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花晖出版新著,请导师作序,使我有机会谈谈对科教影视的认识。

自1992年以来,我国参照国际通行指标,累计进行过九次公众科学素养(Science Literacy)调查。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公众具备基础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约20倍;近年来逐步提高,2003年为1.98%,2010年为3.27%,2015年为6.2%。十年前,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20》。在科普领域,影视作品凭借形象化及覆盖面广的优势,受众数量之巨是其他形式难以企及的,理应担当排头兵职责。早在1896年,俄国大作家高尔基首次观看电影后曾预言:“可以肯定地预示,由于这个发明具有惊人的新颖性,它将获得广泛的发展。它一定能够为一般的科学任务服务,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发展人们的智慧服务。”今天重温高尔基这番预见,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中国电影界在题材方面历来有约定俗成的划分,如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青年题材、女性题材、儿童题材、体育题材、爱情题材、改革题材、反腐题材等等,唯独“科学题材”鲜见。按类型片样式来看,与科学题材沾边的主要有科学家传记片和科幻片。迄今为止,国产片银幕上的科技名人并不多,古代的有《李时珍》(1956)、《鲁班的传说》(1958)、《毕昇》(1981)、《张衡》(1983)、《李冰》(1984)等;现代科学家有《李四光》(1979)、《邓稼先》(2009)、《袁隆平》(2009)、《钱学森》(2011)等。国产科幻片一向冷门,数得出的仅《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大气层消失》(1990)等寥寥几部。20世纪80年代,电影界老领导夏衍曾给上影厂布置命题作文:“你们有两个题材可以写,一个是徐光启,明朝的大天文家;一个是黄道婆,她发明了纺织机械。”然而,这两个题材至今依然空缺。这里明显受到两个瓶颈的制约,一是编导功力能否胜任,二是制片方有无魄力投产。不妨举两部外国影片,一部是美国影片《美丽心灵》(2001),塑造一位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孜孜不倦研究博弈论和微分几何学,结果一鸣惊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部是日本影片《天地明察》(2012),讲述江户时代日本著名天文历学者安井算哲的传奇故事,他历经二十年潜心钻研,终于创立日本“大和历”,编导将深奥的天文历法故事拍得通俗易懂,励志热血。

科教影视如何增加观赏性吸引观众?关键在于确立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美国Discovery频道推崇科学理性与娱乐大众相融合,践行“infotainment”和“edutainment”路线,即information(知识)、education(教育)、entertainment(娱乐)三位一体,以此来满足现代人的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赢得全球电视观众的青睐。科学题材涉及科技知识传播,创作难度在于运用深入浅出的叙事手段,将认知层面的科学知识有机溶入审美层面,让观众不觉得费解乏味。1929年,上海《明珠》杂志载文《儿童影片的剧本选材问题》,列出一种“科学故事剧”,要求创作者“把与儿童日所目触的天然界诸物,用些手段,将天然界的研究——分有生机和无生机二种,用精密的穿插,使其自一个故事里表现出来”,因为“它本身的解剖在儿童方面是感不到兴味的,必须自另一方面的趣味故事中插入,才能使儿童们不至厌倦!”前辈所言,与当今倡导“科普就是讲故事,讲科学的故事”不谋而合。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1961)充满童趣,全片通过小蝌蚪找妈妈一波三折的过程,让孩子们明白青蛙如何生长,同时也知晓了金鱼、螃蟹、乌龟、鲶鱼等外表特征,是一部具有科普意味的动画佳作。茅盾先生当年赋诗一首给予好评:“蝌蚪找妈妈,奔走询问忙。只缘执一体,再三认错娘。莫笑蝌蚪傻,人亦有如此。认识不全面,好心办坏事。莫笑故事诞,此中有哲理。画意与诗情,三美此全具。”令人感慨的是,如此精美的知识性动画片已经消失许久了。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协主席,大力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传播。他曾建议每一个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后,要写一篇相应的科普文章,还倡议建立“科普学”。钱学森认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如果没有很高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就不可能进入自由王国。他特别强调:“不是几个人,而是全体人民都要有一个很高的认识世界的水平,所以要对全民进行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教育,这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内容。”

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影视工作者唯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科学知识,方能游刃有余地进入高科技提供的创作空间,以一种全新眼光去捕捉科学之美,提升影视节目的科学含金量。尤其随着新媒体时代降临,影像视频凸显极大的社会需求和庞大的目标受众。通过科普影像提升中国公民科学素养,为科技传播创新提供了机遇。最新调查显示,网络是人们最喜爱的科普媒体,所占百分比为37.1%;电视居次,所占比例为25.5%,两者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科普平台。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事故发生后,与核能有关的科技知识顿时吸引公众纷纷主动搜寻资料。有识之士提出,特殊情况下的“应急科普”更能抓住公众,更有针对性。我认为,换个角度还可提出“民生科普”的理念,即贴近民众,从日常生活及社会新闻中及时捕捉科普话题,满足人们的求知欲。

以上所述,均系我基于内容层面对科普影视的思考。花晖的研究另辟蹊径,从科教影视产业化入手,探讨科教影视如何在市场环境中求生存,如何以产业姿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的重要命题。花晖结合影视学、传播学、传媒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学,充分把握我国科教影视产业现状,运用价值链理论,就优化产业结构,有针对性地提出“双重产业链”策略并提出在此基础上整合数字影视资料库、网络游戏库、线上营销、版权交易为一体的集成平台,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及手段,推进我国科教影视产业做大做强。

2011年花晖由香港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任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主攻科教影视与科技传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我负责的科普影像工作室得力干将,一起拍摄制作《科学来了》系列微电影,切身感受科教影视创作与传播的甘苦。这部书稿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完善,为我国方兴未艾的科教影视业添砖加瓦。

李亦中

丙申年新春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