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手稿》中存在的旧学说的痕迹

那么，能否说《手稿》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基本形成的著作呢？不能。因为《手稿》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著作，尚未完全克服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学说，主要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和当时流行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痕迹。虽然《手稿》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这些新的思想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表述的，而且在这些新观点中还夹杂着一些旧观点。在《手稿》中，既存在着新内容与旧术语、旧形式的矛盾，又存在着新观点与旧观点的矛盾。因此，其中的新思想、新内容尚有许多表述得不确切和模糊不清之处，这一点从我们上面的叙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为了进一步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必须克服这些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不断充实那些新思想、新内容，并使其得到越来越确切的表述。

在《手稿》中，存在的旧学说的痕迹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以承认有一个理想化的、不变的、共同的“人的本质”为前提的，并把这种“人的本质”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标准。异化劳动理论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实际上是“人的本质”与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使“人的本质”畸形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不仅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而且也未完全克服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的理性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尺度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这就妨碍了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表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去说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在《手稿》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用经济学的论据论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用“人的本质”与不符合“人的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论证的。

（二）《手稿》中关于“人性异化”“人性复归”和“人类解放”的思想，尚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47]这里虽然对“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作了区分，但是总的说来，当时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把“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尚未提出无产阶级首先争得自己的解放，然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还有一段距离。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一章做了说明。在包括马克思的《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虽然都有人类解放的思想，但是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还不是无产阶级首先“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而是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一起解放。因此，这种人类解放的思想，客观上容易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而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是无产阶级首先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首先得到解放。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全人类都得到解放以后，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了最后的彻底的解放。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人类解放思想相混淆。

（三）《手稿》虽然提出了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的思想，接近于提出生产关系概念，但是，由于马克思在当时还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明确制定生产关系概念，还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因而还没有对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做出纯经济的历史的分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还没有发现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当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虽然与费尔巴哈有了重大的区别，但是他尚未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区别。他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费尔巴哈所讲的人的本质只是把人们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是误认为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也是社会的现实的人。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在《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这两部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48]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手稿》写于1844年4—8月，他在8月11日的信中仍然认为费尔巴哈所讲的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这就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当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的区别。不仅如此，在稍后他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仍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的不同。在这本书中，他们把下列一些思想当作是费尔巴哈的“天才发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9]我们知道，费尔巴哈所讲的人并不是现实的社会的人，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自然人。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人理解为现实的、社会的、活生生的人，正说明他们自己在当时对“社会的人”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抽象的生物学上的自然人的色彩和痕迹。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的区别，是因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除去与费尔巴哈有重大的不同的一面外，仍然有某些相同之处。按照马克思后来的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如此，在历史上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就具有不同的本质；在同一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本质。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共同的，而是有差别的；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阶级社会不是超阶级的，而是有阶级性的。这样理解人的本质，就根本无所谓人的本质的异化，也无所谓人的本质的复归。反过来说，只要还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然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把人的本质看成具有先天不变的抽象共同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写完《手稿》后不久，就毅然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想。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讲到。

（四）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讲的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也不像费尔巴哈那样，讲的是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而是基于对“经济事实”的分析，讲的是人的劳动的异化。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还只是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比较缺乏，因而还没有完全做到从“经济事实”本身说明各种经济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从异化劳动出发，逻辑地推演出一系列经济范畴。正像马克思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50]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科学地说明各个经济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对私有财产概念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说明就是一例。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私有财产“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当然，马克思认为相互作用的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归根结底，是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51]可见，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循环论证的色彩，因为他在当时还没有找到既决定异化劳动、又决定私有财产的更深刻的根源。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种论证，他在《手稿》中还试图进一步说明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他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52]遗憾的是，我们在《手稿》中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是如何解决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的。后来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产生的共同根源。就是说，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同时产生的，在起源上没有先后之分，在地位上也没有轻重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