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的世界观

没有比西方人误解中国世界观的基本性质的过程，更能说明一种文化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以及一个人在理解其他文化时所运用的自己的文化元素的尺度。

现代的欧美人坚持一种未经检验，而且也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假定：所有民族都认为宇宙和人类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产物（直到上个世纪，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仍然主导着全世界的宇宙论）。由于把假定的基本类比当成事实，西方人在翻译中国典籍时依赖的是用我们自己文化的表达，进行似是而非的比附，并且以此机械地解读中国典籍，这满足的不过是西方人喜欢在其他文化中听到回声的癖好。^[35]

因此，17世纪的人以及后来的传教士认为孔子对基督教真理曾有过暗示，这真是一种“近视”（正如历史上对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作用一直评价的那样），就像阿奎那看待亚里士多德一样。20世纪的历史学家如果仍继续这种短视是不可容忍的。应该取而代之的是种更富趣味的探索：在摆脱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之后，通过对中国宇宙观的客观理解，我们对中国将会有怎样新鲜深刻的认识？

对于外来者而言，他最难以发现的是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 generating life）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36]。即便中国的这种信仰并非一直如此，至少其他类型的信仰没有在中国后来的思想里留下印记，甚至在中国历史发端的时候也没有。中国其他独特的宇宙生成论（cosmogony，对宇宙起源的解释）显示了，中国文明在和华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遭遇中^[37]，在和印度、伊斯兰、基督教思想的成功交往中，创世和超越的造物主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灵上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则以圣贤传统^[38]（Great Tradition）之名成为各家各派的共同财富。这些观念广泛濡染着整个中国社会，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历史之中，它的主体几无改变，变得只是细节的工巧和诠释。

儒家学者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一看法，并力图纠正，他说中国世界观的独特性与其说来源于创世思想的缺乏（他认为中国在文字产生之前可能有创世的神话），倒不如说更多地源自创世这一概念的另一部分含义：有机的整体和万物的相关（organismic wholeness and interconnectedness of all being）。他写道：“……表面上看，中国历史文化中缺少创世神话，实际上下面有一个对现实更基本的假定：这个现实就是存有之万象是有机关连的。”^[39]在他看来“本然自生的过程展示了三个基本机制：连续性、整体性、动势性”（continuity, wholeness, dynamism）。他对这些思想的展开正是新儒家的本柢，引起了众多新儒家的关注。这说明了有机宇宙观对后世仍然重要。^[40]

不过，杜维明完全赞同西方人很难搁置自己继承的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前提，来理解迥然不同的中国宇宙生成论的含义。

卜德（Derk Bodde）总结评析了古代中国与创世相关的神话（下限至公元前3世纪）。他说，在所有中国上古的神话以及能流传至今的神话中，只有盘古开天能算得上真正的创世神话。但在上古时期，中国人是否熟知这个模棱两可的神话都很成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个神话却变得如此重要呢？很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总有人问“中国的创世神话在哪儿”，询问者假定了所有文明都会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存在。忖度了西方人的需要之后，中国人找出了盘古开天的故事作为一个顺手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在传统文明之中，这个问题并不是非要回答的，中国人也没有为了回应外来问题而梳理其核心观念的传统。卜德指出盘古传说在中国出现得很晚，直到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的记载，而那时中国独特的宇宙生成观成型已久。他还提到这个神话很可能是从印度传入的，在印度有一个极其相似的创世神话。当然，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苗族中，也能找到与印度神话平行的中国版创世神话的渊源。^[41]

前面已经说过，宇宙论（cosmology）用以理解世界和宇宙是什么，而宇宙生成论（cosmogony）则用以解释宇宙如何形成。宇宙论和宇宙生成论涵盖了从史前神话到现代物理学的广泛领域。中国的宇宙论和宇宙生成论似乎比其他宗教和神话更接近现代物理学的观点。当然，这与其说古代中国人有超前的“科学”，倒不如说他们奇异独特的思想另辟蹊径，给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带来了启发。

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个天才卓颖的观念。李约瑟和王铃为了让现代西方人能够理解中国的宇宙论，他们建立了当代的术语和概念，向西方人解释中国人的宇宙论。然而，中国研究的领域却对他们这方面的工作相当迟钝。旧有的用西方概念进行的错误比附仍旧见诸关于中国古籍的翻译和著作中。在李约瑟和王铃详尽地揭示中国宇宙论思想的性质和含义之前，一些权威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世界观的独特之处。荣格在1949年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人思考宇宙的方式和现代心理学有所类似。不能否认他们心中的世界模式很明显是一种心理—物理的一体结构。”（《易经》，p.xxiv.）李约瑟分析了中国人的宇宙模式之后，称之为“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an ordered harmony of wills without an ordainer）^[42]。李约瑟描述的中国人的有机的宇宙让我们瞠目惊讶，和人类历史上其他关于宇宙的观念相比，中国人的观念是何等特别。^[43]它也跟其他的有机的宇宙观不同，例如古希腊的宇宙论，总有逻各斯、主神或者其他想象出来的主宰俯视着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他们对于世界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人的观念跟古闪族传统差异更甚，闪族传统孕育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世观，上帝用手从虚无中（ex nihilo）创造，或是上帝通过自己的意志创造世界；中国人的观念和其他各种机械论的、目的论的、有神论的宇宙论同样肝胆楚越。我们的文明故步自封已经由来已久，造成我们几乎不大可能理解古代中国那种迥然相异的世界观。

卜德和李约瑟的工作已经充分表明了中国独特的宇宙观的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种观念的某些基本方面，然而尽管显证无数，人们却熟视无睹、少有质诘者。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问：一种文化的宇宙论倾向跟这一文化历史中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