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我对佛教的研究无疑是受到我父亲用彤先生的影响。我记得在1945年夏，我曾向我父亲说，我想读点佛经。他找了一部《法华经》给我，让我自己读。读了一段时间，似懂非懂，我就问我父亲如何才能读懂，他说多读就可以懂。我又读了一段时间，仍然不得要领，又因我要准备考大学，就没有继续读《法华经》了。我在大学读的是哲学系，但当时我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学，选修这两方面的课程较多，不过我还是选修了任继愈先生开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任先生的课使我初步了解了一些佛教哲学的知识。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期我没有再接触佛教哲学。1956年秋，我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调回到北京大学做我父亲的研究助手，这时他虽在病中，但还是为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讲了一段时间的《杂心论》，这才真正直接从佛教经典中对佛教有了点了解。但是没有多久，《杂心论》的讲授因反右而停止了。其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当然没有什么条件研究佛教了。1980年夏，我在整理父亲的各种遗稿时，找到了他写的两种《隋唐佛教史稿》，我觉得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发表。从那时起，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查对引文和补充材料，这两种史稿于1982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我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对我很重要，使我感到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应该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可是在我较为深入地接触佛教文献之后，我深感自己研究佛教的根底太差，很难在佛教哲学本身问题上有什么重大突破。因为我没有学过梵文和巴利文等，英文也忘得差不多了。这样的基础，如何能在佛教研究上作出可观的成绩呢？但我又不大甘心，于是就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为我研究的一个方向。

我曾在一次会议中说过两句为许多学者所赞同的话：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我们考察一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两句话是有根据的。自西汉末年以来，印度佛教曾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以至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深刻的影响。而到七八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了，至13世纪基本湮灭。但正是隋唐以来，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情况下形成了若干影响极大的佛教宗派，使佛教得到了重大发展，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这个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自80年代初起到现在快20年了，我为中国文化做了些什么？想起来真有点惭愧。虽然写了几本书，发表了一两百篇论文，提出过若干研究中国文化应注意的问题，但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认为是很少的。现在学术界的一些同人在呼唤着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出现若干“学术大师”。我认为，我们最好不必如此着急，我们还是扎扎实实做点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好。我之所以把十多年来写的有关“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东西编辑起来，为的是对过去作一总结，也希望在21世纪再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多作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