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的个人”与空间

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时空条件，离开了空间的人类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审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境遇时，人们日益发现空间在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和总体性地位，它日益从一个对象性的实体范畴转变为一个带有方法论意蕴的理论范畴。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W. Soja）将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性的重新发现，并成为与历史性、社会性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范畴这种现象，称为“空间转向”。但值得提出的是，在空间主题理论化的过程中，诸如索亚、哈维、史密斯（Neil Smith）等都指责马克思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地理）理论。索亚认为“空间”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³⁾哈维则提出“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的未完成因素，“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⁴⁾事实上，“空间”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及《资本论》等文本中，空间虽然不是最核心和基础的概念，但并没有被简化为一种拜物教和虚妄的意识，相反始终被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来对待。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之所在，就是其“克服了对历史的进化论式的庸俗化理解，确立了一种具体总体性的视野，这个视野有一个特定的维度即空间性”⁽⁵⁾。

就《大纲》的方法论思想而言，马克思十分重视从总体性的视野——结构（空间）与历史两个维度来讨论问题。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对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作了说明。我们以为，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特质是，既注重对社会及其众多内在因素的历时性考察，也注重对社会进行共时性的结构考察，即对其中各个要素相互关系进行唯物主义的说明。这种把社会各个要素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阐明生产在一切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分析，在确切的意义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空间分析。“导言”的开篇中，马克思表明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的社会生产。这种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生产发展所带来的分工规模的扩大以及交换空间范围的扩展，使得“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呈现为“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的空间化转变——人类活动空间的社会性重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只是作为隐性逻辑存在的空间向度，在《大纲》中开始显现出来。笔者以为，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及其三大社会历史形态其实都与空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现实的个人”不仅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空间性的存在。这种区别于纯粹自然物理空间的空间性是“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生活空间”。马克思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都讨论过人的存在问题，但是他们的缺陷在于悬置了人的具体生存发展条件，总是以抽象的人性假设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把人的存在命题诠释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不是纯粹虚构的观念，不是想象中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⁶⁾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⁷⁾与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范围及条件。这种“空间”首先是自然空间的存在。但纯粹的物理空间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经过人类实践加以改造，形成“人化的自然空间”，才能成为人现实的生存空间。并且人类实践活动所涉及的范围越广，“人化空间”也就越大，同样，人类改造活动的程度越是深刻，所形成的“人化空间”也就越符合人的需要，空间的具体形式越是摆脱自在状态。以至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拒绝区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在他看来“（物理）自然空间正在消失”⁽⁸⁾，空间就是社会空间。

其次，“现实的个人”的空间性存在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它呈现为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相对静止的“空间性社会结构”。马克思哲学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这样的个人并非抽象的无社会性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本身可以说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⁹⁾即社会与个人是同体的。因此，作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性也自然地会烙上社会关系的印迹。现代社会批评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人类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固定的背景，“并非先于那占据空间的个体及其运动而存在，却实际上为它们所建构”。⁽¹⁰⁾也就是说，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体现着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因素。

马克思在《大纲》中讨论了土地（空间）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社会属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只作为劳动者的“天然实验场”、为创造使用价值服务不同，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后，由于地理（空间）位置的差异而形成级差地租，“土地”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里弥漫的是社会关系。再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集”场所的城市，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重要条件而存在的。马克思说：“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¹¹⁾早在农业文明社会中城市空间就开始形成，但其建构主要是基于政治因素考量，“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反映的是古典宗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要求。而现代工业文明下城市与乡村分离的空间构型，则是资本关系推动的结果，更多地反映了资本及其意识形态的需要。

最后，“现实的个人”历史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就是不断打破地域空间的局限，由“地域性存在”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空间化过程。《大纲》对三大社会形态几个时段的划分，即“对人的依赖性和自身的非独立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¹²⁾在实质上表明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会经历“政治解放”“经济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等阶段，而“空间”在此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¹³⁾可见在《大纲》中，马克思将人的发展概括为“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人的交往由孤立的地域空间走向全球空间的过程。在“人的依赖关系”状态下，人的空间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人的交往范围受制于一定的“空间壁垒”，如部落、氏族和国家等。在人类社会的第二个时段，人的交往空间的范围有所扩大，逐步走向世界历史的时代，如马克思所言，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联系的时代”。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遍异化，必然导致“空间的异化”与个人异常的孤立。唯有到了第三种社会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¹⁴⁾才能扬弃物化空间，营造真正属人的社会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