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北京地名研究
- 杨建国
- 20字
- 2020-07-09 17:19:35
第三章 北京地名的前世今生：历时与共时研究
3.1 北京与北京地区的时空表述
以前的历史地理著作习惯上将我们要讨论的对象及其范围表述为“北京称谓的历史沿革”。严格地讲，这种表述是不够严谨的。第一，它以北京今天的首都地位作为讨论的逻辑起点或曰参照，而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地区扮演的历史角色和承担的功能可以分出不同的层次，如史前的北京地区，在房山、顺义、平谷、昌平等有考古遗存；作为诸侯方国的城邑时期，如蓟和燕；作为郡府治所的历史时期，如广阳郡、涿郡、范阳郡、析津府、顺天府，其中汉代属于郡中有国（王国）；作为陪都、中都、大都、首都的八百余年期间，地方政府的治所包括北京地区的空间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范围。北京有3000余年的建城史，同时就伴随着都城的历史。这种都城的确立，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城市的功能及历史地位同步，先是诸侯方国的城邑，然后是君临天下帝国的陪都、中都，经元、明、清，由大都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民国在定都问题上虽有反复，但历史不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次定都北京。张清常（1997）用一章的篇幅介绍“北京这个名称的来历及变化”，颇见学术功力。
3.1.1 北京：关键在“京”，而不在“北”
今天的北京市，是一个省级行政建制，属于中央的直辖市，口头上称北京，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它的准确地理描述是：纵横介于东经115°25’-117°30’与北纬39°26’—41°03’相交的区域。
北京在古汉语中可以拆分为两个单音节词（字），但作为专名，不可拆分。“北”在甲骨文中象两人背对背，在卜辞中的基本词性为方位词，使用的意义表示北方。“京”在甲骨文中象古代高层楼台之形。《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许慎对“京”字的解读不一定经得起推敲，因为楼台之形与高丘之形难以取得认知上的一致，此处存而不论。但无论怎么说，“京”在文献中可能由于与其搭配的依存关系逐渐从一般的大建筑物而发展出指称城市（古邑），最后成为国家首都的代名词，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考卜维王”“镐京辟雍”，班固《东都赋》里有“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其中的镐京、京洛虽非专名，但在词汇双音化的过程中，为形成地名“×京”的认知模式无疑是重要的助因。具体到“北京”，其模因从民间讲，源于东汉，东汉的人称旧都长安为西京，称当时国都洛阳为东京，张衡的《二京赋》写的就是长安与洛阳的宏伟气象；从国家正式命名的角度讲，源于唐朝，东京洛阳，西京凤翔府的命名属于国家行为。但不可忽略的是，东汉的民间言语行为以及张衡的《二京赋》，可能是传导到上层认同并采用这种给首都与陪都命名的诱因。
3.1.2 北京：历史上不止一个，说“北”有其他方位参照
自从东汉非正式开启方位词“东、西、南、北、中、上”加“京”的命名模式之后，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七次“北京××府”，它们分别是：
后唐（923-936）东京兴唐府，西京太原府（后改为北京太原，今之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又西京长安，北京太原。
后晋（936-947）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太原府。
后汉（947-950）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太原府。
北宋（960-1127）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又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南京应天府。
金（1115-1234）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南京开封府。
明（1368-1644）南京应天府（今南京市），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1368-1378年），又北京顺天府（今北京市）
由上不难看出，从后唐到明代累计近五百年的时间，无论两京制还是五京制，都有叫“北京”的，但只有明成祖改燕王藩地北平府为北京顺天府后，这个“北京”才与今日之北京有时空上的联系。
除此以外，唐代以前称北京者，还有：十六国夏昌武元年（418），赫连勃勃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北京（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平城为北京；西晋时，江南人称洛阳为北京；南朝宋，称丹徒（今江苏镇江）为北京。
3.1.3 不叫北京，叫南京、中都、大都、京师
辽曾经长期与大宋对峙。公元926年契丹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吞并燕云十六州后即改国号为“辽”。它也设有四京：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上京地位等同于首都，其余都是陪都。称南京是因其建立在大辽疆域的南部，同时地处上京之南，又叫“燕京”。它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文献记载它比上京要气派，其皇城的城垣位于今天的广安门地区。现位于西城区的天宁寺塔正是那个时期的建筑。
析津的命名与古代天文学有关。《尔雅·释天》：“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这句话不懂中国古代天文知识的人，如读天书。古人为观测日、月、五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运行，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划出七个星宿，共计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其中作为东方苍龙七宿的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把它们看成一条龙，角宿是龙角，氐宿、房宿是龙身，尾宿是龙尾。箕宿有四颗星，联系起来像是个簸箕。北方玄武七宿之首是斗，斗宿有六颗星，联系起来像是个古代用以盛酒的斗。天河即银河，又称汉津，位于箕宿与斗宿之间。箕宿属于东方苍龙七宿之一，为木；斗宿属于北方玄武七宿之一，为水。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方国州郡相应，这样相配，则认定尾箕配燕国，又配幽州。析木也配燕国幽州。这种做法叫分野。这就是辽以幽都府为南京改称析津府的根据。
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与金联合共同破辽。第二年金将辽燕京归还给宋，宋将析津府改名为燕山府。不久又被金占去，1125年仍名析津府。金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把辽的燕京析津府改名为中都大兴府。此时，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盘踞故都危害自己，完颜亮还下令彻底捣毁旧都上京会宁府的宫殿宅第，夷为平地。这样，原来的“五京”还余下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南京开封府。按照这一空间格局，中都的“中”作为方位词是成立的。金中都实际上是其首都。为什么取名“中都”？据《金史·地理志》，海陵王完颜亮认为“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圣都，寻改中都”。
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因为中都残破，于是委派刘秉忠在其东北另筑新城。至元九年（1272）称国都为大都，至元十六年（1279）国号元。至元二十年（1283）大都竣工。大都之宏大，当时在世界上少有，作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再经过《马可·波罗游记》“世界莫能与比”的渲染，汗八里成为西方人尤其是商人向往的地方。称大都为汗八里，是西方人依蒙古人的称呼指称元代大都城，“八里”是突厥语“城市”的译音；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可汗所居之处。因此，北京也曾被称为汗八里，《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载。
“京师”二字连用，意思是首都，是个复合词，并没明确是特指哪个地方。《诗经·大雅·公刘》中的“京师之野”，是说“在我们国都的原野上”；《公羊传·桓公九年》所说的“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指的是东周的国都洛邑。明洪武年间，建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市）。其时，京师已由原来的泛称发展为行政区划的地名，辖区相当于今之江苏、安徽、上海这两省一市。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市）。京师辖区相当于今之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省大部地方。这样，明朝的京师确实已成了地名。清朝沿用下来，既指辖区，又指北京本身。清朝国都正名是京师顺天府，陪都为留都盛京（今辽宁沈阳）。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办新型国立大学命名为京师大学堂，这一名称证明了清国都正式名称是京师而不是北京。当初清朝得了天下，便立即废应天府南京，改名江宁府，以发祥地盛京为留都。显然，清朝因政治考虑没有像保留大量城门名称那样保留“北京”这个名称，而是直接采用“京师”二字来代替“北京”这个名字。因为明洪武定都原在南京，明成祖北迁称北京，不敢废除父制，因而采取南北相对，一虚一实。明朝用京师，那是以京师为北京的别名。清朝用京师，却是以京师为正式的名称。这是二者的区别所在。
3.1.4 北京及其曾用名（含别称）的文化理据
北京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字，辖域有大有小，地位由低到高：由诸侯国之都到军事重镇到陪都到帝都，明朝初年、民国中后期有不长的时间首都不在北京，称北平（府）。
从文化语言学关于文化符号分析的观点看，北京及其曾用名中的“都、京、平”三个字词蕴含着文化信息。
都：国都。《书·说命中》：“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疏：“立国谓立王国及邦国，设都谓设帝都及诸侯国都，总言建国立家之事。”[3]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在燕昭王时期形成了“三都”体系：蓟城、中都（今北京房山窦店以西）、下都（河北易县城东南）。这时的“中都”是诸侯国燕国的国都之一。
宋宣和六年（1124），金人南侵，占领宋的燕山府（以燕山得名）。金贞元元年（1153）金人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镇）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定为国都。治所均在今天北京西南一带。自金贞元元年完颜亮建立中都，至金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迫于后起之雄蒙古成吉思汗的频繁进攻，迁往北宋故都“南京开封府”，至金贞祐三年中都城陷落，被蒙古军彻底捣毁，金中都共存在63年。在这63年中，金代为北京地区留下大量名胜古迹。今天的钓鱼台、玉渊潭、香山、玉泉山、北海、陶然亭，都是当年金代皇家的离宫别馆。1990年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工地发现的城墙水关遗址（已辟为博物馆），现存于昌平区铁壁银山的法华禅寺塔林，都是金代遗存。举世闻名的永定河卢沟桥，更是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建成的，当时叫广利桥。
蒙古成吉思汗十年（1215）占领金中都后仍称燕京。元至元元年（1264）五月，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上都（元之夏都），改燕京为中都，故城仍在今北京市区西南部广安门一带。至元九年（1272），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首都。
1368年8月初，明军攻克大都。徐达攻入大都后，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平：平定。《诗·小雅·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意为“平定了北方战乱”，百姓可以安宁地过日子。
明永乐元年（1403）正月，升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这是“北京”一名之始。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民国前期。《诗·大雅·文王》：“祼（guàn）将于京。”这里的“京”即是周朝的帝都。后来，“京”与“都”都指“国都”。“京师”一词最早见于《诗·大雅·公刘》：“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后世遂称国都为京师。京师当成国都的代称，命名理据之一是，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因周文王和武王在此建都，故统名为京师。《公羊传·桓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京师大学堂的“京师”，指的就是近代的北京。
1928年6月20日国民政府将北京又改为北平市。北平这一名称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提议改用的。北伐战争后，陈立夫曾在南京办了一份《京报》。这份民间报纸很敢说话，销路很好，其销出的份数比《中央日报》还多。有一天，陈立夫忽然想到首都既决定在南京，北京这一名称应更改，以免残余军阀再图在那里起野心设政府。于是，他让《京报》罗时实执笔，写下了《正名之重要》一文。国民政府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其实，陈立夫只是出于政治考虑，恢复使用了明初的北平名号。联系清初废南京改江宁府之举，一南一北，改京为宁，改京为平，一字之差，凸显地名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日伪政府于1937年10月12日又将北平改为北京；1945年日寇投降后，又改为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六十多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是周武王给帝尧之后的封地，说明“蓟”这个地名在此以前已经产生；战国时期是燕国的国都；秦灭燕后设置蓟县。北京的曾用名，包括辽时的“南京”“燕京”、金时的“中都”、蒙元时期的“大都”、明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都包含“都”或“京”（合称的现象出现在日本：京都），现在的简称就是“京”。其中的“燕京”，“燕”与燕山、燕国相关联。民国时期有“燕京大学”，现在有“燕京啤酒”，都透露出地名信息。当然，河北境内出现的“燕京理工学院”，因其位于燕郊，称“燕京”还是有理据的。
北京获得的别称，一是因不同历史时期的州府治所在北京地区，因曾是秦汉时广阳郡的治所，隋大业年间涿郡的治所，唐天宝年间范阳郡的治所，辽代析津府的治所，明清顺天府的治所，于是广阳、涿郡、范阳、析津和顺天府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的别称。二是移植自其他国都或帝都，如“日下、春明、京城”等。
用“日下”指称京都，始见于《世说新语·排调》。唐朝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里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即运用此典故，此后便以“日下”为国都的代称。清人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和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等中的“日下”就是北京的代名词。以日比喻皇帝，因此称帝王所在的国都为日下。
春明，起源于唐代，唐朝首都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古人认为东方主春，于是后人遂以“春明”作为首都的别称。清人孙承泽著的《春明梦馀录》，其中的“春明”就是北京的代名词。
京城，唐天宝元年（742）以前，称首都长安为京城，以后京城就泛指国都。北京成为国都后，自然就继承了“京城”的称谓。
3.1.5 关于北京何时建城的争议
人类在北京湾这个地方最先孕育了两个城邑：一个是“燕”，一个是“蓟”。这两个城邑距今有3000多年。这个判断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根据。《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武王灭商后，进行了分封，其中封“帝尧之后于蓟”（见图3-1），“封召公奭（shì）于燕”。
图3-1 《史记·周本纪》
蓟为我国商代北方一个由尧的后裔建立的奴隶制小方国，城址在今广安门外，受封后臣属于西周天子。在蓟城南面，还有一个小的方国，名“燕”，也是受周武王分封的奴隶制国家。据《史记正义》解释，“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结果有了“燕都蓟城”。《礼记》记载的是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武王克商的时间，距今有3000多年。不论哪种记载属实，历史悠久都毫无疑问。目前，“燕”已经发现城址遗迹，并在周边出土了重要器物。
“燕”位于今天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经考证认为，蓟城在北京湾的中部，燕的北面。当时的蓟城已成为北方各民族共同的经济中心，是战国时代的“天下名都”之一。燕都蓟城，进一步促进了蓟城的发展。蓟这个边陲小城先后经历了秦汉时期的蓟城，隋唐时期的幽州城，辽代的南京城（也称“燕京”城），城市逐渐由小到大，城池不断得到复建和扩充，一直发展到辉煌的金中都城。
这是目前北京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北京何时建城可能找不到文献依据，但就已发现的文献看，北京最早的城市就是蓟城。但蓟城究竟在哪里，目前的考古遗存还难以完全坐实。
在广安门外北侧树立的“蓟城纪念柱”下面的勒石碑文，刻有侯仁之撰写的《北京建城记》，上面有“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武王克殷分封黄帝之后于蓟具体是哪一年呢？赵光贤根据史书记载的彗星天象，推算出是公元前1045年。后来北京市举行纪念北京建城的活动起始时间点就定为公元前1045年[4]，1995年举行了304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北京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的依据。对于武王灭纣分封的具体年份，有人提出质疑，这是可以理解的。确定哪一年作为纪念活动的时间起点，可能就难以取得共识，因为没有人掌握经得起质疑的历史事实，只能是一种后世大体靠谱的行政决议。一个商代就存在的地方，但是没有文献记载，因此它的性质、规模都不好确认，时间也只可能有个大致范围。
最早的燕都，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房山董家林遗址可以为证，但最早的蓟城在哪里？侯仁之认为最早的蓟城“核心在宣武区”“广安门内外”，根据是“蓟之得名源于蓟丘”。根据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蓟丘的位置当在蓟城的西北隅。这一观点由于缺乏可靠的城市遗址作为支撑，受到考古学界和文物学界部分专家的质疑。如已故考古学家邹衡就断然否定侯仁之的观点，指出侯所依据的从广安门一带发掘出的水井构件，绝对没有西周那么早。著名文物学家兼考古学家赵其昌更是依据考古发掘证据，说明在侯老认定的广安门外“蓟丘”处的古城墙要晚于东汉，并提出最早的蓟城应该在石景山古城一带。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史书所记本身是否有误，二是没有王国维所提的二重证据怎么办，三是城墙遗址有没有重叠的可能。如果不能证实或者证伪，那就只能暂时存疑，留给后人去下定论。
3.1.6 关于北京何时建都的争议
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或者说主流的说法，都是认同侯仁之（1953）北京建都“不始于辽而始于金”的看法。文献依据为《金史》海陵纪有如下的记载：“贞元元年三月辛亥，上至燕京……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燕京是今北京在当时的名称，正式建都之后，改称中都。侯先生认为这是北京正式建都的开始，时间贞元元年合公历为1153年，三月乙卯合阳历为4月21日。也就是说，北京建都始于1153年，纪念日为4月21日。虽然金中都当时只是中国北半部的政治中心，但这一观点还是得到了官方认可，原宣武区政府于2003年在广安门金中都遗址外立“北京建都纪念阙”，以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
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辽南京（燕京）建立时间作为起始，但是反对者众多，认为燕京只是辽的“陪都”，且其统治地域未达中原；二是以元大都作为北京建都之始，认为从元大都开始北京才是真正号令全国的都城；三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国城”出现在西周初的燕国、蓟国，因此分封燕、蓟之年，不仅是北京建城之始，也是建都之始。
争议意味着认识的分歧。那北京建都“始于辽”能否成立？是否一定要从元大都算起？“燕都蓟城”又是从哪个层面立论的？
如果单看“都”，都够格，都有道理。“燕都蓟城”在西周“天下观”的历史语境下虽然不是王朝的中心所在，但按照《释名》的“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确实符合国都的标准。但要是考虑政治中心、首善之区，那作为辽之陪都的南京（燕京）确实不够格，而金中都作为中国历史上分裂状态下的政治中心、首善之区，是成立的；当然，元大都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治中心、首善之区，就更是毋庸置疑。因此，讨论这一类问题，我们既要看语符的形态差异，如“国都、陪都、中都、大都、京师、上京、都城、都市、大都市”，更要看语符背后所指的主要职能、历史地位，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历史语境，联系每一个语符指称的场域，梳理出场域中的主要角色及其关系，这样才能做出基于历史事实的正确判断。为什么史学界的主流认识认同侯仁之的观点，主要原因是侯先生梳理的历史事实清楚。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其中梳理史实的文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