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1977—1990：中国科教影视的复苏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回到正轨，重拾复苏的道路。在这十几年间，电影事业逐步恢复生产，亦开始了一些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市场化尝试，吹响了我国电影业由事业向产业转型的前奏。

1977年12月，文化部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科教电影工作会议，各大制片厂均有参与，会议为在文革期间遭受歪曲的影片进行了正名。之后，三大主要科教电影制作基地，连同北影、长影等几家故事片厂，在文化部的领导下，逐步恢复科教片的生产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而开创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时代的强音，“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在这样的新起点上，我国的科教影视业迎来了第二个高潮。

1979年2月，文化部、教育部连同中国科协召开科教电影事业规划会议，在之前的全国故事片会议后，第一次在科教电影工作者中提出了科教电影需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服务”的新要求。这一思想成为我国科教影视新时期的创作指南。紧接着在同年3月，中国科学电影协会正式成立，一方面展开调查研究，进行科教影片的选题工作；另一方面，则协助各地科协做好科教片的放映管理工作。

紧接着的是一系列动员大会。上海和北京两地分别召开了创作研讨会，为重新开始的生产工作进行思想上的动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评协会亦召开座谈会，与会代表主要为电影期刊与报纸的行业记者。会上大家达成共识：目前科教片数量少，发行放映差，宣传不够，搞舆论的要鼓吹和支持。另一方面，亦提出了科教片人才培养的问题，对影视院校缺乏有效的科教影视教育体系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可以看到，这一系列会议，都抓住了科教影视业发展所亟需解决的几大关键性问题，即使现在看来，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思想上得到了解放，发展的道路豁然开朗。1980年代，除了三大专门的科教电影制片厂外（农业电影社于1981年更名为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下称中国农影），全国乃至地方各个电影制片厂均加入了制作科教电影的行列，以满足四化建设对于科学知识迅速增长的需求。在这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下，全国科教电影的产量自1978年起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迅速攀升至年产量289部，并于之后十数年内保持在约300部的高位，是同时期故事片产量的数倍。

随着产量的大幅提升，科教电影也打开了全新的创作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题材进一步扩充。在推广传统的工农业生产技术、普及大众生活常识外，对于新兴科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介绍。如《遗传工程初探》（上海科影，1980年）、《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北京科影，1980年）、《细胞重建》（上海科影，1983年）、《崛起的第三金属——钛》（北京科影，1985年）等，开辟了我国科教片题材的新领域，作品的意义由解决实际问题、普及科学常识，拓展至传播探索精神、弘扬科学思想的更宏大目标。其二，摄制技术的全面革新。与一般的故事片相比，科教电影在制作过程对于摄制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经过多年的学习与经验积累，我国科教电影在摄制技术上已经达到了较为先进的水平，已能熟练地运用显微拍摄、水下拍摄、航空拍摄、延时拍摄等各类技术，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视觉效果。其三，中国科教电影逐步走入国际视野。一方面是中国科教电影走出去。科教电影界组成代表团，多次出访考察，吸取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出访时亦会携带经过翻译的中国科教影片在国外进行展映，扩大影响。同时，中国科教制作队伍亦开始迈出国门，前往欧洲、非洲，甚至南极等地进行拍摄，完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科影，1982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上海科影，1984年）等一批优秀作品。1983年10月，中国正式成为了国际科学教育电影协会会员国，中外交流的范围更广、频率更高。在多次参与的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地的科教电影节以及相关竞赛中，中国科教片亦屡创佳绩，1979年至1985年间，共有23部作品在国际影展上斩获30余个奖项，中国科教片逐渐为国际科教界所熟悉与认可。另一方面是国际科教电影走进来。日本、美国、朝鲜等多国专家以及科教电影制片厂的代表，陆续来我国展开访问，交流创作经验。在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的支持下，中国与日本以互派摄制组的形式，完成了《访日见闻记》（北京科影、日本岩波映画制作所，1981年），这为科教片的跨国合作进行了一次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与此同时，长期受计划经济框架制约的电影业亦尝试迈出改革的步伐。1979年8月，文化部连同财政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并获得批准。此报告一方面确定了中影公司在整体电影行业中的领导位置，规定各地发行放映公司接受中影公司和地方文化部门的双重领导；另一方面，提出了发行放映单位新型的利润分成模式：20%归财政收入，80%用于发展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这项规定的亮点在于，地方公司从此有了对经济效益的考量，运营盈余可用于自身的影院建设，这对于其开展地方电影发行工作的积极性无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1981年3月，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议在长沙召开，中影公司就贯彻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小集镇影院建设的精神进行了部署，力争尽快改变农民一贯以来看露天电影的简陋状况。会议精神得到了相当好的落实。至1982年初，全国农村小集镇影院的数量已由原先的2000余家翻了一番。我国电影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有广大市场的科教电影业，由此受益匪浅。

随着科教电影业强有力的复苏，电视作为一种新兴媒体，也开始加入了全民科教的行列。1979年8月，文化部、教育部以及中国科协共同召开科教电影选题工作会议，中央电视台（下称央视）便列席。此次会议产生了希望央视协助播放科教电影的动议。1981年2月，一份名为《关于改进电视台提供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的意见》的文件由文化部与中央广播电视局联署下发。遵照此文件精神，央视每周逢单日播放半小时左右的纪录片或科教片。虽然此时电视平台上播放的大都为科教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作品，但由此，电视媒体开始作为科普的工具介入大众的生活，这对于科教影视的传播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我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对于科教影视业而言，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过程中，各行各业对于科技的需求越发强烈。1985年9月国家科委出台“星火计划”，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863计划”，1988年8月国家科委再次推出了“火炬计划”，一系列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以科学促进生产振兴经济的举措，使得我国的科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在这样的形势下，科教影视业的发展充满动力。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的是，改革开始深入各个领域，市场化大潮亦冲击着文艺领域。电影商业化运作的趋势开始显现，科教影视业亦无可避免地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经济结构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加大，对科教影视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1986年起，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电影局划归至广播电影电视部，以便于在改革期间更有效地管理日益壮大的影视业。由此，科教电影制片厂与电视台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统一部署下，展开新的布局。

1987年2月，全国首次科教片宣传发行信息交流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便是今后如何在发行与放映环节更好地开展工作。大会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上海科影主办，全国各省、市、地区各级发行放映公司均有与会。会上各方形成一个重要共识：过往的影片的制作、发行、放映遵循着由上而下的运作模式，发行公司对于制片厂的制作并没有发言权，只能按部就班地按计划完成发行放映，而这一点往往与市场需要脱钩，造成发行受阻或是影片并不受市场欢迎。在改革的新形势下，更需要拍摄人民群众关心的知识、社会建设需要的技术，从而加大发行量，扩大影片的社会与经济效应。同时，我国农村开始新一轮改革，提高产量、改良品种、新型农技等一批能够使得农民受惠的影片应该是农业类科教片的重点，帮助广大农民致富才能使科教片在农村开辟更大的市场。由这些会议总结可以看出，此时的科教影视工作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开始自觉地打破过往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思路与做法，逐步树立起市场导向意识。

1987年2月14日，在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的共同协作下，全国首届农林科教电影汇映月拉开序幕，这是对当时科教影片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市场对于创作者思路的一次考验。影展上推出了诸如《地膜覆盖》《棉花麦后移栽》《桑基鱼塘》《家庭养鸡》等大批紧密切合农作生产实际的影片，受到了农村观众的热烈欢迎。整个汇映月期间放映科教片200部、148万场次，观众达11.3亿人次，可谓科教界的一大盛事。各省市、地区亦随即展开了不同形式的科教电影汇展：1989年1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科协等联手举办的全国“人口与健康”科教电影汇展，放映影片110余部，吸引了超10.8亿人次的观影量；上海科影于1987年至1989年每年举办“科普三夏”电影放映活动，令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种类的科教电影，掀起了社会上的科普热潮；中国农影于1989年3月举办了“农业影片展映活动”，而后在1990年举办了科技兴农影视汇映活动。与此同时，我国科教电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国际科教电影节的银幕上。1986至1990年期间，共有49部影片获得107个奖项，中国科教电影制作已经问鼎世界一流水平。于内于外，我国的科教电影业都显示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必须看清的是，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改革的步伐已经悄然逼近，一个生存的问题逐渐浮现。长期以来，科教影视业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主体，却没有获得与公益事业同等的财政支持，运营经费仅仅依靠截留故事片的盈利，而当故事片走上商品化道路后，截留盈利自然不再可能，这就意味着科教影视业将被断粮，连维持最基本的生产都将捉襟见肘。1983年10月，文化部下发《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纪要》，其中提到：“科教片生产，今后全部改为代制片，由需要部门出题、出钱，向科教片厂定制”。这就完全颠覆了科教制片厂由国家拨钱、自定主题、成片后即有统包统销的惯有模式，而转为在市场中找需要、向客户要经费。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情况是：进入80年代后期，电影市场萎靡、制作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影视行业整体的不景气，科教影视跟随市场大环境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曾经数量达到20余家的制作机构逐家停产，只剩下上海科影、北京科影、中国农影以及八一科教片室依然专业从事科教影片的制作。面对改革后出现的困境，当时业内普遍的呼声是：对于科教厂实行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辅以较多的行政与社会资源，以更好地体现其公益性。亦有建议提出：在电影发展基金中，划拨部分专用资金用以扶持科教电影。但这些建议在市场化大潮下，都并非长久之策。在越来越快的改革步伐中，科教影视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