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提出的各项任务，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不会自动地产生任何新的理论和学说。任何新的理论和学说，都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以前人的思想所达到的终点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3]哲学如此，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也是如此。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了到19世纪上半叶为止的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下面分别简要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这几个直接理论来源。

先看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指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德国资产阶级在其形成、壮大和准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包括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康德的“三大批判”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最卓越的贡献是辩证法，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系统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哲学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所说，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4]黑格尔把辩证法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把人类社会历史描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过程，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恩格斯在肯定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贡献时所说：“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5]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且不能把发展的观点贯彻到底。马克思、恩格斯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观的合理思想，彻底批判了它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对它进行了根本改造，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环节。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一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它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完全赞同和接受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只是汲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摒弃了他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清除了他的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杂质。

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不仅仅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还包括其他很多哲学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罗马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不能把它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范围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近代哲学，特别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为代表的英国哲学，以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为代表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都做了研究。因此，我们也不能把近代英法哲学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范围之外。此外，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梯也尔等人的历史观中的合理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欧洲的全部哲学的积极内容，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其他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影响相对说来较为间接。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哲学存在两个分离：一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分离，黑格尔有辩证法但没有唯物主义；二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分离，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这两个分离的片面性，实现了两个结合，即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创立了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完备而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从而在哲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

再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时期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它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成于英国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初，创始人是威廉·配第，中间经过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落后的封建主义做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6]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如关于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思想，关于劳动一般的抽象，关于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关于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他们在对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中对剩余价值起源的探索，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经济分析等，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起了积极作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存在严重缺陷和错误，如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符合人性的、永恒不变的制度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成自然规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以及价值理论中的矛盾和混乱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收集和研究了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大量历史资料，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固有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它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最主要的是严密论证了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变革。

最后看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自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发表《乌托邦》这部著作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已经有500年的历史。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指19世纪上半叶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上说，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不仅不是颂扬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而且对它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和无情的抨击。例如，圣西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新的奴役形式”；傅立叶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社会地狱”“复活的奴隶制”；欧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整套欺骗和伪善的制度”，他把私有制、宗教、婚姻形式看成是现存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的祸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把资本主义看成永恒的、最后的社会制度，而是认为它只不过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且提出了对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圣西门把设想的未来社会称为“实业制度”，人们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傅立叶把设想的未来社会称为“和谐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和睦相处，全体社会成员的情欲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欧文的设想更为激进，在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实业制度”与“和谐制度”中，仍然保存着私有制，而欧文所要建立的则是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联合体，并且废除了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如关于消灭旧式分工，关于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早期结合，关于社会权力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关于国家消亡等观点，都为科学地认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不少缺陷，如他们关于理性支配世界的观点，关于天才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关于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都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过于详细的描绘和对社会细节的规划，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质；他们认识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历史使命，找不到实现未来社会的社会力量；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积极成果，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了科学的预测和设想，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变革。

以上我们分别叙述了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影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影响，英法两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理论来源，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所以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也不是各自孤立地、单独地发生的，而是综合地、相互交织地发生的。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仅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而且也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密不可分。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的启发，而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改造则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规定了目标和方向。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仅仅来源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同他们批判地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来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来看，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构成的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完整体系。

除去上述三个直接理论来源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密切相关。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从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也蓬勃发展起来。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进入19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7]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兴学科，如地质学、胚胎学、动植物生理学、有机化学等陆续建立起来。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与生物进化论这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植物和动物都是细胞按照一定的规律发育和生长的结果，从而阐明了生命有机体的内在统一性，沉重地打击了生命起源问题上“上帝创造论”的神学观点和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各种能，如机械能、热能、光能、电磁能、化学能等，都是物质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互相转化，而转化过程中总的能量是守恒的。这就证明，物质的运动是客观的，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而只能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具有内在统一性。生物进化论揭示出，今天存在的千姿百态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由原始单细胞胚胎按照“生存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生长进化而来的，从而把变化发展的观念引入生物界。这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产业革命的科学前提，为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起了推动作用；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的改变，生产关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也直接或间接地起了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提供了科学前提，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结合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