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一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去世了，镇上所有的人都去为她送行：男人们是因为尊敬仰慕，觉得倒下了一个纪念碑。女人却是好奇她居住的屋子，所以才去瞧瞧。因为这座房子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没人进去过了，除了一个作为花匠和厨师的仆人。

一条很讲究的街道上，这座白色四方形的大木屋就坐落在那里，它的屋顶具有七十年代的浓厚气息：圆形阳顶、尖尖的塔和带着花纹的阳台。这条街上有许多汽车间和轧棉机，它们使这里失去了最初的庄严，唯有爱米丽小姐的房屋依旧伫立在这里，周围满是棉花车和汽油泵。破落的房屋像模像样地立在那里，无法无天的样子简直丑陋到了极点。墓园中到处可见雪松，这睡着的人都是些无名军人，他们参加过南北战争杰弗生战役并阵亡。如今，爱米丽小姐的名字也列入其中，加入了这个庄严的行列。

爱米丽小姐活着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传统、义务的形象，人们对她十分关注。一八九四年，沙多里斯上校下达了一条命令：从她父亲去世到她去世为止，她将不再缴纳税款，这将沿袭下来，是全镇人民应尽的义务。这位沙多里斯上校曾要求黑人妇女上街时必须系围裙。爱米丽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施舍，可沙多里斯上校却编造了一系列谎言，声称镇政府曾经接受过爱米丽的父亲的贷款，作为补偿，镇政府决定采取这种方式。这些谎言，大概只有沙多里斯才能想得出来，而相信的人，估计也只有那些妇女了。

不过，这项决定到了第二代镇长和参议员那里，就被质疑了，因为他们更加开明，他们对这件事感到很不满。所以在那年元旦的时候，他们将一张纳税通知单寄给了爱米丽。直到二月，他们也没有收到回信，接着又发给她一封公函，让她到司法长官办公处来。可仍是杳无音信。又过了一周，镇长甚至给爱米丽亲手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会派车去接她，他愿意去她的家里拜访。这回，爱米丽回信了，不过只是一张字条而已。这是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纸上的字迹虽然细小，颜色也不是很鲜艳，但书写得很流利。爱米丽在信中表示：她已经不再外出了。并且，她对纳税通知单这件事没有任何意见。

参议员们特意为此事开了个会，他们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她家里进行访问。这个房间从几年之前就没有人再进出过，那时她已经不再教瓷器彩绘课。他们敲开了门，由一个年纪很大的黑人男仆带领着，穿过阴暗的门厅上了楼，那里的光线更加黯淡。空气潮湿憋闷，很容易嗅到那种搁置已久的味道，显然，这个房间已经空落很久了。客厅中摆放着许多粗笨的家具，上面包着皮质座套，黑人带他们进门之后，又去将百叶窗打开，这时他们才发现，那皮质座套都已经裂开。他们刚坐下，就发觉大腿周围升起了一阵灰尘，那些细微的灰尘在阳光中慢慢回旋，一个画架立在壁炉前面，里面放着用炭笔画的爱米丽父亲的画像，那画架的颜色已不再鲜亮。

他们在看见她进门的时候都站起身来。她身材矮小，体态肥胖，穿着一身黑色衣裳，一根细细的金表链一直落到腰间，最后进入腰带之中。她撑着一支乌木拐杖，原本镶着金的拐杖头光泽不再。也许是因为她身材又矮又小，她穿的衣裳显得又肥又大，其他女人穿着明明会是很丰满的，可她穿着却像一直泡在水中的尸体，被泡得发白发胀。在听到客人开口表明意图之后，她用两个像嵌在一团生面里的小煤球一样的眼睛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不停地移动着。

她站在门口沉默地听着，也没让他们坐下。负责发言的人磕磕绊绊地讲完了以后，他们才听见了她身上那块挂表发出了滴滴答答的响声。

她的声音冷漠得没有丝毫感情。“沙多里斯上校已经告诉我不必再纳税，你们可以去镇政府查一查档案，这件事已经被记录在册，我在杰弗生镇并不需要纳税。”

“爱米丽小姐，我们就代表着政府当局，也已经查过档案资料，相信你应该已经看见司法长官亲手写给你的通知了吧？”

“我确实看到了这个通知，”爱米丽小姐说，“这个司法长官也许是他自封的，我并不需要缴纳任何税。”

“你应该清楚，纳税册没有写这么详细的，我们要以此为依据……”

“还是那句话，我在杰弗生镇不需要缴纳任何税，你们可以去找沙多里斯上校。”

“可是，爱米丽小姐……”

爱米丽重复着这两句话：“去找沙多里斯上校。”（实际上，沙多里斯上校十年前就已经死了。）“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听到传唤立刻赶来。“请他们出去。”

二

三十年前，她的父亲刚过世两年，她的结婚对象也刚刚抛弃了她，她就是因为那气味和他们的父辈斗争，最后获得了胜利；三十年后，她又打败了他们这群人。自从父亲离世之后，她几乎不出门了；自从她的结婚对象抛弃她以后，她也很少出现在众人面前。能证明她还活着的唯一一个证据就是那个黑人男子，他那时还很年轻，经常提着篮子从宅院中出入。后来，即便有几个莽撞的妇女去找她，也都被她拒绝。

妇女们经常这样说：“不管是个怎样的男人，都能把厨房打扫得有条有理。”所以，那种气味越发浓郁，众人也不觉得惊讶诧异了，她们觉得这连接着高贵的格里尔生家和普通人生存的世界。

住在她隔壁的一位将近八十岁的妇人向法官斯蒂芬斯镇长控诉。

他无奈地说，“太太，我没有任何办法，我能怎么办呢？”

这个妇人说，“哼，法律规定了不许有这种难闻的气味，你们可以通知她除掉这股味道！”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法官斯蒂芬斯说，“我去找他说说吧，也许是因为她雇佣的黑人仆人打死了蛇或者老鼠。”

第二天，他又接到一个男人的两次控诉，男人的语气很温和。“法官，我虽然不想打扰爱米丽小姐，可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件事。”当天晚上，三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参议员全体会议。

年轻人说：“这件事并不困难，我们只要让她定期打扫房间就好，否则……”

法官斯蒂芬斯反驳说：“这根本不可行，你怎么能说一位贵妇人宅院里气味难闻呢？”

第二天过了午夜，四个人像小偷一样进入爱米丽小姐的宅院，他们穿过草坪，沿着屋子的墙角绕行，在地窖或者通风的地方各处闻着。一个人肩膀上挎着一个袋子，他从里面摸出一些东西不停地向地上播撒。他们把地窖门打开，在里屋和外屋撒满了石灰，当他们重新返回草坪时，原本黑漆漆的房间里竟然有灯光亮起：爱米丽小姐坐在灯光后面，她脊背挺直地坐着，犹如一座雕像，纹丝不动。他们从草坪中轻手蹑脚地穿行而过，走入路两边栽种的洋槐树树荫里面，过了一两个星期，他们就再也闻不到那种气味了。

从此之后，人们真心地觉得难过，为爱米丽小姐难过。格里尔生全家都自命清高，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镇上的人们想起来她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最后变成了疯子，觉得她和许多类似的女人一样，无法轻易看上男人。这么长时间，这家人在众人眼中一直像一幅画一样：爱米丽小姐的父亲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分开两只脚站在前面，穿着白色衣裳，身材婀娜的爱米丽则站在父亲身后，他们的身影正巧被敞开的前门框了起来。如今她已经快到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不过这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多高兴，只是证实了我们先前的猜测。纵然她流淌着家族癫狂的血液，可一旦机会降临，她势必不会拒绝。

父亲去世以后，那座宅院成了她唯一的财产，人们都为此感到欣慰。现如今，他们终于能怜悯爱米丽小姐了。因为一个人独处，且生活拮据，她可以懂人情了，她也能体会到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闷心情了。

她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天，妇女们都按照习俗去她家进行哀悼和拜访，以此表达她们的心意，并表示她们愿意帮助她。爱米丽小姐穿着平时的衣裳，没有丝毫哀伤愁绪，告知她们她的父亲还活着。一连三天，不管是谁来拜访——教会牧师或者医生——都让她尽快处理尸体，可她总是这样的态度。直到有人说要用法律和武力解决这件事的时候，她才败下阵来，任由他们埋葬了她的父亲。

那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她疯了，我们只当她是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她的父亲将她身边所有男青年赶走的画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她这样做就像要抓牢抢走她一切的人一样，因为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三

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处于病中，直到很久以后，她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经把头发剪短了，看起来像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神情同样悲哀凄怆。

在她父亲去世的那一年，镇上要铺设人行道，镇政府已经拟好了合同，准备夏天开工。建筑公司派来一批黑人，牲口和机器，工头叫荷默·伯隆，是个北方人，他有着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肌肤，一看就是强壮聪明的。他的声音很响亮，脸上的颜色比眼睛还要深。黑人边哼着劳动号子，边挥舞着铁镐，根本不理会一群孩子用难听的话骂他。过了没多久，他与全镇的人都熟悉起来。只要荷默·伯隆站在那里，他周围肯定会有哈哈大笑的声音。一段时间以后，每逢周日下午，他准会和爱米丽小姐并驾齐驱，坐着那辆栗色辕马拉着的黄轮车一同出行。

最开始，我们对爱米丽小姐找到了精神寄托这一点表示很欣慰高兴，许多妇女们都这样认为：“格里尔生家的人怎么也不会接受一个北方人，何况他只拿着日工资。”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上了年纪的人则认为：一个真正高贵的妇人不可能失去“贵人举止”，哪怕她处于悲伤之中。她们并没有直接说什么“贵人举止”，而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应该和她的亲人在一起”。她的亲人都住在亚拉巴马，然而许多年之前，两家因为疯婆子韦亚特老太太的产权问题闹翻了，他的父亲与那边不再走动，直到他的葬礼那天，那些人也没有参加。

年纪大的人总是谈论着“可怜的爱米丽”，“这件事是真的吗，你真的这样想？”“那是肯定的呀，还有其他什么事呢？……”当然，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都用手捂住了嘴，声音很小很轻；纵然关上了百叶窗，遮住了周末午后的阳光，可当那轻快的马蹄声远去的时候，还是能听到如绸缎窸窣般的耳语——“可怜的爱米丽”。

我们坚信她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她依旧高高地扬起头，像是在表明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最后的尊严一样——即便融入了世俗之中，可她的尊严依旧需要人肯定，她要证明自己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外界影响。一年多以后，她的两个堂姐妹来探望她，她当时在买老鼠药和砒霜。

那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可身材比之前还要清瘦，削肩细腰，目光骄傲冷酷，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那表情分明是灯塔守望人所具有的。

她对药剂师说：“我要买点毒药。”

“爱米丽小姐，您要买哪种毒药？是用来毒老鼠的吗？我建议……”

“不管什么种类，我只要你们店里最管用的毒药。”

药剂师随口向她推荐了几种，“它们的毒性很强，即便是大象也能毒得死。你要的究竟是……”

“砒霜，”爰米丽小姐说，“砒霜有没有？”

“是……砒霜？好的，小姐。不过你确定是……”

“我要砒霜。”

药剂师看向她，只见她腰杆笔直，脸色紧绷地回看着她，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

“哦哦，当然有。”药剂师说：“如果你确定要砒霜，是需要告诉我用途的，这可是法律规定的。”

爱米丽小姐向后仰着头，尽量用两只眼睛平视他。她一直瞪着药剂师，直到他移开了目光，才去包了砒霜给她。药剂师没有再出现，只是让黑人送货员包好了药送了出来。她到家里之后将药盒打开，只见那骷髅骨的下面标着：“毒鼠用药。”

四

所以那天之后我们都认为她要自杀了，觉得那是特别好的事。我们都以为她会嫁给荷默·伯隆，从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认为。后来又觉得：“他会被她说服的”。因为荷默在麋鹿俱乐部和年轻人喝酒的时候表示，他喜欢男人，他并不想成家。以后每个周日下午，他们都坐着那辆马车招摇过市：爱米丽小姐总是仰起头，荷默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握着马鞭，歪戴着帽子。每每此时，我们总是躲在百叶窗后感叹道：“可怜的爱米丽。”

随后，妇女们表示这件事令全镇人蒙羞，也会教坏了青少年。男人们不愿意管这事，妇女们却最终让牧师去找她谈谈，因为爱米丽小姐全家都属于圣公会。牧师虽然没有说出他们当天谈了什么，可却声称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于是，下个周末他们继续驾着马车在街上闲逛。牧师夫人只好将这件事写信告知了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人。

我们不清楚她还有亲人，便拭目以待。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结果，接着，我们就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爱米丽小姐还去了首饰店，买了一套男人用的洗漱用品，每样东西还刻着“荷·伯”的字样。又过了两天，我们得知她买了全套的男人服装，包括睡衣，所以我们才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确实很高兴。不过比起爱米丽小姐，我们觉得两位堂姐妹的风度气质更像格里尔生家族的人。

小镇的街道铺路工作已经结束了很久，所以我们对荷默·伯隆的离开并不惊讶。我们只是觉得没有去送行有些遗憾，这少了许多热闹。当然，我们认为他是回去做准备——迎娶爱米丽小姐。我们甚至秘密地结成同盟，希望能帮助爱米丽小姐赶走那两个堂姐妹。结果，她们两个人一周以后就离开了小镇。

一位邻居看到荷默·伯隆重返城镇，就像我们对他的期待一样。某天傍晚的时候，那个黑人仆人打开厨房门让他走了进去。

从这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荷默·伯隆，也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爱米丽小姐。宅院的前门一直没有打开，只有黑人仆人提着篮子进出。我们虽然能偶尔看到窗口处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就像在她院子里撒石灰那次一样，可她却再也没有出门上街，足足六个月，她一直没有露面。可是，前门却总是关着。我们了解这是她父亲造成的，在那种恶毒暴力的性格教育下，她一波三折的人生很难消除他带来的阴影，这是毋庸置疑的。

爱米丽小姐再次出现的时候，她有些发胖，头发也变成了灰白的颜色。后来，她的头发越来越灰，那颜色像极了胡椒盐。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年，在她七十四岁的时候，她的头发始终像男人的一样，依旧是活跃的铁灰色。

在她四十岁左右的一段时间，她房屋的前门才打开了六七年左右。那时，她将楼下的一个房间布置成了画室，教小孩子瓷器彩绘课。那时，沙多里斯上校还在世，与他同年龄的人都让自己的女儿、孙女儿跟着她学画画。他们每个周末都带孩子们去那里，准时准点，态度认真，就像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教堂，还要给她们二角五分钱捐献一样。在那段时期，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她的一切税费。

几年以后，那些学画画的孩子们都长大了，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了以后，院子的前门这才关上了，而且始终没有再打开。那些学画的女人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来这里学画。年轻人掌控了城镇，他们推行免费邮递，可全镇人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个人拒绝，她不允许自家房门上被钉上金属门牌和邮件箱。

时光流转，那黑人仆人也慢慢地老了，他的头发花白，也开始驼背，不过仍然拿着篮子来来回回。我们每年十二月都会把纳税通知单邮寄给她，可过了一周，邮局总会自动退还，因为每次都无人接收。她封了楼上，经常在楼下的窗口露出身影，像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庙宇里面的雕塑一样，用尊贵安静却又怪僻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使人难以接近，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她因病离世。在那个满是尘土、鬼影憧憧的房间里，只有那个年迈的黑人仆人照顾着她。我们不清楚她什么时候得病了，也无法从黑人口中得知，因为他并不和人沟通，大概对她也是一样。他的嗓子因为许久不说话早已变得沙哑。

她死的时候，床帐垂挂在粗笨的胡桃木床上，她的头发依旧是铁灰色，枕头因为许久晒不到太阳而变得发霉发黄。

五

黑人打开了前门，让第一波妇女走了进来，这些人的声音低沉，目光好奇，进来之后就迅速看着房间里的一切。黑人穿过屋子，从后门走了出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

第二天，爱米丽小姐的两位堂姐妹到了，镇上的所有人都来参加葬礼，他们都是来看那具被鲜花铺满的尸体的。她父亲的炭笔画像挂在停尸房上方，脸上依旧是思考沉思的模样，妇女们一直不停地说着她的死亡，老年人则穿着干净的南方同盟军制服，边走边聊着爱米丽小姐过去的故事。他们在走廊上与草坪间穿行，像是和她年纪相仿一样，他们认为和她一同跳舞，对她表白，显然，他们把时间顺序搞乱了。老年人经常这样，他们认为，过去的时光恰似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并非是一条越走越狭窄的小路，它宽广得连冬天都无法影响到，不过最近这十年，它像是将他们与过去隔开了，使他们觉得处于瓶颈之中。

这四十年来，楼上有一个房间从未进过人，必须要把门撬开才能进入。所以，他们在把爱米丽小姐安葬了以后，人们想办法去撬门。

房门被猛烈撞开的同时，灰尘被震得四处飘散。这房间明明布置得像新房一样，却偏偏充斥着墓室般惨淡阴凉的气氛：玫瑰色的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水晶制成的器具，全部已经掉了色；男人洗漱用的白银器具已经没有任何光泽，甚至没办法辨别上面刻着的名字和图案。人们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翻出了一条硬领和领带，就像刚刚在身上摘下来的一样，拿起来的时候，浅淡的月牙形的痕迹留在了尘土之中。一套被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放在椅子上面，两只鞋和一双丢掉的袜子被摆在椅子下。

床上躺着那个男人。

那个人脸上已经没有肉了，我们站在床边分辨着他那龇牙咧嘴的模样，让人无法预料。那尸体安静地躺在床上，维持着拥抱的姿势，这样的结局比爱情更为持久，也将他永久地驯服，他将长眠于此。他的身上和枕头上被多年间沉淀的灰尘所覆盖，他的肉体早已经腐烂，和那破破烂烂的睡衣一同黏在床上，再难分开。

我们发现床上的另一个枕头上有一点痕迹，看上去是被人压过。有人拿起枕头上的一个东西给大家看：那是一撮铁灰色的长头发，上面散发出干枯发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