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经济理论证伪的不可能

只要看到一只非黑色的乌鸦，就可以证伪“天下乌鸦一般黑”。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原因在于，我们面对的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其中所有因素都彼此相联系，任何经济理论都只可能选择其中有限的几个方面进行讨论，从而都包含有“其他因素不变”的假设，而这一假设就成了所有经济理论的“护身符”：所有可能“证伪”某一理论的经验证据，都可能源于“其他条件”发生了变化。

波普尔论的可证伪性标准

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2）一书中，波普尔对证伪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说：

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可证伪性标准解决的是划界问题。它的主张是，一个陈述或陈述体系要能被划入科学之列，必须能够与可能的或者可以想象的观察相冲突。……虽然科学标准强调我们的可错性，但它并没有就此陷入怀疑论中，因为它也承认，我们能从错误中学习，从而知识能够增长，科学可以进步。[41]

波普尔之所以特别强调可证伪性对于科学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一方面完全认同休谟关于证实不可能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反对休谟由此而得到的怀疑论结论。他说，休谟从对归纳逻辑的批判发展为怀疑论，是因为休谟认为归纳逻辑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但却没有看到使人类获得知识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即他在这本著作中阐述的猜想反驳法。

猜想反驳法

波普尔说，休谟完全是从心理角度来解释事物之间的联系，认为人类只能被动地等待客观事物重复出现之后，才会出于心理习惯而在观念中把事物联系起来，因此，事物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任何确定的客观基础。

与休谟的心理理论不同，波普尔认为人类在认识自然时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人类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知识，是人类“将规律性强加给世界”而产生的，从而可以是没有任何逻辑或事实基础的“猜想”。

人类之所以能够“将规律性强加给世界”，是因为人类具有“寻找规律性的自然倾向”（inborn propensity to look out for regularities），而这一倾向的最初源头，是婴儿出生时对“被喂养、被保护、被疼爱”的期待，这种期待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天生知识”（inborn knowledge）。当然，所有这些猜想都是可错的，即使是婴儿出生时就具有的“天生知识”，也有可能是错的（如婴儿可能会被遗弃）。

波普尔认为，人类科学知识的进步，就是在对猜想不断进行反驳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果没有猜想作为起点，科学就不可能起步，而如果猜想没有可错性，反驳也就无从下手，科学也就不可能进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可错性）是科学的基本前提和标准，猜想是科学的源泉，而反驳则是科学进步的动力。当一个猜想在以反驳它为目的的检验中，被新的经验证据证明错误而被拒绝时，为了解释新的经验证据就需要提出新的猜想，这时又要设计反驳这一新的猜想的检验，进而使这一新的猜想继续接受更新证据的检验。在此过程中，科学就得到了发展。

波普尔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名言说，好的理论就是在不断经受反驳的考验之中“生存下来的最强者”（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我们所说的“科学”，就是在某个时点上由这些“最强者”（及其检验报告）构成的一个体系。波普尔反复强调的是，任何时点上的这些“最强者”，都仍然只是一种“猜想”，需要时刻准备接受新的经验证据的检验，从而永远存在被证伪的可能。

经济体系的复杂性

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阿兰·科曼（Alan Kirman）在为《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词条“作为复杂系统的经济”（Economy as a　Complex System）中，把复杂系统所具有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42]：

（1）相互间直接交往的经济主体是异质的。

（2）经济主体获得的信息及相互交往都是局部的。

（3）经济主体的行为遵循简单的拇指法则。

（4）系统的总体行为并非是某个一般性或代表性经济主体的行为。

（5）系统的总体行为是在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交往中涌现的。

这五个方面的特征（以下分别简称特征1至特征5）完全适用于经济体系。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每个独立的经济主体（特征1），完全出于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局部信息采取行动（特征2），最后却创造出了每个人都未曾预期到的良好结果（特征5），即整个经济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秩序，而不是混乱，这就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自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解释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运行的。

在经济运行的上述逻辑中，特征2与特征5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整个经济体系的状态，是所有经济主体行为的结果，从而每个人的行为一定会对整个经济的状态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是确定的（特征4）；另一方面，整个经济体系的状态，又反过来会影响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这样，每个经济主体在决策时，都必须预测自己所做决策的宏观影响，然后再根据这一预测结果调整自己的决策；当然，自己的决策调整后，宏观经济状态又会发生变化，所以，经济主体需要再次调整；这一过程需要不断重复，直到自己感觉满意为止。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每个经济主体都非常清楚，其他经济主体也在同样做着这种预测、决策、调整的工作，所以，每个经济主体的模型中，还需要包括所有其他经济主体各不相同的行为模型。很显然，这种复杂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个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现实中的经济主体只能采取“拇指法则”（特征3）。

经济理论的“护身符”

正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经济体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处于这个系统中的每个因素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而任何经济理论都只可能选择其中有限几个方面的因素展开讨论，以便使我们能够将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被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上。在此过程中，大量其他因素被忽略，或者被假设不变，或者被假设它们即使变化，影响也不会显著，这是经济理论总是包含“其他因素不变”这样一个限定的原因。

由于“其他”是无穷的，因此，现实与理论预测的不同，永远可以归因于“其他因素不变”的假设没有得到满足。这样，必然包含的“其他因素不变”这一限定，就成了所有经济理论的“护身符”，使得任何经济理论都不可能被证伪。

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Hausman）在为《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词条“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中指出，如果把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作为经济学中知识科学性的标准，那么，几乎就没有任何经济学知识可以算作科学知识了。[43]波普尔自己的论述，实际上就已经隐含地说明了证伪与证实几乎同样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能会对接受任何陈述，哪怕是最简单的观察陈述感到犹豫；我们可以指出的一点是，每一个陈述都是按照某种理论所进行的解释，从而都是不确定的。……根本不存在没有误解危险，从而完全安全的观察。（这正是归纳法站不住脚的原因之一。）[44]

由于关于最简单事实的判断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也就无法得到任何确定的判断了，而这当然也包括对一个理论是否被“证伪”的判断。所以，波普尔本人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绝对”地坚持证伪理论。

波普尔证伪理论的真正贡献

豪斯曼在前述词条“证伪主义”中说，波普尔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经验证据和证伪态度的强调，即研究者应主动面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理论的经验证据的挑战，并且愿意放弃那些不能通过证据检验的理论，而不在于把证伪作为是否是科学知识的判断标准。

经济理论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并不表明所有经济理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接受任何经济理论。经济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导实践，从而都需要接受基于实践（亦即经济证据）的检验。但是，所有检验都不可能是严格的，都只能是一种近似检验，而什么样的经验证据才足以“近似地”证实或证伪某一个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或评价者）的主观判断。

对于促进经济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有一个可证伪的科学态度，进而需要高度重视经验证据的根本性作用。这一点实际上也是波普尔本人特别强调的。他将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分为教条态度（独断论）和批判态度（批判论）两大类，把两种态度下的科学分别称为伪科学和真科学：

教条态度是指这样一种倾向，即试图通过应用和验证来证实规律，有时甚至几乎完全忽略反驳；而批判态度则是随时准备改变它们、检验它们、反驳它们、证伪它们（如果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作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作我们前面所说的伪科学态度。[45]

波普尔在这里提到的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独断论除了有时不顾经验证据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论以外，有时也重视经验证据，但常常只注重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忽略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在经济领域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本书第6—8章将要详细讨论的货币数量论，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