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读《听来的故事》——掀开现代性法律的另一面[9]

……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抨击那些表面上看来中立或独立的机构的作用，把在其中暗中作祟的政治暴力揭示出来，以便大家共同与之斗争[10]。

喜欢读文学作品。虽说是外行，但不免有点附庸风雅的趋向。说到文学作品，常听人讲，其触觉敏感，时时于不经意之际切入了社会的某部分要害。原以为，这是“往大了说”，可一日读《听来的故事》，发觉震撼，便深信有时是这么回事。

自己平日研习法律，脑子“前结构”布满了法学话语。所以，读《听来的故事》，自然会不自觉地朝“法理意识形态”的荆棘场域进发。

一

《听来的故事》，是作家贾平凹的作品，几百来字，登在1999年3月17日的一家报纸上[11]。

“故事”前半部分讲了三个故事，属于听来的《听来的故事》。因为，作品里的第一人称“我”，从别人那里听来了《听来的故事》。

头一个故事，有点神话传说的味道。它讲，非常久远的时候，有位英雄十分了得，而且喜好为民除害。他来到一个村庄，问村民有什么麻烦。村民说，山上有虎，这虎祸害无穷。英雄二话不说，立即上山将虎除掉，并将虎皮剥下回到村子，继续问还有什么麻烦。村民乐得头昏眼花，大声说，海里有条龙，赶快把它消灭了。英雄歇息片刻就跳进海里，和龙大战七天七夜，接着，龙头便被英雄提回到村子。村民笑了，摆下酒席，给英雄灌下一壶酒。可英雄念念不忘自己的“职责”，又问有什么别的麻烦。村民说，现在只有一个麻烦了，消除掉，天下必然太平。英雄问：谁？村民说：你。英雄大为不解，问村民为什么这般想。村民讲，很简单，因为你是英雄！英雄低头不语，慢慢离席走开，但没走两步就倒在地上了。酒里有毒。

第二个故事离我们近点，讲抗战时的事情。一人渡河时溺水，另一人把他救起。事后，溺水者认了后者为干爹。没过多久，溺水者经过一山道，发现一人被狼追咬，便奋勇向前，赶走了狼。被追咬者认溺水者为干爹。几年间，这对干爹干儿子日子过得算是乐融融。可后来，一个日子，日本鬼子和游击队作战时将三人抓住，并要其中一人去蹚雷开路。日本人指溺水者，叫他说谁去蹚雷。溺水者的手指最后指向了自己的干爹。

第三个故事几乎就是眼前的事。有个人叫来子。他经常打扫厕所。年终，单位里的人们就把“先进分子”的牌子挂在了他名下。这样一来，来子天天都往厕所方向走去，以至厕所稍有不净，人们就喊起“来子，来子！来子呢？”一次，厕所的下水道堵塞，大家认定，这该是来子的工作，于是，来子就下去了。结果，来子永远没上来，沼气把他熏死了。

这三个故事的路数差不多，无非都在讲人的“缺德相”，本身没什么奇特。在社会上穿来穿去，这些见惯不怪。

问题是，第一人称“我”，从哪里听来的这三个故事。

二

《听来的故事》说，是从一个颇为斯文的人那里听来的。这个斯文的人，当过刑警队长。而刑警队长，又是从一个罪犯那里听来的。

有意思。

现在，我们可以主观先行地想到，在法律语境中，刑警队长是个“执法”的符号。如果《听来的故事》中的人物具有象征意义，那么，刑警队长不妨解读为“法律”代码。毕竟，罪犯的“罪”字，通常是相对“法律”而言的。没有法律，大致也就没有犯罪这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听来的故事》的确还交代，罪犯是被刑警队长毙掉的：“那个罪犯后来判为死刑，被他亲自执行枪决[12]。”这暗喻：法律战胜了犯罪。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关心，为什么罪犯对刑警队长讲出了那些“尖刻”的故事？

《听来的故事》没说。

猜来，大概有几解。第一，罪犯时常混迹于社会黑暗角落，偏狭的心态，促使其仅关心人的“缺德相”。而罪犯知道多了，在临死之前就会展现一下自己的“愤世嫉俗”，叫刑警队长警醒警醒。联系到第一个故事，兴许，罪犯还有这个念头：刑警队长像英雄一样除害，最后自己可能也没什么好下场，因为，村民一类的百姓，不仅警惕祸害，而且警惕扫除祸害的“祸害”。这世道从来都是惰性的。往深了说，百姓想要象征意义的法律惩罚，可最后还会担心这个惩罚带来别的“惩罚”。

这一解，讲得过去。

第二，罪犯也许不过是个一般的罪犯，犯了杀人的事，才被关进死牢。牢中有狱友，狱友之间除了相互欺辱，偶尔，也会谈论彼此的经验和故事，象征性地进行你我安慰。讲故事的罪犯，可能正是从别的罪犯那里听来了三个故事。我们知道，这死刑执行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要让罪犯吃饱喝足，二要问问罪犯有什么最后的言语。这也算是最后的仁慈吧。于是，罪犯要被刑警队长毙掉时，觉得没什么可说，便将牢中听来的最令他“茅塞顿开”的三个故事递给了刑警队长。此解引申的话，可讲，人们终将既会明白做坏人的可怜下场，又会明白做好人的可悲下场。三个故事里讲的，都是好人的可悲下场。

这一解，当然也行。

第三，可能罪犯是个既明白又清白的人。他关心社会，时时展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风范，看到不顺眼的事，就要唠叨一下，唠叨之际却忘掉了“言多必失”。一次说话，大水冲了龙王庙，接着便被打入死牢。末了临刑，世态炎凉仍然揪着他的心。这样，还是“老毛病”驱着让他讲出了象征国家有难的三个故事，即使，面对的是“法律代码”的执法刑警队长。此解侧面的隐喻，可说是，关心社会的结果是善有恶报，但是，人还是需要“痴心不改”。

这一解，同样是可以的。

……

自然，还可以想出其他解。不过已经足够了。

无论提出何解，《听来的故事》的一个进路是清楚的，罪犯讲出的是警世大实话，至少，罪犯清醒地明晓三个故事的意思，并且要传播它。不管出于何故，罪犯总是把它捅出来了，不像某些人，一边做着坑害“英雄”“救命恩人”“来子”的事，一边站在一旁看热闹，或者一声不吭。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如何，法律代码时常不会震慑后面那些人。

三

眼下处死罪犯简单，一般是一个枪子儿打出去结事。《听来的故事》接下来说，罪犯是挨了一枪才赴九泉的。可是，它编了一个细节：

枪响之后，他（指刑警队长）离开现场，脚下踩了什么东西，软软的，以为是香蕉皮，又踩了一下，还是软软的，低头一看，是一条舌头。他说，枪子从脑后打进去怎么偏巧就打飞了舌根，足足五寸长啊，这长舌男[13]！

读《听来的故事》，至此深觉震撼。震撼之时，也就忘掉了为什么法律代码不会震慑“后面那些人”这一问题了。起码，觉得那是不重要的事情，还有更紧要的问题。

一名斯文的刑警队长，执行枪决的时候竟然打飞了舌根，舌头掉了出来，还被踩了几下，不知不觉！而正是这条舌头，讲出了三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警世故事。这里兴许有一个《听来的故事》的深层进路。

再瞧三个故事的时间排列。

这排列有个历史顺序。第一个是久远的，第二个是较近的，第三个干脆是眼前的。如果又提“法律代码”，那么，法律的暴力惩罚在这个历史顺序中则显得“由粗鲁到文明”。久远之时是古代，那个时候，英雄与虎斗与龙斗，其乐无穷，而执法者胸毛粗硬，手抡利刃，处决死犯犹如屠宰。较近之时，已有“现代文明”的征兆，救人者虽是要么在河里奋勇斗龙，要么在山里拼死驱狼，而执法者却粗细兼有，不会彻底地有如屠宰，可有时也会喊声“拉出去！”眼前，就是文明时代了。来子是被“沼气”熏死的。“沼气”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一词纯粹是科学的语汇。科学有“文明”的意思。而开枪的刑警队长是“斯文”的，并且，事后还会“有文化地”讲述自己听来的故事。

舌根被打飞，是在眼前的文明时代。

而文明在人的风貌上，就是“斯文”。

说到“斯文”，那不仅是不粗鲁，更是有知识。这知识有时是所谓的“科学知识”。在法学专业的话语里，“刑警队长”被列入“科层”谱系。他有业务专长，业务知识是系统的。科层是“现代科举”的成品。讲起科层，人们则是容易想起现代性法律设计的一个方面。在历史上，法律的发展，经由了一个理性化、复杂化、专业化的阶段。因为，人们曾经大体以为，法治如能实现，当是首先有个规则罗列一旁，以便凡事可以“依法决断”。规则，不能粗线条，应该入微细致，否则，引起公说公的婆说婆的，还是等于没有规则。而规则具备了，便要大批的具有法学学科知识的人士操持运作。法律科层，由此而出。

刑警队长的“斯文”，暗示了这一点。

到这，便引出一个头痛的问题：怎么就是“斯文”的法律科层代码打飞了“长舌男”的舌根？

试着解释一下。

舌头是“思想言语”的象征。罪犯的舌头讲出了许多东西，最为重要的是，讲出了社会的“惰性秩序”不太喜欢的言辞。不论怎样，不少人做了一类事，自觉不光彩，可也不愿意被人无情地撩开面纱。于是，这类人需要一种东西，震慑不无顾忌的思想言语。都说法律是管行为的，法律名义的惩罚也是朝行为而来的，与思想言语无关。可《听来的故事》已经暗喻：法律的暴力不仅可以割断舌头，而且可以打飞舌根。

进一步联想下去。

舌头从中间割断了，也许是在暗喻轻度的一般人的“失语症”。法律有时可以凭借暴力，硬将对立面的思想言语压制下去，这是古代乃至近代，常常可以发现的情形。此种“失语症”，是由恐惧引发的病症。恐惧引发的病症，治愈不难。到了现代已有证据显示这点。

然而，打飞舌根，可能是在暗喻深度的一般人的“失语症”。深度的“失语症”，与恐惧无关，倒与“心甘情愿”相联。面对一种“神圣的”“不可置疑的”“理所当然的”象征物，后种“失语症”，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想说，由此无从谈起“说”。并且，“不由自主”，是其基本特征。“斯文”的刑警队长这一现代性法律代码，站在人们面前，容易叫人“不可置疑”，其有“客观”“中立”“形式正义”的科层外貌。故而，粗读《听来的故事》，总会不知觉地理解“斯文”，以为这是“正当的”，具有“合法性”。所以，打这提升的法律统治，是在“根”处摧毁言语反应的能力。现代社会有时可以发现此种深度的“失语症”。

当然，如果罪犯在现代社群语境中是不折不扣的罪犯，过街老鼠，而且没有讲过三个故事，或者，讲故事时，完全像前边分析过的头两种情形那般（前面猜过三种可能的情形，以解释为什么罪犯会对刑警队长讲听来的故事），要么诅咒刑警队长，要么随便聊聊，那么，他被毙掉也就另当别议。现代性法律代码，由此，也是不可指摘。

问题恰巧在于，罪犯可能像前边分析过的“罪犯为什么讲故事给刑警队长听”的第三种情形那般，属于既明白又清白的人，时时展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风范，最后，没有留神，说话之间，“大水冲了龙王庙”，被毙掉了。此外，类似英雄被酒毒死，救人者被人出卖，来子被沼气熏死而旁人无动于衷的事情，总是屡见不鲜。到了现代社会，依然如此。

这样，“斯文的刑警队长”和“打飞舌根”之间相互关联的象征意义，来得颇有意蕴。起码在某些时候，它暗示，要解开“合法性”的外衣，掀开现代性法律的另一面。因为，它可能以“客观”“中立”“形式正义”的科层名义，背弃了社会一类的“正当”，而在背弃的同时，还叫“人”不可置疑。这“人”自是包括了“斯文的刑警队长”、一般人，还有“长舌男”本人。

《听来的故事》下意识地点到了要害。

最后留一句。人们都讲，文学作品读来是见仁见智，意义任由发挥。真是这样，则上面对《听来的故事》的解读，只是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