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围城

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400年

其他的地区美丽辽阔，其中不乏人居的村落；因为这片土地出产大麦、小麦、各种豆类、小米与芝麻、充足的无花果，还有丰富的葡萄可以酿造优良的甜葡萄酒，事实上，这里除了橄榄，什么都能出产。

色诺芬（Xenophon），《长征记》（Anabasis）

雅典人围攻拜占庭；他们先用栅栏将城市团团围住，然后从远处投射或从近处攻击城墙。雅典人发现他们使用武力毫无进展，于是转而劝说一些拜占庭人背叛……

色诺芬，《希腊史》（Hellenica）

两千四百年前，拜占庭遭受着两位敌人持续不断的侵扰。一个是围城，另一个是来自西方，却想在东方扬名立万的男人。

公元前5世纪，拜占庭成为各方垂涎的目标。由于拜占庭深具价值、吸引力与用处，古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总是把这里当成大显身手的舞台，例如身兼统帅与作家身份的色诺芬，还有卡里亚（Carian）副总督摩索拉斯（Mausolos），他曾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陵寝上（摩索拉斯的陵寝是古代世界奇迹之一），以及极端、拥有卓越的才能、不甘久居人下的雅典叛将亚西比德（Alcibiades）。

亚西比德出身贵族，由斯巴达奶妈带大，他的恶名传遍了古典世界。亚西比德与哲学家苏格拉底有袍泽之谊，他自称是苏格拉底的情人，但他在各方面都与这位雅典思想家大相径庭。亚西比德不负责任、纵情声色、毫无节制、行事高调、放荡不羁、声名狼藉，被古代作家形容为“广受民众喜爱的雅典僭主”。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曾经写道，雅典民众“渴望他，痛恨他，却又希望他回来”。他令人气恼又难以抗拒，人们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他穿着紫色斗篷，大摇大摆走在雅典街上，完全不管这种不民主的姿态引起的非议，他拒绝吹奏欧洛斯（aulos，有点类似今日的双簧管），因为那样他就必须皱起嘴唇，这会让他失去吸引力。他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酒，根据喜剧诗人欧波利斯（Eupolis）的说法，亚西比德还掀起了晚餐时朝壶里撒尿的风潮。公元前415年，他率领雅典军队在西西里打了一场战役，损失惨重。由于雅典街头赫尔墨斯（Hermes）神像的头部神秘地遭人破坏，不在雅典的他因此被指控犯下亵渎神明的罪行。此后，亚西比德投靠雅典的劲敌斯巴达，与对方交好，甚至让斯巴达王后怀了身孕。之后，他转而逃往东方，最后抵达小亚细亚，成为波斯总督提萨斐尼（Tissaphernes）的双重间谍。亚西比德惹人注目、口齿不清，对于自己喜爱的事物极为坚持，他把拜占庭及其邻近地区视为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似乎在此如鱼得水，不久便频繁穿梭于欧亚之间的水域。

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与斯巴达二十年的恶战让雅典民穷财尽，乐观的情绪也消磨一空。因为肆虐的瘟疫，雅典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现在不仅国土日蹙，盟友也纷纷叛离。交战双方对待战俘的方式已不再顾及以往希腊人的荣誉规章——虽然同是希腊人，沦为囚犯后不免遭到烙印、挨饿，甚至被石头击打致死。东方一些有权势的商贩发现希腊人因为内争陷入虚耗，于是再度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西方。萨拉米斯战败之后过了两代，波斯人卷土重来。亚西比德拥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总会为自己留下后路。他运用间谍、外交人员与使者的关系网络将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甚至建议雅典放弃民主实验，与波斯结盟共同对抗斯巴达。雅典不采纳这项大胆的谏言，反而仓皇失措地发动了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内战，雅典人投票废除了民主制度，还在斯巴达夺取拜占庭这类重要城市时眼睁睁地看着亚西比德——昔日雅典的杰出人物——把停靠在萨摩斯岛的船舰收编为他私人的海军。一阵炙热的强风吹过东地中海——众人感到前途未卜。

色诺芬生动地描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阴谋诡计，双方为了争抢战利品，在陆地与海洋上争斗不休。他的作品读来令人感到兴奋，仿佛身历其境。我们看到波斯将领骑着战马跃入海浪之中，海水深达马颈，令马儿惊恐不已；我们也看到像亚西比德这类纵横捭阖的人物在海上来回穿梭，在这里协商谈判，在那里恐吓威胁。这些古代人为什么如此充满活力地以拜占庭为中心东奔西跑，这点倒是不难理解。无论在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还是金角湾，任何一艘船只都可以以拜占庭为据点，怀抱着目标去乘风破浪，在深蓝的海水中溅起白色的浪花。对于充满信心、活力四射的水兵来说，拜占庭这块土地像是一处广大的、能让他们飞黄腾达的冒险之地。

从这点来看，亚西比德可以说已经“成了米底人”（Medised）——他投靠了波斯人阵营。波斯人与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一样，都深深为亚西比德的魅力折服。波斯人封他为大臣，还以他的名字为美丽的花园命名。然而这名身材魁梧、引人注目的男子的朋友与亲人毕竟还在雅典，他也想恢复自己在雅典的名声。现在，他对于欧亚间这块波涛汹涌的水域已相当熟悉。亚西比德反复无常，公元前410年，他率领雅典舰队在马尔马拉海的亚洲一侧打赢了基齐库斯战役（Battle of Cyzicus，附带一提，古代一直流传一种说法，认为伊阿宋的阿尔戈号的石锚就陈列在基齐库斯），并且协助在海峡的中间点，也就是靠近拜占庭以及今日称为“少女塔”（Leander's Tower）的地方设立（或者说恢复）海关——向所有经过的货船收取占货物价值10%的税金。管理海关的地点设在雅典已经收复的克鲁索波利斯，税金的征收可说是滴水不漏。亚西比德开始把大批财富运回母邦，很快，他又会有向母邦奉献更多战利品的机会。

情势一目了然，除非雅典从斯巴达手中夺回“盲者之城”迦克墩和拜占庭，否则经由黑海运补谷物的生命线很可能会被切断。控制海峡，控制运送谷物的船只使其能顺利抵达东地中海及其边缘的各个城市，是帝国赖以维持的手段。雅典首先派军队围困迦克墩。亚西比德一开始未现身，但在中途参战，他支持和他一起率军的将领斯拉苏卢斯（Thrasyllos），之后又离开前往赫勒斯滂，在当地征用物资，结交具有战略地位的朋友，而他的独断专行惹出了不少麻烦。在返回雅典控制的克鲁索波利斯之后，亚西比德重整旗鼓，他运用自己绝佳的魅力说服一些城市倒戈，如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塞里姆布里亚，并且加入雅典战友的行列决心收复拜占庭。

拜占庭已被斯巴达正规军占领，现交由斯巴达混合部队控制，包括曾在军队服役而后获得自由的斯巴达前奴隶，还有一些尚未取得斯巴达市民身份的人，墨伽拉人、维奥蒂亚人与拜占庭人——这些人都听命于精神有些不稳定的斯巴达人克里巧斯的指挥。克里巧斯被派驻拜占庭已有两年，专为防止雅典反攻而进行准备。公元前408年年底，冬季气候十分恶劣，亚西比德率领5000人左右的军队围剿拜占庭。与几个月前在迦克墩周围修筑的工事类似，他在拜占庭外围立起一道攻城围墙，将狙击手部署在战略位置上，攻城梯准备就绪；此外他还针对港口中的伯罗奔尼撒船只进行骚扰。此时克里巧斯不在城内，他已搭船离开拜占庭前往波斯请求增援。城内与克里巧斯意见不同的派系利用这个机会试图与亚西比德这名大名鼎鼎的勇士订立城下之盟。围城期间，城内早已酝酿了一股愤愤不平的情绪：强硬的克里巧斯总是把最好的粮食分配给伯罗奔尼撒同乡战士，等到最好的粮食分完了，就把较多的粮食分给自己人。斯巴达在拜占庭的驻军衣食无缺，但当地人却挨饿受冻。亚西比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了城内的状况，总在关键时刻获得贵人相助的他马上嗅到了获胜的良机。

紧接着，说法出现了分歧。色诺芬简要地告诉我们，亚西比德用甜言蜜语哄骗城内守军，城内的间谍在夜里打开城门，让昔日的敌人进城。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culus）讲的故事则较为复杂，他提到雅典舰队先佯装撤退，然后又攻击拜占庭港口掩护陆上内应发动叛变。当拜占庭驻军发现上了当时，城内亲雅典的人士已经开门让亚西比德及其部队进城——这名足智多谋的雅典将领早已答应宽待不抵抗之人。

无论哪种说法为真，亚西比德确实运用计谋而非野蛮的武力攻下了这座数世纪以来曾经阻挡许多来犯敌人的城市。这名深受人们喜爱的特立独行之人凭借一己的魅力收服了这个地区最具战略价值的据点，为他的征服战绩再添一笔。

波斯在这个地区仍有可观的影响力，而亚西比德向世人显示了他的智谋足以操纵这股力量。亚西比德表明，雅典人是因为他才获得胜利。雅典需要像他这样的传奇英雄，才能控制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要塞。征服过程中，亚西比德顺便袭取了克鲁索波利斯作为征税点，借由向来往于马尔马拉海与黑海之间的船只征收通行费而获取稳定收入。回到雅典，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谨记亚西比德是返乡英雄，给予了斯巴达人沉重的打击。

无论亚西比德是否真能独揽所有的功勋，光是收复拜占庭与迦克墩，使谷物能顺利送到比雷埃夫斯（Piraeus），进入雅典人的肚子，就足以让这名浪荡子将功折罪获准返乡。当亚西比德近乡情怯地接近比雷埃夫斯港时，这个坏小子获得了热烈欢迎，民众依然视他为英雄。我们得知，当亚西比德在集会场里的五百人会议上发表演说，然后又到普尼克斯（Pnyx）参加公民大会时，雅典群众开始喊叫，为他的归来欢呼。公民大会随即通过，亚西比德可以取回被没收的财产，而注明他罪状的石碑也应倒置丢入海中。

然而，不出四个月，亚西比德又回到了东方。雅典母城无意停战；陷入虚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近尾声。雅典的巨大雕像，包括帕特农神庙里的雅典娜神像的闪亮饰物已经全熔成了钱币。公元前405年，在埃戈斯波塔米（Aegospotami）——位于离拜占庭约241公里的海岸边，离日后的战场加里波利只有大概9.7公里——爆发战役，获胜的斯巴达海军将领吕山德（Lysander）与他的士兵终于掌握了海战的诀窍。此时的亚西比德已俨然成为色雷斯的割据势力。他急忙针对雅典海军将领忽略的地方提出忠告；他说，在地貌单调且毫无隐蔽的地方，任由雅典三列桨座战船暴露在外简直荒谬透顶。雅典人不理会这位非正统英雄忧心忡忡的谏言，反而一意寻找补给品。此时斯巴达人发动攻击，俘虏了所有船只，只有两艘船幸免于难。所有在船上的雅典公民——可能多达3000人——排成一列，当场遭到处决。

克里巧斯——据说他是个嗜血成性的威权主义者——再度成为拜占庭的僭主。拜占庭居民，包括在战争中失败的雅典人，显然希望由斯巴达重新控制拜占庭——或许他们顺带想起了建城祖先墨伽拉人的多利亚渊源。结果，许多拜占庭贵族被冷酷无情的克里巧斯处死。少数可能被证明为亲雅典的人士趁夜逃走，最后返回雅典。

与此同时，在拜占庭的对岸，被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作为基地的克鲁索波利斯经历了最后一场旋风般的行动。斯巴达、雅典及其盟邦伤亡惨重，许多希腊人不愿继续厮杀下去，于是转而向波斯人效劳，成为他们的佣兵。在这支拥有一万人的杂牌军当中，有一个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他就是将领兼历史学家色诺芬。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为危害国家的罪名在雅典服下毒菫汁而死。同年，远征的一万人历经艰苦回到克鲁索波利斯，还贩售起了他们的“战利品”（在安纳托利亚制作的带有铭刻的大型贵金属容器，此外还有牲口与奴隶）。原本协定的计划是让这群疲惫不堪的战士搭船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拜占庭，再经由安全的路线返乡。色诺芬与他的佣兵袍泽满怀感激地踏上欧洲大陆，他们闻着故土的气味，并且急切地聚集在拜占庭斯拉基恩门（Gate of Thrakion）前的开阔土地上。然而，拜占庭当局并未给予他们马匹需要的饮水、包扎伤口需要的纱布、返乡需要的旅费，反而轻慢地清点人数，然后强迫他们解散。你可以想象这群军人的埋怨声，之后埋怨升级为愤愤不平。一怒之下，这支军队将目标转向拜占庭，驱逐了该城的高级指挥官。在这场令人倦怠的战事中，有人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建议：色诺芬应该挺身而出，担任拜占庭的僭主——他可以根据他敬爱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立下的原则，在此地建立符合道德的新文明，并且创建如色诺芬自己在作品中描述的苏格拉底式的王制。但色诺芬跟苏格拉底一样，早已习惯拉科尼亚式的（即斯巴达式的，源自斯巴达的拉科尼亚[Laconic]）地方观念。色诺芬指出，拜占庭是斯巴达控制领域里一个由斯巴达人统治的多利亚式城市。如果佣兵接管此地，那么几个星期内，这里将成为愤怒与攻击的焦点。色诺芬说服了士兵不要发动全面性的攻击。

色诺芬原本计划搭船返回吉雄（Gytheion）。在几世纪前的英雄时代，据说帕里斯（Paris）与他诱拐的海伦就是从这个斯巴达小港口私奔的。色诺芬再度受骗，最后接受斯巴达的雇佣，参与了波斯与斯巴达在小亚细亚的博弈。

混乱的政权递嬗、仓促发起的自决行动与摇摆不定的忠诚，这一切都显示这个时期的拜占庭（以及它的卫星城市迦克墩与克鲁索波利斯）只享有集结待命区和中途休息点的地位。它们是战略要地，但缺乏自己的战略家；它们的地缘政治价值太高，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成为外人觊觎的主要目标。在这段历史时期，拜占庭接二连三地遭受围困，而且不断受到外人的无理干预。

这个时期内容最包罗万象的工程学作品是公元前280年出生的费隆（Philo Mechanicus）所著的《力学总览》（Mechanike Syntaxis）。费隆是拜占庭人，而这或许不是出于偶然。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说明围城的最佳应对方式、攻城器具的设计、港口建筑与投射武器的建造，还介绍了能反复发射的弩。有趣的是，费隆提出的应对围城的两项建议是确保有充足的医生处理不可避免的创伤，以及拥有足够多能破译密码的人将信息传递出城外。拜占庭在地理条件上占有优势，但有时这个恩赐对当地居民来说却是一种诅咒。

在东方约9656公里的地方，一处新考古遗址透露了拜占庭此后的前途，又或者说是它的救赎。

2002年，在中国洛阳市王城广场挖掘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墓葬坑。24匹马被殉葬在周王的豪华战车前面，时间大致与亚西比德围困拜占庭同时。这些殉葬的马经由大草原输入中国，称为“天马”，据说是龙与母马生下的后代，流着汗血。东方对这种天马的渴望，刺激了贸易链。这条贸易链沿着我们今日说的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安一路延伸到罗马帝国边境，拜占庭是它在西方的一个节点。洛阳墓葬坑如鬼魅般预示了被围的拜占庭的未来景象。在渴望得到远方象征身份的商品的刺激下，国际贸易将形塑拜占庭的性格、名望与地位，使其成为联结遥远东方与蛮荒西方的城市。拜占庭会成为一座值得奋战与保卫的城市，而不只是地理位置优越的战利品。由于拜占庭位于两个大陆的边缘，情感上，人们希望住在这里；经济上，这里也有巨大的潜力等待被发掘。

但拜占庭首先要为自己赢得名声，成为一座精神、享乐与罪恶共存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