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机会才可能成功，能否抓住机会取决于两点，首先是认识到是机会，其次是有能力抓住机会，而能否认识到是机会，取决于我们的见识。

——孙陶然《与机会擦肩而过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识》

 

岁在1994。到了六七月间，孙陶然和刘文献的矛盾已经到了两个人都无法容忍的地步。

某一天，当着张征宇的面，孙陶然提出：要么让我当广告公司的一把手，要么让我离开吧。张征宇的态度是：你和你的直接上级产生冲突，我没有选择，只能支持你的直接上级。

于是，陶然当场提出了辞职。这是陶然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辞职之一。这两次辞职，都与张征宇有关。这两次辞职，陶然都很伤心。陶然几乎哽咽着对张征宇和刘文献说：“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的。”

陶然不是伤心自己职务的丢失，更不是伤心自己权力的旁落。他伤心的是，自己从未有过私念，总是一片赤子之心，心心念念都是工作和公司。可是显然，他的这番苦心并没有被理解和感知。

也许在张征宇看来，这就是一场权力的争夺。也许在刘文献看来，这就是想上位，想当一把手。而事实却并不是如此。从来不是如此。

后来，关于这件事情，陶然再没有跟任何人解释和提及，包括事件本身的当事人。陶然是一个不愿意解释的人。事情发生就发生了，他不怕被误解，自己问心无愧就好。“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陶然黯然离去。

辞职之后，中关村一家名为晓军电脑的公司，迅速向陶然伸出了橄榄枝，并且开出了3000块的月薪。这个数目，是陶然在四达时月薪的两倍。后来，陶然也确实过去上班了。但是，在陶然的内心深处，他仍然觉得，自己从未离开四达。他的心还在那里。

再入四达

陶然辞职之后，刘文献终于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开始真正掌控四达广告了。于是，他找来一个人担任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自己则开始亲自管理广告公司。

不久之后，张征宇在深圳的一位朋友做出一款高科技产品，想来北京进行全国的发布和推广。张征宇趁机推荐自己的广告公司，跟对方讲，自己的广告公司不仅执行力出色，创意能力更是一流。

于是，张征宇的朋友就把这个预算超过100万元的项目正式交给了四达广告艺术公司。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业务。可是，没有了孙陶然的四达广告艺术公司，早已面目全非。项目是拿到手了，可是实施的过程却处处碰壁。公司甚至拿不出让客户满意的方案。刘文献非常着急。张征宇更是大为光火，他认为，广告公司让他在朋友那里丢了面子。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就是当时张征宇的办公室主任李明，也是后来恒基伟业的七个联合创始人之一。

李明一直非常赏识陶然的能力和为人，也明白陶然辞职的症结所在。于是，她开始在张征宇和孙陶然之间做工作，在两个人之间不断沟通，创造机会让双方缓和关系，并最终促成了张征宇和刘文献向陶然伸出回归的橄榄枝。

陶然自然是愿意回归的，毕竟，他对四达广告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但是，陶然提出了一个条件。这就是，回来可以，自己要当广告公司的一把手，财权、人权和决策权，都要由自己掌控。刘文献最终妥协了。但是他也提出，只给四达广告的账上留下三万块钱，剩下的资金要全部调走。张征宇的条件则是，陶然回来没有问题，当一把手没有问题，刘文献调走资金也没有问题。总公司还需派驻一名财务经理，负责四达广告艺术公司的账目。

辞职三个月后，陶然正式回归四达广告艺术公司。这次，他是以总经理的身份归来的。关于陶然回来后的团队安排，这里还有一点题外信息。陶然留用了刘文献委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刘峻谷，此人后来一直追随陶然。最终，陶然将《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周刊以及《生活速递》广告杂志交给了他管理。而总公司派来的财务部经理陈杰，则一直追随陶然，直到在后来的拉卡拉集团退休。至今，陈杰仍然被返聘在拉卡拉工作。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讶异于陶然的用人方式，也敬佩陶然的肚量。因果循环，我想，这也是这么多年来，陶然周边汇聚的人才越来越多，而追随他的核心人员很少流失的重要原因。

回归伊始，陶然立刻开始亲自上阵，组织实施之前被搁浅的项目。很快，项目完成并大受客户好评。事实上，服务客户或者完成项目，对陶然而言都是小菜一碟。此刻，摆在陶然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公司如何生存下去，以及下一步如何发展。

那时候，四达广告艺术公司全员不到二十人。大家的薪水都不高。但是即便如此，三万块钱也最多只够发三个月工资。陶然必须迅速给广告公司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时候，通常就是陶然的天赋和运气发挥作用的时刻。陶然历来认为，做事情，坚持是必须的，但维持却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一个公司找不到可持续成长且天花板很高的产品方向，只靠寻找项目、生意来赚取维持生存的收入，那么这个公司的存在就是维持，是没有意义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商业模式，在陶然看来，既不安全，也没有未来。审时度势，是一个企业家在所有拐点时都必须具备的行为能力。陶然不仅能审时度势，还很高瞻远瞩。陶然要为四达广告寻找一个方向。

在这方面，陶然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他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特长、市场的需要以及自己的爱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如果自己非常强大，资源很多，那么可以首先考虑自己的爱好，再考虑市场的需要；如果不够强大，就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的特长，再考虑市场的需要，最后才是自己的爱好。本着这个原则，陶然首先从自己以及四达广告艺术公司的特长着眼，开始寻找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结合点。

直觉判断，这是一个机会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命运也只会眷顾那些值得它眷顾的人。说无巧不成书也好，说一切都是天意也好，正当陶然冥思苦想公司未来的方向之际，有一天，他接到了钮明的传呼。

钮明当时是《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的主任，此前，因为四达集团宣传报道的事情，刘文献曾经带着陶然和钮明打过交道。钮明是通过刘文献认识陶然的，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钮明却直接找到了陶然。钮明向陶然咨询，有没有相熟的有实力的广告公司？钮明已经说服北京青年报社同意，在每周三的《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上再增加八个版，四个版的电脑内容，四个版的汽车内容，因为报社当时无人了解电脑和汽车的产业内容，也没有更多人员编制，因此，报社有意让广告公司全面承包版面，广告公司和报社一起编辑内容，广告公司还可以对外销售广告。条件是，广告公司要承担增加这些版面的所有费用，而且要预付。而且钮明已经找到了广告公司承包汽车周刊。

现在，他要找一家广告公司出资来承包电脑周刊。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商机，陶然敏锐地感觉到了。他在电话里就告诉钮明，自己现在已经是四达广告艺术公司的总经理了。而承包电脑周刊这个事儿，你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电脑周刊，由我孙陶然买断了！

这件事和许多事情一样，体现出了陶然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是“运气超级好”。陶然的追随者经常讲，陶然的运气超级好，好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在他做任何事的时候，上天总会把机会和资源送到他身边一样。当然，陶然自己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信奉拿破仑的那句话：上天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陶然记得初中时代看的《拿破仑传》中拿破仑有一段话：如果说我总是对一切都胸有成竹的话，那是因为我在脑中已经思考过所有的一切了。

陶然同意自己运气好，但那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地做着各种准备，所以在机会到来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对好运气的把握能力。平时注重布局，注重下闲棋，所以机会也会特别多地找到他。

第二个特点是，陶然做决策非常快。陶然爱做决策，也敢于做决策。这其实是领军人物非常难得的一种特质，领军人物就是要敢于做决策并及时做决策。很多“老大”不明白这一点，该做决策时不做决策，这往往是失败之根源。而陶然不同，他很多决策都是在一瞬间做出的。

用陶然的话讲，这叫靠直觉做判断，然后小心求证做决策。和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谋而合，在《创业36条军规》中，陶然专门列了一条军规：创业者要敢于相信直觉。

从理性上，陶然认为，直觉是大脑在一瞬间权衡了所有利弊之后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最科学的反应。从情感上，陶然认为直觉是上天对创业者的恩赐。因为创业者365×24小时地思考自己的事情，甚至在做梦时都在思考，上天怜悯创业者，所以通过直觉这种方式给创业者们一点神迹和启示。

所以，必须尊重直觉。陶然的决策习惯是这样：不管多大的事情，他第一时间都会形成一个判断，他称之为靠直觉做判断。但他不会立刻做决策，而是会放一段时间，沉一沉，同时小心求证。直觉做出判断之后，他会给自己一到两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他会找很多资料，做很多论证。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期间，他的大脑又会昼夜无休地反复掂量推敲自己的判断。陶然说，历史上他凡是按照直觉做的决策都对了，凡是违背直觉做的决策都错了。所以他总结的一条战术原则就是，与直觉相反的决策，宁可不做。靠直觉做判断，是陶然的创业体系当中，非常著名也非常实用的一个环节。

这一次也是同样的结果。跟钮明的电话还没通完，陶然的直觉已经做出了判断。这是一个机会，而且是适合他和四达广告艺术公司特长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于是，他约钮明当天就见面谈。

钮明开出的条件是，每周一期，全年五十期，每期有两个整版可以做广告，全年一共428万买断费用，每个季度107万，而且要预付。

陶然听完之后，可谓又喜又悲。喜的是，详细了解证实了他的判断。电脑在未来阶段，必将走下神坛进入寻常百姓家，电脑和汽车已经成为时代的热点。一旦办周刊，读者群不成问题。而广告，本质上就是媒体把自己卖给读者，再把读者群卖给广告主的过程，所以大方向肯定也没问题。这是个巨大的商机。悲的是，陶然自己知道，当时的四达广告艺术公司账上只有3万块钱，要签这个约，第一笔付款就要107万。陶然拿不出这笔钱。同时，虽然四达广告艺术公司已经经营了两年，但IT客户很少，IT企业的“老大”他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但是，这一切真相，陶然并没有告诉钮明。相反，陶然摆出了一副钱不是问题的姿态。陶然就是这样的性格：一旦认准的事情，他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做成，或者谁来做；而是这件事必须做成，一定会是我做成的。

有六成把握就要干

1994年，在那个“万元户”会被不断提及的年代，一个季度100多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一个季度只能做十三期，内容要自己编，广告要自己拉。在当时的中国，电脑还远没有普及。答应做这件事，需要的远远不止勇气和信心，还需要对市场的准确预判，对未来社会变化趋势的深度预判，以及对人性的深入洞察。

幸运的是，这些，陶然在之前都已储备妥当。陶然当时的义无反顾，来自相信自己的眼光和直觉。他认为未来两年，将是中国迅速普及电脑的高峰期。承包了这个《电脑时代》周刊，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张参与中国未来市场上最火爆行业的门票。

可是，陶然并没有100万，准确地说，他连10万都没有。怎么办？于是，陶然叩开了集团总裁张征宇的房门。借钱！张征宇问陶然：“做这个项目，你有多大把握？”陶然说：“六成。”张征宇十分愕然：“六成，太低了吧？”陶然说：“要是等到有七八成把握的时候，这件事就不是咱们的了！”

这也是后来我在数个场合听陶然说起过的一种理念，他说：一件事有六成把握就要赶紧去做，因为等到有七八成把握的时候，想抢的人就多了，等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已经和你没关系了。关于这个理论，陶然的原话是：“一旦有八成把握，BAT就去干了；有十成把握的时候，上帝就去干了！”这个有六成把握就必须做的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许多人。

张征宇答应了。但是只能借60万，为期一年。剩下的钱，陶然得自己去筹。筹到就干，筹不到就得放弃。借到了60万，这意味着还有将近一半的资金缺口。陶然于是开始集资。公司内部有二十个人，每个人都凑一点。陶然充分发挥自己做营销培训时的好口才，给大家描绘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并给了大家年回报百分之三十的承诺。

大家被陶然说得热血沸腾，也相信陶然。于是，纷纷签字出钱。出钱最多的，是公司的小出纳，把父母8万块的养老钱都拿出来了。第一季承包的107万，就这样全部筹齐了。钱凑得不易，合同却签得简单。陶然记得那是在友谊宾馆，时任四达集团总裁张征宇和《北京青年报》社长崔恩卿都出面了。合同写的是两年到期，有优先续约权。张征宇看后说，两年太短，签三年吧！崔恩卿同意了。如今，往事重提，陶然说，自己当时太憨了，如果再努力争取一下，多签两年也许也是可能的，至少再多签一年还是有可能的。多签一年就意味着，多了一千多万的利润。钱已交，字已签，无法回头，只能一往无前了！

首席编辑人

当时的电脑还是DOS系统，一台要3万多块钱。当年的著名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有一集讲梁天和何冰一起倒腾电脑，就是说的这个时期。当时在所有单位里，电脑操作员都还是有专门岗位的。当然在与陶然合作的北京青年报社所有员工当中，也没有任何编辑了解电脑行业。客观现实要求，必须由陶然他们来出内容。而其实，陶然的直觉也告诉他，要尽最大可能掌控报纸的编辑，编辑时要呼应和配合广告经营，否则广告经营很难展开。

之后证明，这是非常先进的经营理念，后来所有成功的产经报刊也都是这么经营的。如此，陶然在四达广告艺术公司设立了《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周刊编辑部。

1995年2月8日，《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正式创刊。在创刊词中，孙陶然写道：“总有一天，电脑要走下神坛，步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我们必须在老百姓喜欢看的媒体上，用他们喜欢的语言和方式，给他们讲述有关电脑的一切。”现在，每每读到这段话，我还有点血脉偾张的感觉。

孙陶然和崔恩卿社长以及钮明主任当时的做法，当是中国报业一个极大创举，应该被列入中国新闻史。他们开创了几个先河：

首先是中国的报纸开始变厚了。然后是中国的报纸开始有产经内容了，即开始在newspaper之外有了usepaper的功能。再然后是开创了民营企业参与到报纸之中的一种模式，即经济上承包，内容上联办，广告经营权让渡给企业。

陶然此刻终于圆了自己当年的记者梦。虽然是不得已，但他自告奋勇地当上了《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的首席记者。当然，还不能叫记者，因为陶然和四达广告艺术公司的人都不在《北京青年报》的编制体系内。但是，又要在出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名头，陶然和钮明一商量，发明了一个词语：编辑人。

于是，陶然带着小伙伴们，拿着编辑人的名片就开始了《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的创业之旅。就是从这个擦边球的编辑人头衔开始，陶然作为首席编辑人，采访了柳传志、王志东、雷军、杨元庆等当时IT界几乎所有的风云人物。

陶然开辟了“与老板对话”栏目，这是中国第一个采访者不是以采访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同样的企业董事长、创业者的身份和被采访者探讨企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栏目。

同样是从这张小小的编辑人名片开始，陶然和《北京青年报》的尝试极为成功。很快，效仿者纷至沓来。几乎全中国的大众媒体都开始开办产经周刊。而陶然主持下的四达广告艺术公司也同时签约承办了《南方日报》《生活时报》《为您服务报》《信息产业报》等报纸的电脑周刊。

客观地说，陶然的这次创业，也对中国电脑的普及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当时，电脑能够快速进入普通家庭，电脑知识可以广泛地普及和推广，陶然和他的《电脑时代》周刊功不可没。

也是从《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开始报道IT业界的新闻，报道有关电脑的一切。

陶然由此自1995年就开始迈入中国的IT行业。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陶然和中国IT界那一批风云人物都很熟悉的缘故，包括杨元庆、雷军、王志东、郭为等。因为那个时代，他们都是一批介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青年人，满怀梦想与斗志。在中关村还是一片简陋的电脑交易市场时，他们就已经相识，并产生各种各样的交集了。

当时，在中关村的科贸中心（这座当年的地标性大楼如今已经被拆除），陶然带着四达广告艺术公司在四层办公。杨元庆带着联想的微机事业部“十八棵青松”在三楼办公。

雷军那个时候还在金山电脑担任总经理，而金山当时正被微软强大的软件和市场策略压得喘不过气来。雷军带领金山人在WPS和词霸、毒霸之间苦苦寻找生路。

王志东创办的四通利方，还窝在中关村小学操场边低矮的平房里挣扎求生。

……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IT产业。这就是当时的中关村。这就是当时的江湖。这就是陶然和后来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大家每天或坐而论道，或指点江山，或光着膀子下小馆儿喝啤酒的年代。中国的IT产业就是在这一批充满情怀的人手里发展成了今天的规模。

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每次提及，陶然都依然滔滔不绝，十分兴奋。那是他们的青春岁月。谁又会忘怀自己的青春呢？

说回《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的成功，陶然也是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生死轮回，演绎了一出波澜壮阔的大戏，才最终取得的。那是另外一段铭心刻骨的往事。如歌所唱，“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陶然也不例外。如果你看他貌似轻松，那你一定没有读到他背后的努力，曾经的取舍，承担的压力，以及付出的代价。所以，你再羡慕一个人，也要多去挖掘他背后的那些故事。如果你想学习一个人，也请多钻研他做过的那些努力，看看他那些有可能会跟你产生交集、帮助你成长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