。其特征表现为如下几点：其一，生产与经营主体多元化，民办与官办机构互补，资金来源广泛而复杂，运营目的突显公益性。商务印书馆属于社会资本商业化经营，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亦追求经济效益。大夏大学与金陵大学均为私立院校，经费依靠自身筹集，所摄制的影片实质上是学生学习实践的产品，除了教育部以统购统销的形式完成发行放映外，很难进入商业市场流通。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与东北电影制片厂三家专业制片厂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官办色彩。虽然各个生产主体经营目标有所差异，但都突显出科教影视业公益性。其二，产业链尚未完善，盈利模式并不清晰。除了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在经营期间，做出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尝试外，其他民办机构各自只侧重于制片、发行以及放映中的某一环节，均未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三家专业制片厂亦未见有效的商业化。其三，市场集中度低，准入门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