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口述史，按照目前国内学界普遍的解释，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久远的古代，联想到人类发明文字以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口述史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的产生比文字更早，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历史，就都是口述史。如果追根溯源，西方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至更早的荷马史诗；在中国，通常便以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为例。这些史学的开山鼻祖和大师们撰写的史学经典巨著，都曾经自觉地将口述史料，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父老传说，纳入到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在他们宏大史著中的那些丰富、生动的细节，往往就来源于此。以至于直到今日，仍有很多专业的历史学家想当然地将这种口耳相传的传统，与今天的口述史学等同，或者认为二者间的区别，仅仅一是广义，一为狭义。
然而，我们这个作为读本来介绍的“口述史”（Oral History），虽然与上面所说的口述传统有些渊源，却并不是一回事。我们指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它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到60、70年代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口述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不仅有了专门的理论探讨，还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仅以美国为例，1966年口述史学的研究机构就已超过90个，1967年成立了美国口述史学协会，到1971年，口述史又有了自己的刊物《口述历史评论》杂志。（注：参见Rebecca Sharpless，“The History of Oral History，”in Thomas L.Charlton，Lois E.Myers，and Rebecca Sharpless ed.：Thinking about Or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Lanham：AltaMira Press，2008，pp.9-32。）
口述史学在20世纪的兴起与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从20世纪初便已萌发，到50、60年代蓬勃发展，直至成为史学界的主流，并在70年代达到鼎盛的“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步，正是“新史学”孕育出来的一个产物，这是在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史学已经十分成熟的今天，以口述为主的史学新分支反而大行其道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口述史与“新史学”的关系，就不会理解这种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产生的原因。
“新史学”的产生，是对西方传统史学在方法和意义上的挑战，是史学上的一场重大的革命。严格地说，“新史学”算不上是一个学派，它的内部包含有诸多的差别和分歧，它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和异见，并形成不同的流派和分支。但就总体来说，它是作为对传统史学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代表的是与传统史学根本不同的一种新的潮流、新的范式。在史观上，它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它主张史学研究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在方法论上，它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等。这些主张都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使新的研究体裁不断涌现，不断更新，不断深入。
新兴的口述史，几乎具有“新史学”的所有特征。“新史学”倡导的这些新观念、新方法，既是口述史学得以兴起的前提，也是口述史的宗旨。对此，保罗·汤普森和约翰·托什二人的文章阐述已经相当清晰。（注：在“新史学”影响下，口述历史应运而生的历史，可参见保罗·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第一章，他从20世纪整个史学发展脉络的角度，考察并把握口述史产生时期的学术背景，认为口述史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向，而且开辟出很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转变相联系。作者还阐述了口述史对课题工作和大众传媒的意义与影响；从社会的眼光预见口述史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就蕴藏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展之中。被我们编入本书的约翰·托什所著《史学导论》中的一章《口述史》，也是将口述史置于20世纪史学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介绍的，均可供读者参阅。又按，保罗·汤普森是英国的社会历史学家，是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口述史的先驱，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是英国口述历史与社会研究的领军者。他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成为20世纪世界口述历史学家的标准范本。同时，由于此书一经出版便备受争议，至今仍被西方口述史学界广泛讨论，所以，它也是我们理解当今口述史学发展的必读著作。保罗·汤普森认为，作为新方法的口述史学是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方法和意义的挑战。他把口述史学的对象引向了普通大众。他本人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表达和阐述生活经验的机会。）但考虑到中国口述史目前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初涉这一领域的读者群的情形，我们还要不吝重复，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体会：
首先，“自下而上”的角度。
口述史的兴起，与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掀起的“自下而上”的撰史浪潮恰相吻合。这场潮流带来研究视角的一个根本变化，那就是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转为对准普通的人民大众，口述史学则成为他们实现这场转移的有力武器。近年来口述历史更进一步，不仅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行为，尤其是把他们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口述史学家提倡创立的这种平民化的历史，能够让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妇女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它帮助了那些较少享有特权的人，尤其是老人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之间的接触，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我们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所具有的颠覆性的。（注：Alistair Thomson在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Oral History一文中认为西方口述史学经历了四个范式：“人民的历史”、“后实证主义”的主观性、历史记忆的采访与分析以及21世纪数字革命带来的国际化。我们认为他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范式转化比较明显，而其他两个范式在时间和代表作品的界限上模糊不清。Alistair Thomson，“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Oral History，”in The Oral History Review，2007，Vol.34，Issue 1，pp.49-70。）
其次，特有的“个人性”。
在“新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中，口述史学是最具“个人性”的一种。口述史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里所说的“个人”，并不仅仅是大人物，是名人，更多的倒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小人物。对于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重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谓“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就是这个道理。（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8—239页。）而且，那些不仅来自领袖人物、也来自平民百姓和少数族群口述的人生故事，使史学家得以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侧面，或者为传统文字史料遗忘的段落。它使人们可以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和他们的心态，这正是为“新史学”所大力提倡的、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难以企及之处。
第三，社会记忆成为可能。
“新史学”提出要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综合考察的主张，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但仅仅凭借传统的文献和治史方法，很难做到这点，口述史却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通过口述，史学家往往能够获得难以在官方文献中寻获的珍贵材料，例如某场战争、某个事件当中个人的际遇、家族的移民史、亲属与家族内部的关系等等，这都可以对长于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史料补充。更重要的是，口述史学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走得更远，已经发展到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如美国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 Williams）所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注：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394.）口述史能够在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点已为口述史学家所公认。
凡此种种，使我们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看做是“新史学”的一个分支，并将口述史与口耳相传的纪录传统，在性质上予以明确的区分。
今天人们常将口述史的复兴，看做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结果，因为正是由于世上开始出现录音设备，又进而从磁盘、钢丝录音机发展到卡式录音带，乃至今天的电子录音和摄像，才使真实、完整地纪录、保存和传播人们的声音成为可能。这是口述史得以迅速发展和传播的基础之一，也是凡对口述史这一学科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的事。何况由于计算机的普遍应用，“新史学”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所创造出的新的研究方法还不止于此。但是，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也都认为，音像技术只是为口述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手段毕竟只是手段，仅仅强调这一特点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将口述史的发展，置于更广阔更重要的背景中去理解才是。
所谓更广阔和更重要的背景，事实上已经不仅限于“新史学”的学术圈之内。即以美国为例，口述史的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公民权运动、反对越战和女权的兴起紧密相关，这些运动强有力地挑战了美国历史是由白种精英男人构建的传统看法，口述史在其间发挥了其他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替代的功用。（注：关于西方口述史与政治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变化，也可参考Alistair Thomson，“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Oral History，”in The Oral History Review，2007，Vol.34，Issue 1，pp.57-61。）当人们发现口述访谈可以运用到任何阶层、任何族群的人身上，成为可以表达和证明普通人生活的得力工具时，便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兴趣和参与热情；他们希望通过口述史，来用自己的声音和经历挑战传统的历史观，表明什么是“历史的重要性”，并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口述史因此而走出学术领域并形成为一场“运动”，这场有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与学术界的口述史研究互相补充，互相推动，极大地促进了口述史这个学科的发展。尽管也有学者批评说，“大家来做口述史”导致这个学科的门槛过低，访谈的很多成果由于太“松懈”而无法利用，但是它对于社会上与学术界对口述史意义的肯定、对于口述史的普及，还是功不可没的。（注：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Doing Oral History），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遗憾的是，对于口述史学发生和发展的这个大背景，还较少被国内学界介绍过来。
像任何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一样，有关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也呈现一派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的气象，各种学派和成果层出不穷。简要地说，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口述史，走的就不是相同的道路。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无论在理论、观念和方法上，都远比我们这里展示的更加复杂和丰富，要想对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还须阅读大量相关的著作。在本书中，由于我们拟将重点放在口述史的实践方面，所以对于诸多理论，只选取了几篇文章，作粗线条的介绍而已。
中国大陆的口述史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其产生与发展却不完全是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在开始阶段，它是以“历史纪实”或者“纪实文学”的形式被引入并被人们广为认知的，毕竟无论在何时，文学作品都比史学著作有着更广泛的受众和影响。这一时期曾轰动一时的几部作品，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李辉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都声称是综合使用了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写成的，都强调历时若干年，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冯骥才还尤其提出他的作品旨在用口述史方法去寻访和记录那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文革”受难者的经历，目的是“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对“文革”中普通人命运的关怀，已经十分接近于口述史学的宗旨。事实上，这几部作品究竟属于口述史学还是文学，也很难做出明确的界定。因为界定的标准，恐怕是这些作品中究竟是否有虚构成分。然而对史学与虚构的边界问题，即使在史学内部也并不清晰，由此看来，将冯氏作品视为一部很成功的口述史著作也未尝不可。文学领域中的这种写实的传统，迄今仍被一些作家延续和发扬着，近年最有代表性的，是老鬼对于“文革”期间内蒙古草原69个因救火而被烧身亡的知青家属的访谈录。
这些被称为“历史纪实”的文学作品都没有被收入我们这个读本之中，我们也不拟对它们进行更多评价。除开它们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对社会产生的重大意义不谈，仅就口述史而言，它们的影响始终或隐或现地存在，认为口述史的功用就在于纪录和表现重大事件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就是这种影响之一。我们这里当然没有指责这些作品之意，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不是这些作品本身的错。而近年来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以新闻媒体为主的用口述史名义所做的名人名家采访，以及将口述史作为“揭秘”手段搏人“眼球”等行径，既然更与学术领域的口述史学无关，就没必要在此赘述了。
口述史作为“史”而为我国史学界认识并接受，大体来说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事，沿袭我国学界热衷于“成就史”的惯性思路，很多人认为口述史的做法早已有之，并且与同期别的国家相比并不落后，譬如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丛书，以及始于60年代出版的《政协文史资料选辑》、70年代恢复的地方志工作以及各省市的“四史”（家史、村史、社史、厂史）就都是口述史学的成果，与西方不同的只是，这是“有组织的”采访和写作而已。这种说法则是出于对口述史本身特性与规范并不知晓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也受到了最早与国外口述史学界有所接触的一部分学者的反对，读本中所选取的钟少华先生《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一文，就是其中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由官方组织的、旨在为政治服务的整理、保存革命史料的大规模的调查活动，确实曾获得了不少珍贵而不可复制的成果，例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国家出面组织的对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大规模调查，运用大量人力物力，受访者几达数千，记录下的口述资料不啻数百万言。同样是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同样如是。问题在于，不管对这些调查的评价如何，这些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收获，绝大多数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也无法纳入口述史的范畴之中。不过其中也有个别成果，例如被我们选入读本的路遥和程歗二位先生的《威县义和团活动调查记》和《口述史三题》，由于出自受到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史学家之手，采取的是以史学文献与当地群众的口述访谈相对照的方式，所以不仅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口述史成果，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至今仍被相关领域的学者所津津乐道，并将其与西方学者研究同一课题的力作所采用的视角与方法进行比照。（注：即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柯文（Paul A.Cohen）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种以口述与文献结合来对史实进行互证的做法，开口述与文献“二重证据”之先河，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口述历史学界中最为专业学者认可的一种传统，并相沿至今。
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与上述路、程二位先生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运用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同样是深入的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简单的采写记录。但作为受到过民族学与史学两个学科训练的学者，马先生的研究比前者更具民族史的特色，他的口述史作业方法，也明显更接近于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在中国大陆，民族史作为一个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长足发展，且始终与民族学紧密结合。具体地说，它既是传统史学吸纳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结果，也是民族学家为“本土化”进行努力的一个方向。马长寿先生这部书，正是老一辈学者中将二者的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做得最出色的典范之一。该书从今天的学术发展水平来看，仍然是上乘之作，且与今天的历史学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民族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两大史学发展趋势暗合。在中国口述史的学术史中，马先生和他的作品，无疑具有开拓地位。
口述史与民族学的田野作业有同有不同，正如口述史学与如今方兴未艾的历史人类学也有同有异一样，二者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的学科规范，但相互间的借鉴与互补导致二者间的密不可分。有些学者也采取既做口述，又对被访者身处的环境进行参与观察的形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只不过有些人类学家不肯承认这属于口述史范畴而已。（注：参见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23—30页。）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专业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开始大量参与到口述史的工作中来。不过，口述史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沿着一条单一的路径，即先有部分学者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介绍进来，并指导国内学者从事实践的方式而展开。事实恰好相反，中国大陆为数颇多从事口述史学实践的学者和已经取得的实践成果，都是由这些学者直接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并应用于国内实践的产物，更有一些，则是受到台湾学界口述史的影响，因而出现一部分人致力于介绍和探讨理论、另一部分人一头扎进实地访谈，二者几乎互不相干的局面。不过，这倒反而使口述史的发展呈现一种“多源多流”的多元化特征，是近年来口述史学在我国学界显示出蓬勃生机的重要因素。
中国内地做口述史的实践者从台湾口述史学界接受的影响，可能比直接从西方或者从国内口述史引进者那里得来的更多。除了因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不存在语言障碍之外，他们关注的很多问题都是共同的，从事作业时也常常会有更多共同的感受，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台湾学术界对于口述史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大陆。以最早倡导、筹划发起口述史研究的中研院为例，该院许多在各个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都亲身投入口述访谈，并且与自己研究领域相结合，在理论上多有阐发，这在目前大陆学者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与美国口述史的发展途径约略相同的是，台湾不仅有一支成熟的、经验丰富的从事口述史访谈的学者队伍，也有大量民众加入其中。《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之书一经翻译出版之后，口述访谈就更加蔚然成风。我们这部读本也因此更多地选取了台湾学者的成果。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新的学科被引入国内的口述史，在推介理论和从事实践两方面，显得有些脱节，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那些积极引进和呼吁开展口述史的学者的开拓之功，这个读本也选择了几篇在这个方面较有影响的文章，旨在让读者了解对于口述史，推介者们最想让读者了解并引发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当然，面对国外学界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而又鲜有定论的各种说法，引入者介绍什么、引进什么，是受他们本人的学术修养和学术眼光所限，是受他们个人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制约的。而且，即使他们介绍进来的都是最精粹、最到位的东西，利用者也会各取所需，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读和误解。这本是新鲜事物被引进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不唯口述史如此。
总之，我们选取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想呈现口述史这一学科在中国逐渐被重视之后，有哪些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说法，而不打算对任何一种说法、任何一个个人进行褒贬评价。本来，口述史只是一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并无新与旧、对与错、高与下之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史学家有中国史学家的关怀，不一定非要仿效西方，沿袭西方的套路不可。
与传统史学不同，口述史的重点是在“做”上。对这个问题，美国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在他那部已经被人们誉为口述历史方法与实践的百科全书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Doing Oral History）中，有着具体入微的阐述，他强调通过实践操作来学习口述历史的理念。并且详细讲述了在口述史实践中，当访谈者面对诸多繁杂琐碎而又关乎访谈成败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的技巧，包括如何筹划访谈计划，如何付诸行动，如何开辟经费资源，现场访谈时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保护受访者版权，访谈者如何提高访谈技巧、搜集有用的资料，如何有效地利用新科技，等等。其中第三章《执行访谈》尤其是全书的关键所在，对于大量在实践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作者都以丰富的实例和简单明确的话语一一做了解答。既有可操作性，又不缺乏学术性，把很多棘手的问题以轻松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我们希望读者在看此篇文章的时候，不仅会对口述访谈的实际操作产生兴趣，而且也被作者对口述历史研究的热忱所打动，同时还能够体会到口述历史学家的那份艰辛与困惑。
此书的译本早已问世，考虑到本书篇幅和版权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没有将此书内容编入这个读本，但它无疑是从事口述史实践的必读书。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此书提出的“人人都能做口述历史，人人都应该做口述历史”的口号容易让普通大众误以为口述历史没有门槛，任何人只要拿着录音机就可以做。然而，实际上做口述历史除了理解必要的口述史学的理论以外，还需要充足的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专业训练，以及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口述史“做”好。这些基础知识和专业训练绝对不是一本手册就可以解决的。
再从近年来国内的现状看，虽然口述史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几乎不再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意义，但它似乎还处于“跑马圈地”的阶段，学者们最热衷的仍然还是登高一呼，还在提倡“大家来做口述史”，或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建立口述史的研究机构。这些当然都十分必要，但是相比之下，亲身实践者、尤其是长期投入的实践者却为数较少，取得的成果也不多，而且观者寥寥，显得有些冷清寂寞。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做口述史的方法，与史学家通常的工作方式迥异，对于习惯于单枪匹马钻故纸堆的学者来说，跨出书斋的这一步并不容易。何况在口述史创立初期，由于录音设备还比较昂贵，很多机构都曾因无法筹足经费而被迫中止。而且，寻找适合做访谈的被访者，还需要一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使人容易望而却步的原因。
再者，说口述史的出现是史学研究中一个重大变革，还不仅仅就观念而言，更大的颠覆是由口述本身的特性决定的；那就是，口述需由被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参与，被访者与访谈者一样，也是活生生的、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变化和流动的人，也有他的主动性，并能够以此来作用、影响访谈者。这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是单向的，面对的是死的、固定的文献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一切都不能像传统史学的研究那样，仅仅取决于单方面的努力。这使口述史实践中充满各种变数，对于访谈者的功力和应变能力往往构成很大的挑战。
口述史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十分复杂。概括起来，做一个完整的口述访谈，必须经历如下三个过程，缺少哪一个，都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口述史。而这三个过程，每一个都有不确定性，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又无一定之规，每一个过程应该怎样做，既具体琐碎，也包含着数不清的争论。这三个过程是：
第一是访谈之前的问卷设计。当然也有人主张不做设计，而是随机性采访，但即使如此，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采访，也必须于事先安排好。很多做口述史的学者还要做大量相关的案头工作，设计好问卷，明确要问的问题和提问的方式。当然对此也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如果问卷太具体太详细，在访谈时反而有可能束缚住被访者，使谈话无法深入。但如果访谈之前对被访者的一切茫然无所知，口述的效果无疑是会大打折扣的。
第二个过程最关键，那就是访谈现场。
口述史中的主要部分，是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双方产生互动的现场呈现。口述史的作业者要能够通过在现场与受访者面对面的交流，来分析语言、声调和说话者的主观意思，来捕捉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含义，以及事件对人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缺少这个部分，就不是口述史。这也是大多数学者不同意将《红旗飘飘》一类的革命回忆录划入口述史范围的原因。目前很多充斥于市场的传记、访谈被专家批评为“伪口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些作品往往缺少访谈的现场感。
对口述现场的把握，是最考验访谈者功力之处，能否得到受访者的信任与好感并使其产生倾诉的意愿，能否控制住整个访谈的局面而避免受访者信马由缰的发挥，能否从访谈中抓住能够深入下去的契机，能否巧妙地绕过访谈时遇到的尴尬，这些既需要访谈者采访前做好充分的案头准备，更需要访谈者凭借经验和灵感乃至自己的人生阅历做临场发挥。这样的现场互动，存在着太多不可预知、不可捉摸的可能性，一个环节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访谈作业的失败。与此相对的是，被访者面对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和性别的访谈者，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和表现。再如录音，有些被访者不愿自己的讲述被录音，也有些被访者一旦有录音机放在面前，谈话立刻就变得拘束和不自然，也需要访谈者凭借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做出适当处理。总之，许多从事口述实践的学者，都提到过在这种现场访谈中所感受到的紧张和压力。我们这个读本，特地选取富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访谈者，他们所讲述的访谈过程中的种种体验，当是本读本中最为具体生动并饶有兴味的章节。
第三个过程，是对访谈成果的整理和发表。这是存在最多争议的环节。其中包含的问题太多，难以一一尽述。概括起来，从被访者一方说，有人会为自己访谈时讲过的某些话后悔，不准访谈者将其发表，甚至要求毁掉录音，还有人会在访谈者根据录音转写的稿件上一改再改以至使原稿面目全非，甚至根本无法使用。一些很有价值的访谈，很可能就因此而前功尽弃，这是访谈者最感恼火而无奈、却又会经常不断遇到的事。再从访谈者一方来说，争议最多的，是访谈录音的最终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实质上是如何才能保持口述史特性的问题。有人认为访谈时双方的会话速度、被访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语码转换、他的语音语调，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这是将访谈转录成文字时无法表现、仅仅看文字也无法明白的，所以认为成功的口述史应该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而不赞成将录音做文字的转换。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作为一部作品，即使是学术性著作，也必须顾及文本的可读性，如果通篇纪录都存在着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读者便会失去阅读的耐心，甚至根本就无法读懂。
以上所说，还主要是实际操作的层面，事实上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存在，那就是藏在口述史背后的伦理道德标准。既然是访谈者与被访者双方的劳动成果，对于这项成果如何支配，就不仅仅是访谈者，也是被访者有权过问的问题。这比利用文字史料来做史学研究要复杂得多。目前的办法，都是在访谈之前先由双方签订文字协议，来保护双方的权益，如事先说好访谈者是否有权修改乃至出版被访者的录音和稿件，被访者是否也应该从中获取自己的一份报酬等等。但还有一些则是仅凭一纸文件无法解决的，譬如访谈者在询问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否会有“诱供”的嫌疑，他们对被访者私人问题的询问是否事涉对方隐私，对此他们是否有替被访者保密的义务等。这里需要的是双方相互的理解和尊重，而访谈者作为主动的一方，对被访者的尊重是尤其重要的。
总之，口述史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学术观念，还包括个人隐私权、个人利益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是初学者必须事先了解并且有所准备的。凡将口述史开展成一项“运动”的国家和地区，都会由专业学者对参加口述工作的初学者进行专业的指导和培训，就如台湾地区经常举办的口述史研习营那样。即使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对通行的伦理行规也不可不知。但由于口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相对较晚，尚不见有口述史学界公认并行之有效的行规法则，所以我们在本书中借用人类学做田野调查时的通用行规，以作为学者实践时的参照。说到底，这还是一个没有引起中国口述史学界充分注意、但对于口述史的进一步发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
上面已经讲了很多，但基本上还停留在“讲述”口述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上，而对于有志于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初学者或者仅仅是感兴趣的人，最值得阅读的可能还是实例，也就是那些已经做成的、并且公开出版了的口述史作品。我们选择尽量多的这样的口述访谈成果展示给读者，也是本书编撰的目的之一。我们对口述史实例的选择标准，首先当然是要符合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则力图将选择范围拓宽。这个范围，既包括题材，也包括方法，既有国外的口述史名篇，也有国内学者近年所做的影响较大的作品。在每篇实例前面，我们会将为什么选择这个实例，它的长处、特色在哪里一一写出。我们的看法当然只是一家之言，目的只是想引发读者的兴趣和思考。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例，让读者不仅了解到口述史是什么样子，更了解到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的丰富多彩和勃勃生机。
总之，如何做好口述史，并无一定之规，关键是要尝试，并通过亲身的体验，来使口述史的题材和方法不断拓宽，使这个学科能够在不断的创新中得到发展。这是我们编撰读本的目的所在。
定宜庄 汪润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