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儿童相见不相识

人的命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既有人自身努力，也有机遇的影响。有人认为自身努力重要，有人认为机遇重要，我的观点是：在自身情况既定下，或者说对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时期而言，机遇对于人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改变自身情况来把握自己的机遇。

——孙陶然《论机遇》

 

1969年。那个年代还在提倡深挖洞，广积粮。中国无数知识分子在县城、乡镇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备战备荒。那是一个既贫瘠又富有的年代。孙陶然就生于那个年代。

小时候的陶然就显示出其聪明的特质。据陶然妈妈回忆，才三岁不到，陶然就已经能够认识街上的各种标语，而且都是教一遍就能够记住的那种。陶然从小就认路，爸爸妈妈带着去一次的地方，第二次陶然就记得该怎么走。

陶然的童年时代，家境贫寒。尽管陶然的父母都是大学生，但陶然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农民。

陶然的家谱，在土改和“文革”时便遗失殆尽。爷爷和父亲都已去世，对于自己的家事，陶然除了依稀记得爷爷和父亲在世时的一些谈论，其他都无从考证了。所以陶然自然无法被考证出类似“中山靖王之后”的光荣先祖之类。不过，陶然从不在意。他认为，未来他将是自己这一脉的光荣先祖。他的后人将会以“先祖孙陶然”为骄傲。如此，便够了。

陶然的爷爷是“玉”字辈，父亲是“绍”字辈，不过到了陶然这一代，父亲并没有按照族谱上的字来给孩子取名，因为生平最喜爱李白的纵情山水，所以他自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给陶然取名“陶然”，又以李白的好友孟浩然给陶然的弟弟取名“浩然”，妹妹的名字则取自《红楼梦》中“沁芳亭”的沁芳。

陶然的父亲晚年曾热衷于考证族谱，但是，仅凭零散的信息，无法还原整体的面貌。这是近代中国人的悲哀，很多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因为种种变故而无法得以传承，甚至连家从何而来都无从得知了。

“仗义”家风

陶然的祖上闯关东落脚在了东北。爷爷说，当年兄弟三个闯关东走到河北乐亭，因兵荒马乱走丢了一个。剩下的两个，一个留在了辽宁铁岭附近的昌图县后窑村。陶然后来填写祖籍的时候，一直填写的就是这里。另一个则到了黑龙江的佳木斯。

陶然家这一支，后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成了当地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等到陶然爷爷的父亲，即陶然的太爷这一代，因为太爷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只留下太奶带着陶然的爷爷。孤儿寡母被族人欺负，到后来，只分到了很少的家产。因此，陶然爷爷这一代，家道更加衰败。

爷爷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正值军阀割据时期，东北更是如此。那个时候，东北的土匪叫“胡子”，都是极其凶悍的打家劫舍之辈。

传说，爷爷年轻时好玩，喜欢结交各路人等。因此花销很大，加上土匪的强取豪夺，各种折腾下来，家产损失了大半。但是，爷爷又是个心地善良并敢于出头的人。村里人讲过陶然爷爷的壮举：当时，村里有一个小伙子被当局抓走了，说他是共产党，要杀头。那家人去求陶然爷爷帮忙救人。爷爷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是觉得，都是乡里乡亲的，而且小伙子平时为人也很好，便很热心地帮忙救人。当局的人开价1000块大洋赎人，陶然爷爷真就拿出了1000块大洋，把人救了出来。

这种慷慨解囊的行为，后来在陶然的身上也时有发生。古道热肠和行侠仗义的冲动以及骨子里的正义感，应该是爷爷传给陶然的基因。

解放后，东北各地根据每家每户土地的占有量划分成分，如果被划分成地主、富农这类成分，不但要被“打土豪分田地”，交出土地和家产，还要受到批斗和其他惩罚。子女未来的事业和前途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时，陶然爷爷的财产虽然已经减少到了不能称为地主的程度，但是，划到富农一类还是可能的。最终，陶然爷爷的成分幸运地被划为下中农。

这是因为两个偶然事件，一个是：前一年，突发大水，把陶然家河边的地都淹了。等到土改时，村里人为了保护陶然爷爷这位仗义的“老孙头”，没有一个人告诉土改工作组河边还有陶然家的地。另一个是：土改组长就是当年陶然爷爷花1000块大洋救出的那个小伙子。

于是，从土改工作组到村里人，大家的一致呼声就是“老孙头”必须是“下中农”，是我们一伙儿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对立面。就这样，陶然的家庭出身成了“下中农”。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会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家庭出身一直都是决定中国人命运的重要因素。陶然爷爷靠着自己的人品和运气，给陶然的父亲以及陶然留下了一个不会受到上一代成分和出身影响的发展空间。

这使得后来，陶然的父亲能有资格读大学，能有机会认识同样是大学生的陶然妈妈。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但是在冥冥之中也有必然的成分。

父亲说，陶然的性格就像他爷爷，既刚直不阿又常常有行侠仗义的本能。只是，和爷爷相比，陶然身上多了一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务实精神。他不抱怨不逃避，而是深刻地认知环境，并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在不同境遇中达成自己的理想。这是后话。

陶然爷爷，陶然父亲，他们所经历的人生，就是那个时代里绝大多数人的写照。

子弟学校第一个跳级生

陶然父母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当时，家里因为供养他们上大学“拉下了很多饥荒”（东北话，欠了很多债）。因此，父母工作后要反过来接济家里，所以，陶然家的经济条件一直很拮据。

陶然出生后不久，国家便开始大搞三线建设，陶然母亲的工厂搬迁到了山沟里。最初两年，因为照顾陶然和弟弟，陶然妈妈并没有随工厂搬迁，而是留在家里做了全职母亲，一家四口仅仅靠陶然爸爸每月54元的工资生活，每月还要给爷爷和姥爷家各自寄几块钱。一家人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妈妈曾经讲过一个细节，有一年陶然生病了，实在是想吃点好吃的，妈妈咬着牙跟邻居借了两块钱给他买了一瓶罐头。结果陶然一不小心把罐头弄翻了，汤汁全洒到了地上。一家人心疼得无以复加。这就是那个时代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十岁之前，陶然一直生活在吉林省磐石县（今磐石市）永宁镇。那里四面环山，里边就是当时的吉林省机床大修厂。在母亲恢复工作后，因为她和陶然父亲的工作单位分别在长春、磐石两地，所以夫妻只好两地分居。这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家庭状态之一，造成的结果就是因为不知道该在哪边上学，陶然直到八岁才正式开始进入学校读书。

不过这之前，在父亲的辅导下，孙陶然将小学的课程已经全部自学完毕了。方法是：父亲自己用钢笔在白纸上编写所有教材，鸡兔同笼，各种相向相背和进出水管同时开关等经典数学题，然后一一教予陶然。

身为唐山铁道学院的高才生，后来的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教学对父亲来说毫无难度。儿子作为聪慧少年，学起来也毫无压力。陶然说，直到现在，他也并没有见过和当年父亲给自己编写的教材类似的课本，这说明他父亲是完全自创的。而这，让陶然敬佩不已。

当然，陶然身上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遗传自父亲，一个是写作基因，陶然的父亲虽然是建筑学教授，但一生写了很多古体诗；另一个是喜欢名山大川，陶然的父亲一生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而且每游历一个地方都会去研究当地的人文和地理，每每写诗作记，陶然把六分之一时间留给户外的生活方式，无疑便源自父亲的遗传。

父亲教导陶然的最终结果是：当孙陶然开始在母亲工作的机床厂小学上学时，整个学校不到五名教师，如果某位老师临时有事请假，教学工作就演变成孙陶然给全班同学做辅导。

如果1978年某个初秋的下午，你路过吉林省磐石县的机床大修厂子弟小学的教室，会看见一个神态认真的小朋友，正在给一群神情茫然的小朋友描述：有很多只鸡和兔子在同一个笼子里，从上面数，有三十五个头；从下面数，有九十四只脚……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小学四年级才有的数学题。

小学时代，陶然经历了生命里的第一次生死考验。

当时的人们看电影固然有电影院，但是更多时候，是在露天支起一个屏幕放映。二年级时的一个晚上，陶然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露天电影，一阵大风把支银幕的木头柱子吹倒了，直接砸在了陶然的脑门儿顶上。幸亏陶然身后的一个大人用手挡了一下倒下的木头柱子，减缓了冲击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即便如此，陶然的脑门儿还是被砸了一个深深的大口子，流血不止。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当医生的妈妈吓坏了。

小学时代，陶然最大的亮点是跳级。因为上学比别人晚了一年，加上陶然上学之前父亲教授的知识远远超过同班同学，所以父母决定让陶然跳级。经过学校组织的考试，陶然在二年级结束时直接升入了四年级。

这在当年的机床大修厂子弟学校可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厂里的广播站把这件事儿反复播送了好几次：厂里工程处孙绍文和厂医院薛淑珍的儿子孙陶然，通过了跳级考试，成绩优异，直接从二年级升入四年级……

在陶然九岁那年，奶奶去世了。这是陶然生平第一次感受死亡。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孩子一样，陶然很多时候都是由奶奶照顾着。妈妈说，奶奶一直非常疼爱陶然，因为他是那个最有出息的儿子的大儿子，从小又聪明又伶俐。

奶奶去世那天，陶然放学回家，得知奶奶去世了。因为东北的习俗是要用土填充枕头，于是，陶然走到院子里，用手刨土给奶奶装好了枕头，以送别奶奶。

1980年，孙陶然十一岁。

这时的孙陶然，跟随父母亲回到了省会长春，就读小学五年级。因为只读了一年就参加了小升初考试，所以他以0.5分之差错过了当时吉林省最好的中学——东北师大附中，去了区重点中学——长春五中。东北师大附中，从此成为少年孙陶然的一个并非遥远的梦想。几年后，他将重新与自己的梦想相遇。

特别能学习，特别能捣蛋

1980年的少年，处在一个精神生活匮乏的时代。我与陶然同年，彼此拥有差不多的时代记忆。那时，我读的书是小人书，是《智取威虎山》《小马倌儿和大皮靴叔叔》《小灵通漫游未来》。陶然读的书则是《我们爱科学》《动脑筋爷爷》。我的书来自在编辑部当总编的父亲私藏，陶然的书则是父亲专门为他订阅的。

而最初，启蒙我们识文断字的，是糊在墙上的报纸。那是那个年代每一个普通人家唯一可以享受得起的消费。大约二十年之后的“春晚”上，宋丹丹和黄宏表演了小品《回家》。宋丹丹骑着黄宏的肩膀看顶棚上贴的报纸，那一幕，是无数60后的童年映像。

1981年，陶然十二岁了。

在我看来，长大之后要是想做成一些有创意的事情，打小的时候不能是好孩子，得是那种有特点的孩子。在中国，好孩子的第一要素，需要特别听话。特别听话的孩子长大之后，执行力有可能很强。不过，常年听话的后果，就是缺失了冒险精神。

以此为标准，孙陶然的初中时代，恰恰可以用三个“特别”来形容：特别能学习，特别能玩耍，特别能捣蛋。长春市五中在当时是区重点中学。生性调皮的孙陶然显然无法获得老师的青睐。

陶然似乎打小就有一种喜欢“惊世骇俗”的倾向。初二那一年，有一天陶然和几个要好的男女同学一时兴起，一起逃课去逛了逛公园，而且，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陶然初中的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被同学们称为“老吴太太”，那个年代加上这个年纪的班主任，一贯把“男女之防”视为天底下头等大事，侦知此事那还得了，又是谈话又是训诫又是找家长，着实折腾了一顿。

当然，与高中时代那一次“惊世骇俗”相比，这一次算是“小儿科”了。高二时，因为班级一位和大家关系都比较好的在校住宿的女同学过生日，陶然和当时同班好友吕彤以及另外一个男生受邀去该女生宿舍开“生日趴”，大家一边喝着偷买来的啤酒一边海阔天空地畅想未来。到了锁门时间，不知谁提议不如玩个通宵，于是大家集体躲过楼长巡查，继续畅谈畅饮。最后，困得实在不行，六个女生挤在三张床上，让出三张床给三个男生过夜……

这在1986年那个年代，着实“惊世骇俗”。后来，还是让当时开明的班主任老师知道了。那一次，陶然和吕彤是凭借着老师的溺爱，以及两个人团支部书记和班长的身份，才得以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说回初中，为了管束陶然这个刺儿头，班主任老师特地安排班里最乖巧听话的女班长给陶然做同桌。女班长姓朴，是一位朝鲜族美女。班主任老师没想到的是，这个分配却导致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

当时班级里的调皮男生自习课说话、看课外书，甚至溜到操场去玩是常态，而每每班主任都会得知并教训大家。因此，大家推测是女班长在向班主任“打小报告”，所以，调皮的男生们便集体孤立女班长，甚至经常故意“起坏”，对她的书包座椅动些手脚。

那时候，陶然也认为是女班长在“打小报告”，所以，两个人成为同桌后，一方面陶然依旧故我，上课说话，下课踢球，闲暇玩闹，偶尔打架，没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他也“顿起歹意”，希望通过“勾引”女班长自习课说话而将之“拉下水”。很多年后女班长跟陶然说，大家冤枉了她，她从来没有打过小报告。

不过，很快女班长就被陶然“拉下水”了。她自习课时偶尔也会说话了，并且对陶然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慢慢地，她开始认为陶然只是表面上故意调皮捣蛋，实质上是一个“不简单”的同学，他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性格。

一切，在某一天下午彻底发生了改变。放学时，女班长给了陶然一个笔记本，陶然放学回到家打开一看，是女班长的日记。并没有隐私的描述和内心的展示，而是一篇篇读书笔记。女班长课余看了很多课外书，每一篇都写了读后感，还做了许多文字的摘录。陶然被吸引，于是跟女班长借书，然后开始阅读。班长同桌借给陶然的第一本书是戴厚英的《人啊，人！》，这本书一瞬间震撼了陶然。

这也是孙陶然开始大量读书的最初动因。陶然说，这是当年自己的小青春。我倒觉得，这是当年所有60后的小青春。

多年以后，回忆起自己的成长，陶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人生的各个关键阶段，好像总能遇到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的那个人。初中时代是这位美丽的女班长；高中时代有三位，分别是：理科班的班花之一董同学、死党吕彤以及传奇人物甘琦。以至于后来他说，上天是非常公平的，它会把对你重要的人在你大学毕业之前都送到你身边来。

正是和朴同学的交往，使得陶然与那些每天一起踢球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渐渐变得不同，他开始更多地阅读课外书，更重要的是，开始思考人生。

从陶然的回忆中不难发现，初中时代，陶然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在他初中毕业照上，我看到他用略显稚嫩的字迹写着“中华之光”以及“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等字句。那是一个十来岁少年最初的远大志向。

在后来陶然的文章中，他也多次写过，人的很多东西是天生的，包括好奇心、好胜心以及责任心，等等。他甚至戏称，如果要找未来的领袖，应该去幼儿园寻找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王。

影响未来的两门选修课

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天生的。不过在和陶然探讨这个话题时，他也认为没有必要悲观，不必因为自己似乎天生缺乏某些特质就自暴自弃，后天的读书和与人的交往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些天生的东西。

而这，同样是陶然建议年轻人在一流大学二流专业和二流大学一流专业之间选择前者的原因。初中时代，除了朴同学这样的榜样，对陶然影响最大的是阅读名人传记。《拿破仑传》《华盛顿传》都是陶然在那个阶段读到的有限书籍中的一部分。

虽然陶然读书的总数不是最多，但他非常善于思考，也很有悟性，加上他一直遵循构建自己认知体系以及挑战自己认知体系的思路，所以他读书的效率很高，只要是读过的书都会最大限度地咀嚼吸收。

这些名人传记，让他了解到了伟人们是如何成长、如何思考，以及如何行动的。同时也推动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以及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这些在别人看来至少是青春期之后才会有的行为，在陶然的身上，早早地发生了。

1984年，陶然中考。放榜那天一早，陶然骑上自行车，来到东北师大附中校园，站在墙上张贴的红榜前，仔细查找自己的名字。

彼时的心情，早已经无从揣摩。彼时的情境，却始终难忘。那天阳光正好，照射在大红榜上。榜上赫然写着孙陶然的名字，他被分配在东北师大附中高一四班。那一年，东北师大附中高中部共录取了二百人，其中本校初中部学生一百六十四人，外校初中部学生三十六人。孙陶然成为三十六分之一。

东北师大附中，成立于1950年。是全国十三所重点中学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学之一。在美国教育机构给出的中国著名中学排行榜上，东北师大附中始终名列前十位。

高中生涯是孙陶然在未来许多日子、许多场合反复提及的一段校园经历，他不同阶段的合作伙伴和挚友同道中，有很多人都来自高中和大学同学。

如果说很多人上高中还只是想着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的话，那么，那时的孙陶然，已然开始逐渐建立三观，形成对世界的认知，对未来的梦想，以及对自己成长的设计。

这一切，并非刻意，并非出自父母督促，只是自然萌发。每个人的成功都有不同的轨迹。不过，也有共性在其间，可供归纳与提炼。那就是格局。什么是格局？一是自知，二是胸襟，三是价值观。

孙陶然深知自己的弱项：来自普通家庭，没有父母背景做倚仗和靠山；之前读书少，书本知识储备充分，课外知识储备贫瘠；除了读书，没有更强的课外项目……

知道哪里有问题，就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通常人有两种思维定式，一是判断性思维：这个人靠不靠谱？我到底行不行？你到底爱不爱我？

判断性思维的落点会导致人会不自觉地去考验。这个人靠不靠谱？去调查一下，结果被对方知道了，感觉你缺乏对彼此的信任。我到底行不行？忐忑地问了问别人，发现自己似乎不太行。你到底爱不爱我？查一下对方的手机，结果则是发现了许多自己不应该也不愿意知道的信息。

人性通常经不起考验。

第二种思维定式是衡量性思维定式：不管这个人靠谱还是不靠谱，怎么样才能让他靠谱？不管我行不行，我要让自己变得更行。无论他是否爱我，我会为自己的爱做更多的努力。

衡量性思维定式的落点，是人的行动力。

陶然是一个极具行动力的人。即使那年他才十五岁。

东北师大附中之所以对于孙陶然，对于我，对于现在的许多毕业生都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附中已然走在了许多学校的前列，无论是教学能力、学生素质，还是对教育模式的探讨、教学方法的开拓。其表现之一，就是给学生们开辟了许多课外选修课。孙陶然当时选择了两门课程：英文打字和演讲与口才。这两门课程都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影响。

陶然高一第一学期选修的是英文打字，这个选择的结果就是后来他一直打字特别好，会指法，会盲打。后来，他曾经不无炫耀地告诉我，即使是在工作之后单位还配有专业打字员的时期，他也是单位打字最快的人之一。当时的英文打字机不同于现在的电脑键盘，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英文打字机。大家都不知道将来学了这个会有什么用，但是大家仍然会蜂拥而至去学它。

八十年代的东北，我们用录音机和卡带听邓丽君，看山口百惠和《血疑》，并将《上海滩》和许文强作为精神寄托和人生偶像。

八十年代的我们，以穿父母亲给我们的军大衣为自豪，以背画着五角星的军用书包为时髦，以冬天在冰冻如镜的长春南湖上和异性搭伴回家为炫耀的资本。

八十年代的中国，即便是东北师大附中这样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的学校，教务主任依然会偶尔在早晨上学时，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们“喇叭裤”裤脚的宽度，以及男同学们头发的长度。

陶然选择的第二门选修课是演讲与口才。在那之前，陶然在附中的新世界里，是一个有一点自负又有一点内向的小男生。从外校考进这个全国顶级高中，周遭大多是陌生面孔，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学业尚不知能否经得住新的考验，陶然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他选择演讲与口才作为另外一门选修课，就是希望通过这门课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孙陶然从初中时代就把拿破仑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以及父亲告诉自己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话写在日记本上，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有意识地为未来能够脱颖而出而准备自己的技能了。

附中开设演讲与口才选修课，让他如获至宝。事实证明，后来这门课的确带给了陶然前所未有的提升。陶然至今依旧认为，那门课是他在高中阶段印象最深的课，因为那门课增强了他一项最重要的特质。

那就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