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天的世界俨然是一个地球村，各个民族和国家作为成员参与世界的活动，从而构成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源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4]

迄17世纪末叶，文明人类已航行了合恩角、好望角、东南角（澳洲塔斯马尼亚岛）、西南角（大洋洲新西兰南岛）以北的全部海洋，遍及地球表面海域的9/10；并且解决了大地的形状、大小、地球上是水域包围陆地还是陆地包围水域、海洋是否相同等问题；基本上清楚了地球表面海陆接触相交的大部分情况，即地球上9/10的大陆海岸线和大岛海岸线的走向和长度……在这250年中文明人类到达和认识的地区、地理大发现的成就大于5000年来地理发现成就的总和，也大于此后250年的地理发现成就。因此，这个时段的地理发现称之为地理大发现。所以人类历史和世界地理上的地理大发现只有一个，它从15世纪下半叶持续到17世纪末叶。[5]

地理大发现的最早推动者是地处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恩里克王子（Infante D.Henrique，1394-1460）的带领下，葡萄牙“将地理探险和发现成为一门艺术和科学，使远航成为全国感兴趣、与之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事业”[6]。葡萄牙人首先攻下北非的休达，然后乘着三桅帆船小心地沿着西非海岸前进。1488年迪亚士（Bartholomeu Dias，约1450-1500）发现了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沿东非海岸，过红海口，直达印度大陆。葡萄牙开辟了西方到达东方的新航线。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进而占据暹罗和巴达维作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据点。1517年，葡萄牙人在船长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ires de Andrade）和使臣托梅·皮尔资（Tomé Pires）的率领下从马六甲来到中国。这是中国与西方人的首次相遇。[7]广东巡抚林富奏疏言：

正德十二年（即1517年），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须其朝贡，为之奏闻。此不考成宪之过也。[8]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带领探险船队从港口帕洛斯出发，1493年返回，其间发现了北美新大陆。1522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的西班牙船队首次环球航海成功，开辟了从欧洲到达亚洲的另一条不同于葡萄牙人所开辟的新航线。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从美洲到达菲律宾，开始与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交往通商，形成了“中国—阿卡普尔（墨西哥西海岸）黄金水道”，“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由此拉开序幕。[9]

“寻找契丹是百年航海史的灵魂。”从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到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这些中世纪旅游者的游记一直点燃着西方寻找富饶契丹的梦想。东方刺桐港堆积如山的香料和契丹大汗无与伦比的财富，成为枯燥无味的中世纪欧洲人的热门话题。哥伦布出发时，带着一份西班牙国王致大汗的国书，葡萄牙人则将寻找“秦人”作为他们前往东方的重要使命。[10]奥斯曼帝国兴起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上商路被阻断，所以，寻找香料、与东方重新展开贸易，成为欧洲海上扩张的根本目的，而基督教的扩张则将其文化梦想、商业利益和宗教扩张融为一体。

16世纪的基督教已经从个人的隐居生活中解放出来：

以往的宗教团体隐居在禅房、修道院和围墙内，这反映了它们诞生时的私人经济。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Igreja de São Francisco de Assis）创建的方济各会是说教者、传教士和云游僧侣的组织。他们提出要走出修道院，把基督的话和榜样带给民众和异教徒。这符合都市和贸易新体制，符合资产阶级的扩张野心和文艺复兴前期人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走向全世界，与穷人结合在一起。地球变成广阔而灿烂……[11]

在欧洲的各个天主教修会中，耶稣会成为走向东方的先驱之一。中国是其众多东方目标中的一个。

在200年时间里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计456人。他们大多数成为御用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和园林设计家，照顾了151个堂区，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来华耶稣会士为传播欧洲科学和文化以及东学西渐，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向欧洲输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并带回了中国的工艺品，这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12]

地理大发现所开启的全球化，并非仅仅使人类在地理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自己生存的家园——地球，也开始了人口的流动、贸易的沟通、科学技术的交流、农作物的传播，乃至疾病的传染。[13]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血与火中，世界从孤立与分散走向联合与统一，不同文化也开始相遇，并发生碰撞。直至今日，这种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理解与纷争仍在继续。

在16世纪后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则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200年间，两者之间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在文化上的最大的收获、最宝贵的成果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探求其原因主要在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中国与欧洲都不相上下，甚至要高于欧洲。远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无法采取他们在非洲和美洲所采取的殖民政策，只能以另一种形式与中国接触。[14]而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也在中国采取了一种和平的文化适应政策，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和理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18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与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或者称为早期汉学，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传教这一首要任务将耶稣会士和早期汉学家区别开来，但耶稣会士作为有关中国地理、语言、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主要传播者和解释者，为那些后来成为早期汉学家的欧洲学者提供了学术基础。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利用返回欧洲逗留的机会或通过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与这些学者保持直接的、密切的联系。[15]

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们第一次用欧洲的语言翻译中国的古代文化经典。由此，传教士汉学和那种道听途说的游记汉学才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游记汉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这些作者叙述的是个人的经历，他们很少亲自研读中国的典籍文献，自然也谈不上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这些来到东方的“游客们”，游走四方，浪迹天涯。尽管他们也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也给西方讲述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但总体上他们提供给西方读者的中国是一幅多样的、感性的中国，是一种个性化的讲述。在此时期，由于西方人无法获得中国典籍，他们只能获得一个关于中国的感性印象，一个神奇、支离破碎、可以任意想象的中国。因此，无论是西方大众还是知识界，他们都无法从精神层面上把握和认识中国。[16]自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分别统治欧亚大陆的两端起，欧洲与中国就开始沿着丝绸之路往来贸易。但直到大航海时代后，以耶稣会士入华为标志，中国和欧洲才真正开始了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意义，才第一次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