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如何评价陈独秀，是研究和编撰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一个重要问题。陈独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功劳很大，错误也不小。对陈独秀，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以期作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不仅关系到对我们党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关系到对我们党早年历史的认识，还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贯彻。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83]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讲的是“修中国历史”，不是“修中共党史”。区别何在？区别在于陈独秀不但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的，把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放得很高。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对他作出更加公正评价的时候了。这个“公正评价”，不是完全推翻过去的结论，当然也不是完全维护历史上的说法，而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全面、客观、历史地看待党史人物。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的解密，随着历史资料的挖掘，对陈独秀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要十分重视新解密的历史档案和新发现的历史资料，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过程，在“实事”的基础上“求是”，目的是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总结好历史的经验教训。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至五大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是建党初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不管是他的贡献和积极方面，还是他的错误和对革命的消极影响，都是和党的早期历史紧密相连的。因此，深化对陈独秀的研究是深化党的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有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不成熟的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革命的曲折就很大，经验教训自然就多。因此，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出现的曲折，应该历史地看，要把曲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来研究，注意搞清楚曲折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注意对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进行具体分析，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把握历史规律，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定要防止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
列举以上这些理由，只是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一些错误失误是客观的，但并不是说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完全是由历史造成的，个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不能说陈独秀在那个时期没有错误。我认为从现有档案和材料看，应当说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使党的事业遭到很大挫折。这应当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强调客观历史过程对人的认识的限制或束缚，但也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于客观条件。我们研究任何一段党史和任何一个党史人物，都应当取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说，党的幼年时期情况特殊，领导人犯错误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具体分析，领导人应当承担那些本来可以避免错误但事实上没有避免时的责任。
当然，对大革命的失败，我们不能把责任都归到陈独秀头上。应本着对当时历史客观形势的分析，而不是更多地从个人方面去追究。比如，还有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责任，有当时党中央机关的集体责任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然而，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这个重大责任是指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有的也是直接责任。这也是明显的历史事实。其实，当时党内有很多正确意见，他没有听；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一些错误决议，他也是赞成和执行的；他本身也有错误的主张。这就是本来可以避免但由于他个人原因没有避免的错误。但他是不是过去说的投降主义，要看历史，重事实，重证据，不能扣帽子。总之，对陈独秀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要正确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