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资本论》劳资理论的现实反思

任何政治形态的产业社会，为了发展生产力，都必然存在着工人和经营者以及由此引发的劳资关系^［6］。从上述《资本论》的劳资理论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劳资力量自劳动过程伊始就已经失衡，并将价值形成过程扭曲为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劳动者的绝对剩余价值，随后又扭曲了机器生产的根本目的，把机器变为自己剥削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引发了劳动和资本的仇视与对立。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和资本的地位是平等的，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不存在扭曲，也不存在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社会主义的公有资本不属于任何个人，资本的权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所以会更加关注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与经济发展的长远收益，本质上也更有利于实现分配的公平性和民主性^［4］。因此，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劳动关系的长期和谐发展。但是，中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劳动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一）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

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具有“绝对的致富欲”⁽⁴⁰⁾，“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⁴¹⁾，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几乎全部被剥夺。而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和工厂主，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下，知识结构和发展理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完全不同，其逐利心理也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达到无法控制的巅峰而毫不顾及工人的利益。但尽管如此，中国的收入分配仍然不合理。

劳动者报酬是中国居民劳动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图1显示出，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没有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同步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呈总体下降趋势，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实行的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各级政府为招商引资制定了大量优惠政策，压低劳动收入，使资本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7］。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中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8］。图2表明，2000—2015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中，由于解除终止合同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数所占比例，自2008年颁布《劳动合同法》之后大幅降低，2011年该比例有所回升并趋于稳定，而由劳动报酬引发的争议案件数所占比例却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状态。由此看来，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劳动者权益提供保护，但《劳动合同法》却也增加了企业人工成本黏性，提高了投入人工的风险，反而促使企业用机器设备来替代劳动力，可能会导致劳动关系出现新的问题和争议^［9］。

劳资收入分配不公通常会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种子，美国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发生前，劳资收入的差距都处于历史最高值^［10］，劳动与资本关系失衡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11］，我们应该对该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生产部门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较小。美国制造业中，研发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仅从2000—2007年的27.9%略微降低到2000—2009年的26.6%，而非研发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从2.4%降低到-23.1%^［12］。同时，还有研究表明，对于高素质劳动力密集型的知识生产部门而言，不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逐渐走向合作共赢，而且劳动力已经由“贫困累积”的简单再生产转变为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这为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劳动关系问题提供了思路^［13］。

（二）人工智能时代来临，机器和工人的竞争与冲突加剧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的爆发，机器成了工人竞争的主要对手，使工人大量失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是排挤工人的手段，而且是资本家用来压制工人的武器，工人的处境越发艰难。当前，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只有正确应用这些科学技术，才能避免机器与工人、人工智能与普通劳动力之间的冲突。

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智能化的机器体系会逐渐替代低技能的重复劳动^［14］，使得传统人力资源过剩，尤其是无人超市、无人车等技术日益成熟并陆续投入试验和使用，给传统行业工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结束后，创新工场创始人兼CEO、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在《纽约时报》专栏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的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导致人类大规模失业和贫富差距。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整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威胁，尤其是那些可替代性强、重复操作多、决策力和创造力少的工作，从事这类工作的劳动者在失业和生存的压力下，话语权会被严重削弱，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初期，经济飞速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人口红利和投资驱动，但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越来越紧迫，人口红利消失殆尽^［15］，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瓶颈期^［16］，尤其是在工业革命4.0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发显著^［17］，跨越经济发展瓶颈就必须依靠具有创造性的高素质劳动力进行创新^［13］。“知识分子”作为较高级的劳动力，能够“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较多的价值”，在机器体系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掌握核心技术、能够操控和驱动机器体系的劳动力往往供不应求。因此，当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更应该在其对传统产业工人造成巨大冲击之前，进行“劳动力再生产”，通过循环提升劳动者价值进而扩大再生产，增加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18］，即提高“知识分子”在“总体工人”中的占比，从而提高劳动者在新时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