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
一
丁玲是我国二十世纪杰出的革命女作家，也是世界知名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作为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她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临澧县。她从小便受到富于新思想的母亲及其女友向警予等的影响，萌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后到桃源、长沙等地中学读书，接受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熏陶。1922年到上海求学，认识了李达、瞿秋白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其后又到北京，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胡也频。1927年她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处女作《梦珂》，紧接着又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从此成为著名的作家。1931年，她的丈夫、共产党员作家胡也频被捕，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这促使年轻的丁玲坚定地走向革命。在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她勇敢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和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当时她为广泛团结知名作家，培养青年作者，发展革命文艺，反击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鲁迅旗帜下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在南京城内和郊区，三年间阅尽了魍魉世界。其间，国内外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柳亚子和巴比塞、瓦扬·吉久里、罗曼·罗兰等曾发起抗议并开展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他们做事，都被她拒绝。1936年她终于通过曹靖华、鲁迅与党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出敌人监视的樊笼，辗转到达陕北保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曾赠她一首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足见革命营垒对这位女作家的重视。按照她自己的愿望，她被派到前线红军部队去担任团政治部副主任。此后她就成为人民革命根据地的文艺界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她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和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党组副书记、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然而，1955年和1957年她却先后被打成所谓文艺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又遭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在共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她不但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囚禁过，还被转移到山西长治的农村去。1979年她的错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改正，才回到了北京。虽然，那时她已达七十五岁高龄，却仍以积极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学工作，不但发表了许多新作，而且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中国》，整理出版了自己的大批著作。1986年，过度的辛劳终于夺走了她的生命，终年八十二岁。
丁玲的逝世无疑是我国文坛的重大损失。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北大荒人民特地制作一面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红旗上大书四个大字：“丁玲不死”。这可以说是集中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她的崇高评价和深切怀念！
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丁玲全集》十二卷，展现了这位作家光辉一生的文学创作的实绩，使广大读者有可能通过阅读全集来了解她的创作全貌，以利于更好地继承她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应该说，这不仅是对我国革命文学事业建设的一个贡献，而且也是对这位杰出作家和卓越文化战士的最好的纪念。
二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文化战士，丁玲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阶段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丁玲登上文坛之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新的思潮冲击神州大地，新文学经过“文学革命”的提倡和“革命文学”的论争，从“为革命”的文学到“唯美的”文学等各种浪潮都在涌动和推进。但大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农遭到大批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作为爱好文学并同情革命的青年女性，丁玲的内心充满了苦闷，她投身于文学，开头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视角去抒发自己苦闷的情思。于《梦珂》中她发出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抗议；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喊出女性对于男性极度失望的内心绝叫。显然，作为女作家，当时她对女性的生活境遇怀有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与不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意识高涨的年代里，女性解放思潮的崛起并在文学中寻求自己的表现，是很自然的。茅盾曾把莎菲看作“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在创作的初期把关注点放在妇女问题和妇女生活的体验上，与那个时代的历史潮流和她本身的思想状态是相关的。她那时虽然接触过革命者，但自己还不是个革命者。她仍然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里，而当时的革命低潮，使她一时还看不见历史的光明前景。她在1928年前后所写的一系列描写女性生活遭遇和命运的作品，包括《在暑假中》、《阿毛姑娘》、《岁暮》、《小火轮上》、《自杀日记》和《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所刻画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从落寞无聊的女教师、失落爱情的城乡少女到沉沦于屈辱而不知屈辱的妓女，笔墨间既满含对社会黑暗的愤懑，又透出无可奈何的绝望的色调。这时期她最出色的作品无疑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它以一种异常坦白而真挚的细腻笔触，描画出一个少女无法从异性获得情感和思想寄托的失望心理，这既在题材上是一种大胆的拓展，也在文学对性心理描写的真实无忌方面超越于前人。
《韦护》是丁玲思想发展和创作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部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为素材的中篇小说，不仅是最初一批表现革命和恋爱相矛盾的作品，而且是表现恋爱应该服从革命的作品。它的主题的积极性正标志着丁玲从自己思想苦闷的低谷走出，向革命靠拢和决心投身革命。而小说那异常真实细腻的笔触，更把这幕动人的爱情悲喜剧描写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公丽嘉从失去爱人的悲痛中挺身而起，准备投入革命的浪潮，与原型王剑虹悒悒以终不同，这正说明作家本人思想的跃进。事实上从1929—1930年，丁玲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世界观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很快都加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左联执行委员和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三十年代伊始，丁玲的创作可谓面貌一新，她先是推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她不但毅然接受主编《北斗》的工作，加入了共产党，还陆续推出《在一个晚上》、《从夜晚到天亮》、《我的自白》、《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田家冲》、《一天》、《给我所爱的》、《多事之秋》等一系列的小说和诗文。丁玲不但是“革命加恋爱”的时代性题材的开拓者之一，而且是最初描写工农并为此而亲身去体验工农生活的作家之一。为她带来巨大声誉的以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的小说《水》以及《田家冲》、《法网》、《消息》、《某夜》等作品，标志丁玲的笔触从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向了工农劳动人民。尽管这种描写还欠深刻，毕竟她和当时的左翼作家一起，在鲁迅当年《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所开拓的道路上又迈出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即正面描写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反抗与斗争。就丁玲个人来说，更标志她的视野从女性的性爱悲欢和不满的个人性题材转向了表现广阔的社会苦难和阶级矛盾；也可以说作为女作家，她从最初性别鲜明的写作转向了无性别写作。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她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革命作家。鲁迅曾经这样评价左翼文学运动：“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还预言：“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运动，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但它确实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文艺和文学的未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丁玲为左翼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人们自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国民党反动派对丁玲的绑架并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和信心。在南京与敌人三年的周旋中，她始终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或抛头露面，也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拘禁的后期，国民党特务机关表面上让她租屋居住，但住房仍在国民党特务的住宅中，形式上有了些自由，实际暗中还被监视。这当然使丁玲感到痛苦，她曾在《意外集》所收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和《团聚》等作品中描写了这段生活及其心情。这个集子还附录有她写于被捕前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杨妈的日记》。关于南京这段生活经历的回忆，后来她曾详细写在出版于八十年代的《魍魉世界》一书中。
使丁玲的声名再次鹊起，是在她到达陕北以后。从1936—1945年，她大部分时间生活于革命圣地延安，虽然其间多次到过抗日前线，包括率领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前线。1942年她有幸亲身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泽东那篇后来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著名讲话。从此，她坚定地沿着这篇讲话指引的文艺道路前进。在这十年间，丁玲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大批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速写和报告文学。这确实都是如毛泽东所号召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例如，初当红军时所写的《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东村事件》、《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挺进山西时所写的《冀村之夜》、《河西途中》、《临汾》、《孩子们》、《马辉》、《西安杂谈》、《压碎的心》、《重逢》、《河内一郎》；在延安后方所写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入伍》、《十八个》、《二十把板斧》、《在医院中》和《田保霖》、《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以及《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在这些作品里，她为读者展现了自己所耳闻目睹的红军将领和战士，前线的干部和受尽苦难与屈辱却勇于反抗、不怕牺牲的人民，还描写了后方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劳动模范，还有反战的日本士兵。她的这些作品，虽然大都写得匆匆，来不及精雕细琢，却皆满怀战斗的激情，充盈着对笔下人物的同情和热爱，洋溢着凛然的大气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对于当时广大的中国读者，它们不但是来自前线、来自新世界的宝贵信息，而且是鼓舞他们信心和勇气的飘扬自北方的猎猎战旗。
在陕北，丁玲先后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委员等领导工作，主编过《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她通过自己的工作，跟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不仅把左翼文艺运动的努力继续往前推进，而且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为中国人民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石。
而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丁玲创作的又一转折，使她有可能开拓新的题材，把握新的样式，攀登新的高峰。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丁玲随军到了张家口。本来要到关外，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交通一时中断，她便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了河北怀来、涿鹿一带，最后在温泉村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这是中国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地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是使地主阶级被推翻，而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却翻身做主人的伟大变革。它深深激动着丁玲的灵魂，促使她产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这就是1948年她完成并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过去只写过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那其实是纪实性的作品。因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当时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中展开了北方农村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图画，广泛地描写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的许多不同的人物，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他们性格各异的形象。至今人们读到这部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仿佛这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这部小说锻炼了丁玲驾御宏大题材的能力，并为她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同样描写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苏联政府颁发的斯大林文艺奖金。
新中国成立时，丁玲正当年富力强，在创作上她本应有更出色的成就，但她大量的时间都被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所占。她不仅担任党的文艺领导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还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为国家培养青年创作人才。今天在新中国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些作家，如邓友梅、玛拉沁夫等都在这个文学讲习所学习过，亲自听过丁玲讲课，并得到她的辅导。她还主编过《人民文学》和《文艺报》。虽然如此，她还写了《欧行散记》和《粮秣主任》等作品，并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出了部分成稿，发表了其中的八章。然而，不幸竟悄然来到她的头上。1955年，她被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批判。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她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了党籍。从1958—1979年，长达二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她都在北大荒以及长治的农村度过，其间还曾被“四人帮”一度关押到监狱里。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灿烂前景，也为丁玲的晚年开拓了文学创作的再度辉煌。
1979年丁玲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她立即又充满当年的热情投入文学事业中去。她除了创办大型刊物《中国》，出国到西欧、北美访问，短短数年中，她写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访美散记》和缅怀瞿秋白、鲁迅、宋庆龄、贺龙、史沫特莱、茅盾、柯仲平、冯雪峰、胡也频等人的系列散文，写出了《魍魉世界》这样的回忆性作品，还重新写出原稿丢失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二十四章。此外，她还写了不少评论和理论文章，阐明自己复出后的文艺主张，对后进的青年作家勉励有加。也在这短短数年中，她还出版了《丁玲散文集》、《丁玲近作》、《风雪人间》、《魍魉世界》、《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我的生平和创作》等作品集和理论批评集。她仿佛不死之鸟——火中再生的凤凰，在我国文坛销声匿迹多年之后，又焕然发出耀目的光彩，翩翩翱翔，令世人为之瞩目。连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也授予她名誉院士。她的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新时期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得最好、成绩也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丁玲不但以自己辛勤的创作为文坛添光增彩，而且在改革开放、各种文学思潮的冲撞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
三
丁玲从投身革命起，始终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
1979年7月1日，她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的党员会。
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今天，我度过了艰难险阻；为了今天，我熬尽了血泪辛愁。我常常在早晨充满希望，昂首前进，但到了晚上，我又失望了。何时能见到亲娘呵！哪年‘七一’，周围的同志们都兴高采烈，拥挤着去开会，庆祝党的诞辰。每当这时，我就独自徘徊在陋巷树阴，回想那过去战斗的幸福岁月，把泪洒在长空，滴入黑土。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是饱受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的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看见一代代人的降生，一代代人跨进党的行列，可是山高路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党里来呵！？
二十一年，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但，我不是孤儿，四处有党的声音，党的光辉，我可以听到，看到，体会到。我就这样点点滴滴默默地吮吸着党的奶汁，我仍然受到党的哺养，党的教导，我更亲近了党，我没有殒没，我还在生长。二十一年了，我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我更亲近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给我以温暖，以他们的纯朴、勤劳、无私来启发我，使我相信人类，使我更爱人民，使我全心全意，以能为他们服务为幸福。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
这真是句句血泪，情真意挚，感人肺腑的文字！它真切地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胸怀和光明磊落的心声。也许后人会认为这是她的历史局限。但历史就培育过这样的人，一个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写的人！尽管她受到那么多的委屈和伤害，她对党对人民始终满怀热爱和信赖，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去表明自己的这种热爱和信赖！她始终不倦地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主张文艺家应该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并坚持以自己的作品去描写和歌颂人民及其伟大的斗争，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她始终关心人民的命运，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命运，始终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描写他们。她后期的散文，笔墨于秀丽中见质朴，于自然中显洗炼，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充沛的革命激情，莫不见于字里行间。读来，感人至深。她最后重写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不论在细节刻画的真实上，还是在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描绘上，都更见成熟，于艺术上更为炉火纯青。可惜天不假以年，这部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见功力，也更具史诗规模的现实主义长篇未能最后完成。这不仅是作家自己的遗憾，也是我国文学事业的遗憾！
陈明同志在《丁玲文集》第八卷《〈风雪人间〉前言》中，这样写到丁玲的晚年：
……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她痛切感到，在大难之后，国乱民穷，历史赋予这一代革命作家的责任不是鸣冤诉苦，不是怨懑呻吟。有良心、有责任感、重新获得了工作权利的作家、艺术家，在痛定思痛之余，应该总结教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动员和团结千百万人民，为党分忧，为民解愁，为振兴中华而戮力同心。丁玲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她争分夺秒，拿起搁置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纤笔，先后写作并出版了八本共九十万字的新作。虽然这还没有完全实现她的创作宿愿，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能完稿，但我实在应该说，丁玲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她因劳累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无愧于党和人民。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因为文学作品诉诸广大的读者，并以自己所传达的情操去感染人、影响人，去陶冶和美化人们的心灵。人们把作家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没有原因的。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原始时代思想情感的贫瘠、粗陋，到今天内心世界的如此丰富与优美，与几千年来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陶冶和影响分不开。所以，一个真诚的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对于广大读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时代，丁玲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她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忠诚和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自己信念的坚韧品格，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都真正足以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风范。
四
我国文学评论界在新时期曾对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发生过争议。由于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有的评者认为革命文学缺乏文学价值，艺术性不高，认为丁玲的代表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才是丁玲创作的高峰。而丁玲参加革命后的作品的艺术水平就下降了，多属概念化、公式化云云。我以为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这种认知的分歧包含着价值取向的分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通过语言所描绘的形象传达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文学的价值从来不限于语言描绘的艺术性，更在于它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时代深度和广度，以及这种思想和感情是否崇高、优美和丰富。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仅以语言描绘的卓具创造性的色彩鲜明和形象生动，以及想象的丰富和构思的巧妙等形式因素取胜，更以作家所表现的时代风貌是否广袤和深刻，所传达思想情感是否具有时代的高度，是否有助于拓展人们丰富的心灵，陶冶人们崇高的人格，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优美而定高下。注重文学形式的唯美主义虽非没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是片面的。我们固然不应忽视形式的艺术追求，但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仅仅因为形式的完美而显得伟大。文学作品的品格高下，永远与它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的高下、与作家个人品格的高下相联系。《莎菲女士的日记》固然是丁玲的成名作，也是卓具个性特色的感人之作。但丁玲如果仅仅停留在“莎菲”式的创作上，她就很难成为大家。丁玲的杰出正在于她以自己的全部作品写出了自己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精神历程，并且广阔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的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丁玲的时代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艰难、最有戏剧性的伟大变革的时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受尽欺压和蹂躏的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斗争，推翻了压在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身做了主人，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丁玲的全部创作正从方方面面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并且凝聚了为这场斗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仁人志士和普通群众的不怕牺牲、无私无畏的崇高感情与美好理想。她笔下的革命领袖、红军将帅、民主人士和工人、农民、兵士，乃至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各种小人物，都正构成一个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画廊，构成一个时代为民族和人类解放而献身的坚忍不拔的伟大而崇高的情感波涛，在她的作品中始终闪耀着不满现实，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精神。这正是丁玲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在表现时代的过程中，她不断开拓自己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使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走向成熟，走向炉火纯青。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时期和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初期，由于应斗争的需要和写作的匆忙，有些作品确有艺术加工不够，乃至存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痕迹，但作品中洋溢的激情仍然冲击读者的心灵。而像《母亲》中所刻画的自强不息的母亲的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所刻画的忍辱负重的贞贞的形象，《在医院中》所刻画的力求改变现实环境的陆萍的形象，以及《彭德怀速写》中的朴实匆忙的彭总的形象，《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中的临危不惧的小战士的形象，等等，都十分感人，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起，丁玲跃向宏大叙事，以舒展的画卷描写农村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典型，再现一定时代的历史风云。小说中的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妇女主任董桂花，以及地主钱文贵和李子俊及其女人，还有黑妮等，都见出个性的鲜明，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的关系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极具普遍性的阶级关系。丁玲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则展开解放战争的画图，虽从农村写起，从已发表的二十四章来看，其宏伟性远超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至于她后来的散文，更多是使人精神升华的闪光篇页，写来朴实、自然，仿佛没有雕饰，却呈现一种心灵纯真、明爽和壮阔的美。无论叙事、抒情、记人，都有更浓的诗意。如丁玲自己所说，“我以为一篇散文也能就历史的一页、一件、一束情感，留下一片艳红，几缕馨香。……能引起读者的无穷思绪，燃起读者的一团热情，给人以高尚的享受，并从享受中使人的精神充实，净化，升华，使人得到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我也在望截流》）。这些散文中有许多字字珠玑的篇什，堪称艺术成熟的精品。
五
丁玲还是一位热情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她写过许多文字，提携后进，评论新人新作。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但她又是从作家的身份，从自己生活和创作实践的具体经验出发，从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在自己的评论和理论文章中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她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深入浅出，与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结合得十分紧密，很有说服力。当然，有些文章难免受到一定时代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有些批评别人的文章，今天看来并不都正确，如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批评萧军的《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以及五十年代对胡风问题表态的文章等，有的甚至基本错误。但她的大多文章至今仍不失有历史的认识意义。特别是新时期，她的评论文章，如《我读〈东方〉》、《一朵新花》、《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赞〈陈毅市长〉》、《我读〈洗礼〉》、《漫谈〈牧马人〉》、《我读〈高山下的花环〉》等，都充满喜悦的激情，对新涌现的佳作，作出卓有见地的评述和推荐。她的评论力求顾及作家作品的全人和全文，做到“知人论世”。她的评论文字还往往具有一种豪迈的气势，这是为她的思想和风格所决定的。她走向革命后便看重文学反映壮阔的历史现实，描写人民的丰功伟绩，鼓舞群众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而对于过多描写家务琐事、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总不以为然。她的评论很注重作品思想性的分析，但她并不忽视艺术性。她不把艺术性简单地理解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而着重分析形式和技巧如何有力地表现了正确的思想内容。
丁玲的文艺观经历了从早期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到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演变。特别是到达延安以后，她成为革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完全把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从那时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她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都一贯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强调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她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作家一定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工农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边来。她的文艺理论文章中还总结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许多艺术经验，对艺术形式和技巧，包括语言的运用等许多方面，也作了卓有见地的论述。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总不渝地宣传文艺与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要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她反复阐明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倡文艺应该把反映现实斗争和表现革命理想结合起来；她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倡导艺术创新，倡导典型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尽管丁玲不是专业性的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理论的许多问题她并非都有深入的研究，可是，在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的特性，文艺与政治、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继承和革新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她都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由于她以作家的经验现身说法，她的理论文章更有亲切、朴素的特点，娓娓而谈，自然流畅，对于青年作者尤有说服的力量。应该说，她的理论批评文章跟她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我国文学界的重要思想遗产。后人会从她的评论和理论论述中，得到有益的营养和智慧的启发。
六
这部十二卷的全集，是在十卷本《丁玲文集》的基础上加以增补编成的，另外，我们在编排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对内容重新进行了注释。增加的内容主要是过去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部分过去虽发表过但未曾收入文集的讲话和文章，还增补了丁玲亲属提供的部分日记和丁玲给子女和亲友写的书信，以及她遗稿中清理出来的若干随感性文字。她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如在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和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所作的《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讲话等，以及虽发表过但未收入《丁玲文集》的，如《序〈胡也频诗选〉》和《批判萧军错误思想》及对胡风问题表态的《敌人在哪里？》等。后两篇文章今天看来自有不妥之处，为保存原来的历史，都一如原貌未加改动。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检阅和研究，还编写了丁玲生平与创作年表附于全集后；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丁玲的《母亲》这部作品，全集中还附录了她母亲余曼贞女士遗下的回忆录和旧体诗词。这些诗篇朴实无华，却无不出于真情，并饶有诗意，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老人高洁的生活情怀，也可以领略到老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富于想象的诗才。让人感到，她的女儿所以能走上文学之路并取得杰出的成就，与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分不开的！
我所以被推为全集的主编，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锲同志的主意。原先出版社请他担任主编，他却因为我是丁玲研究会的会长，便力荐我来做这个工作。丁玲是我所敬重的老一辈作家，又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原副主席，我跟我的爱人王淑秧两人于八十年代确曾写过一本研究丁玲创作的著作，因此，我似乎也不好再作推托。幸亏丁玲同志的儿子蒋祖林和对丁玲著作素有研究的王中忱同志作为副主编，承担了全集的大部分编辑工作，这就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河北人民出版社为顺利出版这部全集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里我尤应表示自己由衷的谢意！
2001年11月于首都望京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