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1.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的。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即革命应走什么道路？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

随着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国广大的城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大资产阶级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的损失。1927年4—5月中共召开五大时，有党员近60000人，到年底只剩下了10000人。党员中“牺牲的有两万六千多人，坐牢的有六千人”[1]。面对极端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期加入党的“同路人”纷纷动摇起来，离开党的队伍[2]；有的还到反动报刊上去进行自我“忏悔”，攻击自己崇奉过的信念，更坏的甚至公开投敌叛变，出卖共产党员、出卖革命。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许多党员临难不苟，慨慷赴死。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郭亮在给妻子的遗书中说：“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吾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中共韶山支部的党员钟志申在遗书中写道：“当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志。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牺牲生命，把一切献给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我知道，我的牺牲不会白牺牲，我的血不会白流，因为血债需用血来还。党会给我报仇。要记住：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啊！”他们所表现的这种坚定的革命精神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许多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英勇地牺牲了，许多幸存者仍然冒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3]。他们冲破白色恐怖统治的高压，勇敢地在黑暗的中国，独力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在革命的危难时刻，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分子，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如徐特立、叶剑英、贺龙等[4]，先后加入党的行列。

如果说，对于敢不敢坚持革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那么，对于怎样坚持革命即革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弄清楚了的。而这个问题要是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坚持革命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艰苦、曲折的摸索，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才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革命才得以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

中国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继续。这两个革命有许多基本的共同点。比如，都是无产阶级领导，都建立了工农联盟，都进行了暴力革命，等等。与此同时，它们又有若干重要的不同点。除了革命的性质不同，即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是民主革命以外，革命所走的道路也有两点不同。这就是：第一，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进行暴力革命的方式不同——一个是先进行合法斗争以教育工人、生息力量，而后进入起义或战争，一个是基本上一开始就进行武装斗争，而且是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第二，革命的进攻方向不同——一个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一个是先占乡村后取城市，即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并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

中国革命走上这条独特的胜利发展的道路，正是依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对此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最为杰出的贡献。

2.为开辟革命的新道路进行的艰苦曲折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党的主要力量是用于发动和组织城市工人运动方面。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强调，“政治总是以大城市为出发点”，因此，工农群众整个的解放运动亦“发动于大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只是“工人群众要得胜利，必须有广大的农民为后盾”[5]。“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6]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恰恰在于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和革命武装的领导权。

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指出，“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而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7]。会议向全党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8]的任务，并且把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确定为党的总方针。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革命的武装斗争发动了。“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9]；与此同时，党的农村工作加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起来。这样，就使党在政治上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当时的党并没有能够及时地根本解决“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首先，八七会议提出要“建立工农革命军”，却又认为它“只能当做工农武装的副力看”。许多人囿于十月革命的具体模式，以为应先做好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后举行武装起义；不懂得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争取群众的工作主要的只能在战争过程中进行。其次，党仍然认为，“本党系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因为它们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力量”。党一方面肯定了农民暴动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当“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中央认为，对于上海、武汉、广州等大的工人区域的职工运动，要“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监督”，因为这些区域的“斗争一起来即是直接的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冲突，特别在工农暴动的当中，足以制统治阶级的死命”[10]。当时的党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极大的长期性以及主要到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去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极大的重要性。

事实上，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过巴黎公社的革命，那是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有过俄国的十月革命，那首先也是城市工人和士兵的起义，而后才把革命政权推广到了农村区域。在中国的大革命时期，有过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那时革命的根据地也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他在回顾党内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对于这个革命道路问题所作的思考时说过：根据历史的经验，“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12]。“俄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13]正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援引，中国革命要走上这条道路，就不能不经过摸索，就不能不经历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应当承认，城市中心论成为当时全党的共同认识，这并不奇怪。这种认识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来，就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不仅首先在城市发动，而且原定计划是南下广东，“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建设新的革命根据地，准备再次北伐。9月9日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也是计划夺取长沙的，原决定起义在农村区域发动后，部队即分三路会攻长沙，长沙城内则组织工人暴动与之配合。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不仅直接发生在中心城市，而且是企图依靠起义工人和士兵来守卫这个中心城市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于，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固然先后遭到了失败，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却都经过摸索，逐步地转向了农村，并在那里开始了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的新斗争。比如，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与农民汇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转移到闽粤边界的农村区域活动。当时起义军的领导人曾“决定命令他们两处军队，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农村斗争”[14]。稍后，中共中央也明确指示“叶（挺）贺（龙）所剩余的势力应走‘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建设农民群众的政权，引起农民群众自动的起来没收土地”[15]，并建立工农革命军。到达海陆丰的部队参加了当地农民的十月起义，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最初尝试。朱德率领的部队则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到1928年1月举行湘南暴动时，更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开始“着手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提出来了。又如，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即于文家市集合部队向南进军，于10月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建设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再如，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一部分在韶关附近寻着了朱德率领的部队，以后上了井冈山；一部分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继续战斗，以后参加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起义。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当时环境的驱使下，确实有许多人经过各自的摸索汇集到这条道路上来了。

本来，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对于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实践中学习并逐步校正自己的认识的。随着农村斗争的发展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党开始懂得了在农村区域实行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27年11月，尽管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中央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也还是有所前进的。比如，中央当时即指出，应当尽量发动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尽可能地摧毁一切豪绅的权力，“一有固定的革命地域，即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16]，这就是承认了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可以而且有必要首先在农村的局部地区建立起来的。瞿秋白本人所写的《武装暴动的问题》（1927年12月10日）、《给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10日）等文章固然是宣传了“左”的错误思想，但其中也仍然包含着若干新的合理的成分。比如，他指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17]这是与俄国革命的情况不同的。他指出：“现在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18]他还指出，由于“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19]，一举夺取全国政权是不可能的。考虑到“中国条件之下，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是许多半独立性的区域，各区的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是受工农革命潮流的强弱，而异其动摇的程度”[20]，因此，开始于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这也就是说，反革命的统治有可能首先在局部地区即它的薄弱环节被突破。怎样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呢？当时的中央还说过：“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这里所说的建立“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的意见也是对的，虽然所提的包括中心城市起义在内的全省总暴动的计划本身并不具备现实性。

正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斗争经验、发展以上的积极认识的基础之上，1928年6—7月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肯定党应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21]。这种斗争，将成为“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22]。毛泽东曾积极评价六大的这些意见。他说，六大“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23]。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还明确地讲过，你们“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的主要任务还是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绝不应超越主观的力量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24]。这说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确实向符合实际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

不过，肯定可以在农村搞武装割据，肯定红军不应立即以占领大城市为战争目标，还并不就是肯定全党的工作重点就应当放在农村和主要在农村领导战争上面。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六大时，“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25]。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26]。“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27]。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农村武装割据应当搞，它的主要意义仍然在于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比如，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城市“应当成为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大城市中的暴动才是“决定胜负的”，“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8年2月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中国党1927年底1928年初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这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决议也还是认为：“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在这方面还应当看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相邻的省份组织统一步调的普遍行动，而且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因此，必须反对热中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的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注定要失败（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区就有过这种危险）。”[28]中共六大肯定了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但并没有改变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方针。大会仍然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并且认定，“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能胜利”。大会认为，轻视农民斗争固然是很大的错误，“过于重视农民斗争”“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批评中国党在一些地区“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认为中国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准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准备工作，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便“以城市工人领导农民的自发暴动”。有的代表还指责采取“乡村对中心城市取包围形式的暴动策略”，是“带有农民意识”的表现。张国焘甚至不赞成“用农民游击战争，可以包围一大城市而成为割据局面”的观点。他说，“中国历史告诉我们，洪秀全时代，可以由乡村起来夺取大城市的政权，辛亥革命时代就不同了”。“现在我们不能再有用农村革命包围大城市的革命形式的观念”。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估计不足，这正是六大的主要缺点之一。

不过，期待中的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高潮并未到来，中心城市的暴动也没有发生。在中心城市，反动势力很强大，而党的工作却相当薄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中写道：‘城市中的支部，大部分处于涣散状态，大量工人积极分子找不到党，因而自动脱离了我们的组织。许许多多活跃的党员失掉了工作，脱离了群众，依靠党过活……’根据政治局的报告，全党的工人党员‘充其量’不过四千人（其中上海有一千三百人，香港有六百人，而其他大城市则很少）。在很多城市中，甚至在武汉、天津、广州这样集聚大量工人的中心，都‘没有开展任何工作’”[29]。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中心城市“成为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这只能是一种幻想。[30]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农村斗争，凡是客观条件具备而在主观上又实行了正确指导的地方，都得到了坚持，并有了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000余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闽浙赣、湘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这些情况有力地说明，在当时的形势下，党不把工作中心放在反革命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而放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是完全必要的。如果说，在1927年、1928年前后还不可能产生乡村中心的观念，那么，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31]了。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时，就对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全会的政治问题报告指出：他们“以为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暴动成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力量能统治全国的。中国可以划分为许多小国，他们的经济力量都可以独立的。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32]。这对于以前所说的大城市的暴动才是“决定胜负的”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一个改正。同年9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陈毅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33]。“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34]。农村斗争这样发展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35]。1930年4月，周恩来又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这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里虽然还没有明确揭示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但也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思想了。同年4月，周子敬在写给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信中，对乡村中心这个问题作了相当明确的论证。他说：“现今就全国看来，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得多。农村已经正在发展着武装暴动、苏维埃、红军，但这些东西在城市中都还没有，并且连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罢工，都还是很少的。在这一情势之下，若我们仍然将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城市中，实不如用在农村为好，在农村一定得的效果更大。若用革命势力点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它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他的结论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暂时放弃城市而以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呢？”这里除了“暂时放弃城市”这个提法不够确切以外（因为以乡村为中心，并不是不要城市。乡村工作也还是需要城市工作的配合和支持的），周子敬在信中所阐明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在当时能够以如此明确的语言论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尤属难能可贵。这个信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即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上，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天才人物个人的发明创造。

3.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当然，指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决不是否认个人的杰出作用。事实上，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毛泽东是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的。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转折关头，他不仅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极大的坚定性，而且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杰出的创造才能。他由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总结了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的基础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正确地揭示了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成了开辟这条新道路的主要代表。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实践上，毛泽东不仅率先集中力量投身于革命战争，而且自觉地把武装斗争的攻击方向首先指向了农村。

毛泽东是怎样投身于革命战争的呢？他后来做过这样的回忆：“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36]“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37]。

还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夜，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即同李立三、郭亮召集马日事变后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他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了，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湖滨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随后，他说服陈独秀派自己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他在湖南同党员干部谈话时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各县工农武装应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初，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38]。7月上旬，他与蔡和森商议后，由蔡致信中央常委，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39]。8月初，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湘南暴动大纲》，并经常委批准。对此，他说过：“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40]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后来集中力量到农村去搞武装割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曾考虑让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41]随后，他即受命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发动和组织湘东赣西的秋收起义。

在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9日致书中共湖南省委，认为“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尚有希望”，因而主张“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42]。而在第一线指挥战斗的毛泽东却从挫折中汲取了教训，懂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进攻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9月19日，他在文家市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就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应退萍乡”；随后即率部转战千里，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开创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非难。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43]毛泽东所点燃的井冈山革命的星星之火，划破了黑暗中国的夜空，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召唤着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走向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

1928年1月以后，毛泽东与朱德等一起率部队自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逐步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44]

第二，在理论上，毛泽东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论述了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45]。据此，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6]。在同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暴动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指出“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二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者夺取，这是自欺的话”。他强调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47]他随后还以湖南省委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毛泽东关于党应以主要力量注意军事的意见并没有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时，有的常委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中夺取政权”，与中央意见有点不合，中央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计划的错误之一就是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48]

尽管受到不正确的批评，毛泽东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他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49]在1928年11月为红四军前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述了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50]

在揭示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的同时，毛泽东也对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城市还是农村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

当秋收起义受挫、中共前委决定不打长沙而转兵南向时，毛泽东曾对起义部队指出：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

当时的革命战争主要就是农村游击战争。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1927年秋、1928年春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井冈山根据地中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样的问题来了。毛泽东在1928年5月主持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就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条件，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和逃跑主义，强调了坚持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同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51]“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52]为此，决议案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条件进行了比较详细、充分的论证。这就是：其一，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得白色政权间发生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其二，一些地方在1926年、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其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其三，全国革命形势是继续向前发展的；其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决议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这个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53]；必须坚定地相信，“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54]。同年1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且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政权的建设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论述，给予了从事农村斗争的人们重要的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也应当指出，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毛泽东在当时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55]。1929年2月，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对当时的客观形势和革命的主观力量都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主张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德、毛泽东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以便保存红军、发动群众。毛泽东在同年4月为前委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不同意中央对时局的悲观估计，指出，“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前委建议中央，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以一年为期。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这样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关于城乡斗争的关系，前委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当时确实还没有形成乡村中心的思想。不过，党内一些人不赞成乡村中心的思想，是同他们不能对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农民的主力军作用作统一的理解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似乎以乡村为中心，就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了。恰恰是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要高人一筹。他指出：“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56]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到形成乡村中心的思想，就既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也不需走太长的路程了。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高涨，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致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就分析了半殖民地中国的特殊国情，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57]。他对遵循着正确的路线建设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58]据此，周恩来认为，这“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59]。中共党史学界通常也认为，“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60]。应当说，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曾经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61]。在这里，农村工作应当重于和先于城市工作的思想，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了。

应当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战争和乡村工作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正确意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接受。党的中央机关仍然设在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没有放在领导革命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方面，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直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至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道路，则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共产党和红军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构成的情况下，如何坚持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何把红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土地革命中生长起来的红军如何同强大的敌人作战？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对待中间阶级，搞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坚持农村斗争所必须解决，同时又不可能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答案加以解决的。

由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斗争得以避免重演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或者因遭到镇压而失败，或者因被利用而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悲剧，而胜利地走向确定的革命目标。

尽管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在组织上并不是全党的领袖，他所领导的斗争和他所概括的经验还是在广大的范围内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许多革命者从中得到了鼓舞和启示。比如，1928年冬，中共中央派往鄂豫边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的代表即曾“想仿效过去湘赣边界特委的例”，“提议把湖北省的黄安、麻城，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安徽省的六安等县，联络起来，建立一个苏维埃区域”[62]。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确提出“学井冈山的办法”，并建议“重组一鄂豫皖边界特委”，以创造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63]又如，1929年秋，湘鄂西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我们的战术，也如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酌处或进或退”[64]。对于毛泽东等所总结的某些经验，有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向全党和全军做过介绍。比如，1929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信中就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因为每连都有（党）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要他们“将来部队进行建党时”，“参考”这些经验。[65]又如，1930年1月，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曾刊登陈毅所写的红四军的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当向这些经验学习”[66]。

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67]这个结论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不久，毛泽东就指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而1930年1月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标志着他的乡村中心思想的基本形成。不过，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认识，他也还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据朱德回忆：1930年6月，当李立三提出要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68]。应当说，在当时能够提出这种怀疑，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如朱德所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怀疑李立三路线”；但他们那种矛盾的心情也说明，当时他们对乡村中心的认识也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从理论上予以深化。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进一步总结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对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条件等，从理论上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证。

下面，我们根据上面这些著作，从三个方面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一个介绍和分析。

1.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69]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70]，不论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般来说，这都是适用的。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为此，就要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过时的、反动的生产关系。由于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现存政权中也居于支配地位，这种生产关系也就受到现存政权的全力保护。这样，当着不推翻现存的反动政权，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就不能改变过时的、反动的生产关系时，革命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认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反动政权主要是反革命的暴力机关，首先是反动的军队。当自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受到威胁时，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革命阶级为了反抗压迫，达成革命的目的，也就不能不使用暴力。因此，“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71]；因为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72]。

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是各国大革命的一般规律这个原理的同时，毛泽东同时又认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73]。他并且不止一次地引证过斯大林于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提出的论断，即“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强调“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74]。

既然暴力革命是任何大革命的一般规律，为什么又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呢？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发生在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和发生在帝国主义俄国的革命作一个比较。

毛泽东认为，暴力革命固然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但是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一般地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取得革命胜利。利用议会讲坛和走议会道路，并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政党在有条件利用议会讲坛时加以利用，是必要的。列宁说过：“只要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不仅是无产者，而且也有半无产者和小农）相信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工具，我们就正应当利用这个讲坛来揭穿这种骗局，因为这个讲坛是工人中的落后阶层、特别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的落后阶层最重视和最信赖的。”[75]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并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议会斗争，而且它从事议会斗争也不单单是为了争取议席，主要地还是着眼于争取群众，以便于动员和组织群众举行起义和进行战争。不过，这种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的。如果没有革命形势，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就不应当起义，否则就是布朗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盲动主义。列宁认为，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主要特征是：不仅被统治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也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即出现了上层的某种危机；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由此，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形势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列宁还指出，即使形成了革命形势，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起义。[76]起义要获得胜利，第一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第二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第三应当依靠的是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77]。正是依据列宁的上述思想，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中的起义和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78]。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79]。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从1898年创建，到1917年取得政权，中间经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俄国党只在1905年12月、1917年2月和1917年11月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其余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为组织起义做准备。在这个长时段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如组织工会、成立议会党团等，当然也有秘密工作与之配合；斗争形式基本上是不流血的，如组织罢工、利用议会讲坛宣传党的主张等。只是经过长时间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待到革命危机成熟时才进行暴力革命，而且这种暴力革命主要是短时间的武装起义，不是长时期的革命战争。俄国党领导的三次起义，时间都很短促，十月革命即1917年11月开始的起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也只有四五个月。起义一旦举行，失败的不用说了，如果胜利，那就意味着首先占领首都，掌握中央政权，而后迅速地将革命推向全国，掌握全国政权。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走过的道路。俄国革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取得胜利的。

中国革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革命要通过走这样的道路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与俄国不同。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80]下面，我们就来比较具体地说明这一点。

在中国，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建立的，也就是军阀官僚的专制政权，这种政权是依靠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维持的。“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81]由于军阀个人各自控制着一部分军队，以此作为政争的工具，中国的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就不是由政治手段而是直接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的。辛亥革命以后，政权落入封建军阀之手，国会等实际上不过是军阀专制的一块遮羞布。军阀政府采取种种办法，把人民理应享有的言论、集会、出版、罢工等项自由权利，几乎剥夺得一干二净。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之后，更认定中国人民没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不再召集国会，公开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外衣也不要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被取缔，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被禁止，加入共产党成了极大的犯罪。反动当局可以任意逮捕、监禁、杀戮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

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建立公开的合法的组织，通过长时间的合法斗争来教育人民，积蓄革命力量。在中国，要革命，就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在这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而不是举行罢工、利用议会讲坛之类（罢工是被禁止的，议会讲坛在国民党时期则根本没有了）；“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82]，而不是工会、议会党团之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83]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之后，只经过短短几年的群众工作的准备，就参加了1925—1927年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在这之后直到取得全国政权，领导革命战争始终是它的主要任务。这就是说，与俄国革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先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积蓄力量而后进入起义和战争，它是差不多一开始就投入革命战争的；而积蓄革命力量的工作，主要地，不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进行，而是在战争过程中进行的。具体地说，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军队打开一个地方，同时也就发动和组织起一片群众。而且，在中国，也不是经过短时间的起义一举夺取中央政权，而后迅速地把革命推向全国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首先在局部地区建立革命政权，而后把它逐步地、波浪式地推向全国的。

弄清楚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这种区别之后，我们就不难懂得，为什么说武装斗争在中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为什么应当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看作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了。

正因为武装斗争在中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把组织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责任担当起来。他指出，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应当汲取这个历史教训。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兵权问题上，一定不能犯幼稚病。也就是说，一定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一定要唤起全党注意军事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成为革命战争的自觉的领导者。

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等人站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他们把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俄国党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策略机械地搬到中国来了。如果党放下武器去专搞合法运动，党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很快就会被反动派所摧毁，而中国革命的坚持和胜利也就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的了。

在共产党内，广大党员、干部在必须进行武装斗争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怎样认识武装斗争的地位，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当时党的许多领导人所遵循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模式，他们认为应先做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后才能进入起义或战争，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不了解争取群众的工作主要只能在战争过程中进行。他们不以主要力量去领导战争，不着重研究战争和战略，并且还把毛泽东等重视组织军队、依靠军队去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犯了脱离群众的“枪杆子主义”的错误。他们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方针，也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2.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应当放在农村，论述了1927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观念不相同的。他提出这种特殊理论的客观根据是什么呢？这个根据就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84]。

首先，说第一个特点：中国革命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中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已经解释过了；关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毛泽东作过如下的具体解释：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85]

上述情况，至少规定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他们是封建势力的主要压榨对象和帝国主义者的主要掠夺对象，因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不是在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略基地。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趋向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并且产生了本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这时发生的农民战争就有可能得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开创出与古代的单纯农民战争不同的胜利局面。毛泽东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86]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第二，中国的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地控制的地方。中国的反动派为了统治中国人民，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军队，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常备军即达200万人以上，其后更发展到400万人以上，但是，由于它同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它想要用这支军队来统制960万平方公里、2000多个县、4.75亿人口的国家，仍然是捉襟见肘的。这样，它就不能不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部署在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广大农村则主要依靠地主及其武装来维持统治。毛泽东指出，“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87]的。他从列宁提出的由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国家首先胜利的原理中受到启示，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

第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里的城市乡村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88]比如，乡村的生产，只有依靠城市供给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动力和交通工具才能维持，一旦城市的这些供应断绝，乡村的生产就要陷于瘫痪状态了。所以，“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89]。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情况就不同。“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90]正因为乡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除了少量的农具、食盐等必须通过商品流通渠道获得以外，基本方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革命的乡村在脱离城市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相对独立地生存下去，只要在乡村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们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行了。相反地，一旦乡村革命化了，反革命占据的城市却由于人力、物力的供应来源被切断，要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问题。所以，把广大的乡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是可以给予反革命的统治致命的打击的。当然，比较起来，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在反革命占据大城市与交通线的情况下，革命即使在一些乡村站住了脚，它在地域上也是被分割的，这就给革命斗争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就规定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肯定，“乡村能够战胜城市”。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在某一个农村区域站不住脚了，还是可以到另一个农村区域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根据地也是可以“搬家”的。

第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的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性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它们分别扶植不同的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和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成立以来，相互间就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种现象，成了“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91]。这也为农村斗争的胜利发展提供了一种机遇。“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92]如果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红色区域，几乎都是建立在省与省的交界处。最早的井冈山根据地就坐落在湘赣边界。以后建立的根据地也基本上是在边区。因为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省与省的交界处往往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区域，革命易于在这些区域得到发展；有关的地方军阀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不可能联合起来集中力量镇压和扼杀这些区域的革命力量。革命的政权主要地首先在边区建立起来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统治集团的不统一，确实为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得到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的隙缝。

当然，即使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终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如果能够首先占领城市而不去占领，那是愚蠢的。事实上，“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93]，而且这样做，在当时也是适宜的。当然，“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94]。这也就是说，决定党必须把工作中心转向农村的，并不仅仅限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点，它与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这一点也是直接有关的。

其次，说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而反革命力量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背叛了革命的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固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它建立了一支与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大体相似的庞大的军队，而且其数量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军队的常备军。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95]“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96]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被反革命占领的城市以便最后夺取这些城市，是1927年以后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否则，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放弃革命而去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如同鼓吹合法主义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那样；或者在力量不够的时候为夺取城市而去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如同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人们所主张的那样。这两者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即一要取消革命，一要继续革命，但其结局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不过，对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也不应作静止的、绝对化的观察。随着1927年革命的失败，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同中国人民的矛盾；由于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并且以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这些矛盾是更趋激化了。这就是说，引发革命的原因仍然存在，反革命统治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通过采取以血腥的屠杀政策来对付昨天的同盟者——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办法，来扑灭革命的火焰，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样做，必然使得群众再也不可能存有改良主义的幻想，留给他们的就只有奋起革命这一条路了。所以，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过：“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97]正是在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败的时候，他认定“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98]；正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即将被消灭的时候，他确信“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99]。

认清形势的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全国革命形势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那么，稳定了自身统治的反动派就有可能集中全部力量来消灭农村中的小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企图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复兴革命和争取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不可能的了。从事农村斗争的一些人正是由于没有认清这一点，对形势产生了悲观的估计，才认为在农村做艰苦的政权建设工作为徒劳，即认为一旦反革命发动集中的攻击，这些政权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他们也就没有用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显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实际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100]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客观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3.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

毛泽东还阐明了实行农村武装割据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

既然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那么，是不是党就可以无条件地发动武装起义，在农村建设革命根据地呢？不是的。毛泽东认为，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农村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建立、坚持和发展，除了是因为存在上述客观条件，还是因为具备了一定的主观条件。

不应当忘记，“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这就“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101]，一句话，准备好了在一些地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所必需的主观力量。

毛泽东认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102]“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103]即使暴动成功了，要坚持农村斗争，没有武装也不行。“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104]这里所说的武装，不仅是指民众武装组织如赤卫队等，而且主要是指军队。“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105]因为农民的武装只能对付地主的武装，对付不了正规的白色军队。由于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这些军队就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主力，也为各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军事力量的骨干和基础。

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106]这些地方的民众条件比较好，有利于党开展农村斗争。

毛泽东指出，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坚持和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07]。经过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共产党受到了深刻的锻炼，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高举革命的旗帜，决心依靠广大农民，武装反抗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样，广大农民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凝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农村斗争也就有可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主观条件也是具备的。

阐明实行农村武装割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主义划清界限。

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贡献。他所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反映了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三、反对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积累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经验。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学会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了。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思想路线不正确，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转折关头，毛泽东为党的事业的复兴和胜利昭示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与他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

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他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08]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他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坚定地捍卫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他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能胜利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即离开中国的国情，来生硬地、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它的个别结论。他说过：“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09]固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理论。不过，在一个阶级剧烈对抗的社会中进行活动，毛泽东首先和着重地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一条基本线索，它使得人们有可能在阶级社会的那种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而为了弄清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斗争策略，毛泽东付出过巨大的努力。

建党初期，毛泽东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中共三大以后，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而后，“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再后，到农村中去领导革命战争。

毛泽东在回顾从事农村调查工作的经历时说过：“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110]1925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111]

从1927年北伐战争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根据地、参加长征为止，毛泽东从农村中收集了大量的材料。1927年1月，他做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有系统的调查；1927年11月，又做了永新、宁冈两个县的有系统的调查。这七个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112]后来他又做过多次这样的调查。现在，留存下来的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两个初期的土地法、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十余份。这些材料，不是依据于一时的表面的观察或问询，而是在对于一个地方或一个问题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过，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或者城市问题，都“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113]。

为了真正“研究透彻”一个地方，为了真正“了解问题的深处”，毛泽东自己在调查工作中确实是“拼着精力”去干了。以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为例。该报告共分五章。第一章，寻乌的政治区划。第二章，寻乌的交通：（一）水路；（二）陆路；（三）电报；（四）邮政；（五）陆路交通器具。第三章，寻乌的商业：（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五）惠州来货；（六）寻乌的出口货；（七）寻乌的重要市场；（八）寻乌城。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一）农村人口成份；（二）旧有田地分配；（三）公共地主；（四）个人地主；（五）富农；（六）贫农；（七）山林制度；（八）剥削状况；（九）寻乌的文化。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一）分配土地的方法；（二）山林分配问题；（三）池塘分配问题；（四）房屋分配问题；（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八）留公田问题；（九）分配快慢；（十）一个“平”字；（十一）抵抗平田的人；（十二）原耕总合分配；（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十五）废债问题；（十六）土地税；（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114]从以上纲目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调查，是做得相当全面而且深入的。通过这种调查，毛泽东不仅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与各阶级的关系，而且总结了群众斗争的经验，研究了解决有关问题的办法。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他自觉地从群众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创造积累了素材，打下了基础。比如，他说过：“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115]

除了着力研究乡村以外，毛泽东还注意研究城市。他当时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116]在寻乌调查时，因为得到两位老先生的指点，“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117]。“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118]，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对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开始也没有系统的知识。他也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调查研究军事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才成为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

毛泽东之所以舍得“拼着精力”去做社会调查，是因为他深深地懂得：“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19]上面这些话，是他当时在《兴国调查》的前言中说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把当时所写的调查报告以“农村调查”为题加以印发时，进一步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120]这也正是他当时热心于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说，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怀着满腔的热忱和求知的渴望，抱定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去从事这种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的，毛泽东是最杰出的代表。

囿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毛泽东当时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确实不是很多；但他一旦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一方面“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121]。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冲破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提出合乎中国实际的主张，做出新的理论创造。比如，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定整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革命的统治阶级时，他却指出，“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122]，“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123]；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固执于俄国革命的具体模式、坚持城市中心论时，他却主张“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主张土地国有和禁止土地买卖时，他却认为实行土地国有在当时的中国是不适当的，应当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归农民所有；当一些人主张无条件地照搬苏联红军的全套做法时，他仍然坚持应当主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来建设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许多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受到许多人的尊重、推崇，另一方面也受到一些人的非难、责备。比如，在1927年9月28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瞿秋白曾以赞扬的口吻指出：“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124]而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四军内个别受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严重的人则曾攻击“毛同志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指示”[125]。而到1930年6月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时，他更指责“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126]。

由于在实践中痛切地感到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于革命斗争具有极大的危害，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此文原题为《调查工作》，当时刊有油印本；1961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1961年3月17日，毛泽东将此文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做了少量文字修改。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此文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毛泽东选集》出第二版时，《反对本本主义》是增补进该选集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为印发此文所写的批语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127]3月13日，他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解释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3月23日，他在广州会议上再次讲道：“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1964年3月25日，他在为公开发表此文所写的批语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

尽管毛泽东写作此文，直接地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实际上它的针对性比这个要更为广泛。这从他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会议上对此文所作的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比如，在解释此文第三节“反对本本主义”时，他说：“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128]又如，在解释第六节“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时，他说：“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129]显然，从这些说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文所要反对的，从根本上说，是那种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那种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30]有的学者指出，这三个基本方面的思想，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都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第一，关于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并且在实际上论证了只有遵循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个思想。[131]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而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内发生“左”的和右的偏向的认识根源。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如果“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地执行”，这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这种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应当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几句话虽然是《反对本本主义》重印时由毛泽东加写上去的，但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个思想在文中确实已经有了。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做社会调查，调查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出现，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进行社会调查，首先和着重的，是要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

毛泽东认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做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这样，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他还指出：“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

的需要。”

第二，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实践的观点与群众的观点，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与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的过程，也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的过程。毛泽东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到群众中去，必须有恭敬勤劳的态度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毛泽东后来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过，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应当说，这正是他当年进行农村调查工作的经验之谈。

第三，关于独立自主的问题。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别国的经验；但是，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别国的经验，中国革命才能胜利。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各个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但共产国际的指挥中心设在俄国，它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不可能有系统、真切的了解，加上当时通信联络并不通畅，要获得这种了解就更为困难。这就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决策时面临复杂的局面和艰难的选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重要论断。这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照搬“本本”、抄袭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而不是去真切了解中国革命变化着的情况，总结它的正反面经验，党还是不可能制定出正确、坚决的斗争策略，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初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自主地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独立地对中国革命承担责任这个极端重要的原则。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方法的基本点作了初步的，同时又是比较完整的论述，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3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中讲道，1927年革命失败后，“武汉许多同志公开宣布脱离党，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脱离党的事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

[3]《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36页。

[4]毛泽东在1937年1月致徐特立的信中指出：“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毛泽东书信选集》，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据《叶剑英传》（92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的记载：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前夜，“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据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的记载：“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瑞金加入本党。”时间当为1927年8月末或9月初，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参见《贺龙传》，97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9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74～975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29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同上书，290页。

[9]《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8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516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178页。

[12]同上书，177～178页。

[13]同上书，178页。

[14]《刘伯承军事文选》，2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398页。

[16]同上书，531页。

[1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同上书，161页。

[19]同上书，315页。

[20]同上书，301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322～32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2]同上书，322页。

[23]转引自［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6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4]《中央给龙兄及前委诸同志的信——关于暴动游击战争党群组织与政治形势及今后出路》，1929年3月17日。

[25]《周恩来选集》，上卷，177页。

[26]《周恩来选集》，上卷，177页。

[27]同上书，178页。

[2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352～353页。

[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0]事实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共只发生过三个城市的暴动，这就是1927年初的上海暴动、8月的南昌暴动和12月的广州暴动。“这三次暴动，是城市暴动，都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再没有城市暴动了”。参见《老一辈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658页。

[31]《周恩来选集》，上卷，178页。

[32]转引自《周恩来传》，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33]《周恩来选集》，上卷，32页。

[34]同上书，33页。

[35]同上书，33页。

[36]《毛泽东外交文选》，530页。

[37]同上书，564～565页。

[3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9]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4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9日。

[41]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9页。

[42]《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函》，1927年9月19日。

[43]转引自［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58页。

[4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5]《毛泽东文集》，第1卷，47页。

[46]《毛泽东文集》，第1卷，47页。

[47]转引自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以上所引，为毛泽东与易礼容的共同意见。

[48]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12页。

[4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63页。

[50]同上书，79页。

[51]同上书，48～49页。

[52]同上书，49页。

[5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0页。

[5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50页。

[55]《周恩来选集》，上卷，179页。

[56]《毛泽东文集》，第1卷，55页。

[5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8页。

[58]同上书，98～99页。

[59]《周恩来选集》，上卷，179页。有的学者认为，不能把这封信当作毛泽东已有“乡村中心”思想的证明。笔者认为，如果综观这封信的全文，再联系到后面所说的红四军前委提出过“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周恩来的这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

[6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95页。

[61]转引自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年6月15日。

[62]《中共中央致湖北省委信——关于游击战争及建立鄂豫皖苏维埃区域问题》，1928年12月18日。

[63]参见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何玉林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5月7日。参见王树声等：《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载《星火燎原》，第1集。

[64]《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八月八。

[65]参见《中央给龙兄及前委诸同志的信》，1929年3月17日。

[66]《军事通讯》创刊号，1930年1月。

[6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6页。

[68]［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316～3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69]《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3页。

[70]同上书，541页。

[71]《列宁选集》，3版，第2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2]《列宁选集》，3版，第2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79页。

[74]《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3页。

[75]《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6]参见《列宁选集》，3版，第2卷，460～461页。

[77]《列宁选集》，3版，第3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8]《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2页。

[79]《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2页。

[80]《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2页。

[81]同上书，546页。

[8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3页。

[83]同上书，544页。

[84]《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62页。

[8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88～189页。

[86]同上书，98页。

[8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52页。

[8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59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59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0]同上书，591页。

[9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

[92]《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

[93]《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74～975页。

[94]同上书，975页。

[95]《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4页。

[96]《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5页。

[9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1～102页。

[98]同上书，99页。

[9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2页。

[100]同上书，50页。

[10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89页。

[10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3]同上书，6页。

[10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63页。

[105]同上书，50页。

[106]同上书，49～50页。

[107]同上书，50页。

[108]转引自［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47页。

[10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0]同上书，21页。

[11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22～23页。

[112]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作的《寻乌调查》中说过：“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毛泽东文集》，第1卷，118页）

[113]《毛泽东文集》，第1卷，132页。

[114]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41～181页。

[115]同上书，26页。

[116]《毛泽东文集》，第1卷，131页。

[117]《毛泽东文集》，第1卷，131页。

[118]同上书，131～132页。

[119]同上书，254页。

[12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89页。

[12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25页。

[122]《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8页。

[123]同上书，47页。

[12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21页。

[125]《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1929年6月22日。

[1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09页。

[1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5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28]同上书，566页。

[129]同上书，566页。

[13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7页。

[131]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9～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