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释

马克思在1843年年底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比马克思早一些，他在1843年年底至1844年1月写成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且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赞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41]但总的说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尚不成熟，对一些概念、观点以及理论发展史的表述也尚不十分准确。我们把这些观点简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通过重农学派才成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在这以前，无论是金融资本家、银行家、商人，即一切与经济关系直接有关的那些人所研究过的，还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这些有全面教养的人所研究过的，都只是“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个部门”，而不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只是通过重农学派才变成一门特殊的科学，并且从那时起它才被作为一门科学加以探讨。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科学，它还得包括一些其他关系，如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等，因为它常把这些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但是它认为这一切关系对它的从属只是这些关系的一个方面，因而在其他方面仍旧让它们保留经济学以外的独立的意义。”[42]

重农学派发展和系统化了剥削理论的内容。但是重农学派所根据的是法国当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时起作用的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所以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当了封建主义观点的俘虏，认为地产和农业劳动是决定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力。剥削理论通过功利主义者边沁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边沁的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我们第一次在边沁的学说里看到：一切现存的关系都完全从属于功利关系，而这种功利关系被无条件地推崇为其他一切关系的唯一内容；边沁认为，在法国革命和大工业发展以后，资产阶级已经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已成为这样一个阶级，即它的生存条件就是整个社会的生存条件。”[43]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功利论的是非功过。功利理论由于考察了地租、利润、工资等等经济关系，所以对各阶级的一定的剥削关系也就得到了考察，说明了剥削方式是取决于剥削者的生活状况的。此后，功利论的经济学内容逐渐变成了对现存事物的单纯的辩护，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最有益的、最有公益的关系。功利论开始还“能够以一定的社会事实为根据”，“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但在进一步谈论剥削方式时，它只能采用空洞的说教。”[44]

（二）关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封建时代的所有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种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即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不发达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各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发展起来。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和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需要。因此，统治阶级的组织即贵族的组织到处都在君主的领导之下。

在中世纪，行会组织和行会制度对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行会组织的原因和行会组织的性质作了论述。他们指出，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了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必要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是他的特殊的劳动技能。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连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手工业之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从农村不断进入城市的农奴，在行会面前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从属于行会师傅，经过培训成为他们的帮工；另一种是做短工，城市对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每一个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以最适合于师傅利益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双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帮工在同一师傅手下做工，对这些帮工来说这是一根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同他们分割开来；第三，帮工由于自己也想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至少还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与行会制度本身的存在有关的小冲突。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起义都是从乡村爆起来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成熟，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把中世纪中的“自然形成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资本”作了区分。他指出：“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资本。”[45]

在城市中各个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的，因而在行会内部，各个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必须都会做；各个城市之间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联系、居民稀少和需求的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升华为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安于奴隶般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

（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

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的政治治安状况，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即商人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各个城市之间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个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超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像行会城市过去曾是农民摆脱土地占有者的避难所一样。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个时期的形成是由于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拼凑起来并效忠帝王、镇压其他诸侯的军队，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迅速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对那些没有受到刺激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统治。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

到了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英国一个国家。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造成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时的自然科学也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科学运用于生产过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于是在英国发生了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发生了1789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货币制度得到发展，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旧的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市场，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的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为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由促进它发展的动力变成了阻碍它发展的桎梏。正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将被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四）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在中世纪，每一个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开始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个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成无产阶级。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个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雇佣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即受剥削的雇佣劳动地位，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雇佣劳动地位之间的矛盾，对无产者本身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变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无产者为了获得自由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他们要推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成为阶级，并以革命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一种真正的共同体，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