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1960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这是北京市最早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之一。首任会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当时，我和吴晗相识虽不久，但那段时间内，过从稍多，因为他当时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我参加编委会，经常在一起开会。我像对师长那样敬重他，他则把我当作忘年之交，和我谈过几次话，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谈得最多的是古籍整理的设想，北京市历史学会的筹备与工作，也谈过发掘明陵的工作，北京市的文物保护，甚至市政和中小学教育的情况，也向我透露一些情况，征询我的意见。他谈锋甚健，纵论古今，我说话的时候很少，但我说话时，他耐心听着，不时插几句话，提几个问题。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性格爽朗，朴实正直，平易近人，尤其关心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他治学勤恳严谨，孜孜不懈，在繁忙的公务之暇，撰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论著、短文和其他作品，我深深地敬仰他的治学和为人。
6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困难时期，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全国的学术空气很沉闷。但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吴晗同志的领导下很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团结了首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有一次吴晗同志和我谈话，内容是关于编纂清史的问题，这次谈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头脑中。
吴晗同志任会长期间，邵循正、赵征夫同志任副会长，安捷和许师谦同志先后任秘书长。邓广铭是古代史组的组长，翟良超是现代史组的组长，张芝联是世界史组的组长。我担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组的组长，近代史组副组长是北京师院苑书义同志、民族学院的王炬堡同志，专业组秘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同志。
1961年的某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会后，吴晗同志约我留下来谈谈。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人，他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几十年。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他说，因为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即是晚清史，所以找我谈谈，应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何，想听听我的意见。
说实在话，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要编清史，也不曾听说过有关建议，脑子里并未转过这方面的念头，因此也谈不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只是说说清史研究的情况。当时，研究清代前期和中期史的专家只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锺翰、商鸿逵、李洵等数人，他们虽有精深的造诣，但人数甚少，没有形成一支队伍。我除了赞成、支持这一大工程之外，说的话很少。但吴晗同志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如何团聚、培养研究队伍，如何搜罗资料，如何接管全部清代档案，如何拟订工作计划，如何确定史书体例，如何整理、翻译满文档案和外文资料，以及《明史》编纂中的经验与失误等等。我惊讶地发现，在他头脑中已有一套比较周密、详细的设想。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见，即是要设立“清史馆”，作为常设的修史机构，并由一位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清史馆馆长，才能调集人才，统一事权，甚至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也想到了。我这个后学新进听这位著名史学家的宏伟规划，衷心拥护、钦佩，静静聆听，竟不能赞一词。他的设想很宏伟，要求很严格，要完成清史的编纂，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集中优秀的人才，拨给充足的经费，宽以岁月，按部就班，把人员团结、组织起来，才能成功。他对任务的艰巨性是有足够估计的。他说：要写成一部比较像样子的清史，即使立即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并且工作顺利，我今生恐怕也难以见到全书的完成了。吴晗同志那时还只有52岁，在他心目中，这部大型史书，非数十年时间，不能竣工。
这次谈话中，就多个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一是人才的培养，我主张到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的学生从头培养，专攻清史。吴晗同志赞成这个想法，并说，还要到外语系找一批学生，翻译各种外文资料。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将来就请你来当教师，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先把基础知识搞得扎实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可否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立一个清史专业组，先聚集几个人，做点准备工作。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北京市历史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成员只包括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几个历史研究所，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不足以承担这类重大的实质性任务。且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置清史专业组，不伦不类，难以协调。研究清史的人数又少，凑不成一个专业组，不如另起炉灶为好。设置清史组的意见，后来也未见实施。
我万万没想到，这次谈话竟和我后半生的研究方向大有关系，我原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即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但1965年秋被提名参加清史编纂委员会，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因十年动乱，此事一直被拖下来，直至1978年才正式建立清史研究所，我终于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
这次谈话以后，吴晗同志再没有跟我提起过编清史的事，大约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项工作进行调整，故清史编纂的事缓议。大约1963年的一次会议上，讲到京密运河的修浚，吴晗同志说：将来在运河中可以航行船只，直通颐和园，我们开会可以搬到船上开，一面开神仙会，议论清史编纂的体例、计划，一面可以观赏沿河两岸的秀丽风光。不过，这是发言中随便谈到的，并不是作为工作规划提出的。
这时，我陆续从领导上和历史学界前辈听到清史编纂的事，知道这是由董必武同志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周总理首先和吴晗同志商议此事，后黎澍同志也就此事写过书面意见。1964年毛泽东主席也和范文澜同志提到过编纂清史的事。
1965年秋，中国人民大学孙泱副校长到我家里看望，正式通知我：中央宣传部召开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编纂清史事宜，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由郭影秋同志任主任，委员有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等七人，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内建立清史研究所，由我筹建此所，担任所长，所址定在沙井胡同。七人委员内没有吴晗同志，因为当时已是“文革”前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写成，即将出笼。学术界风声鹤唳，弥漫着恐怖气氛，空气中的火药味已经非常强烈。吴晗同志首当其冲，不时遭到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已不能把他包括在内。其实，当年是周总理把清史编纂的任务首先交给吴晗同志来筹划考虑的。
拟议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之后约一个多月，上海《文汇报》即刊出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吴晗同志遭到了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折磨，以致夺去了这位卓越而正直的历史学家的生命。北京市历史学会以及中宣部主持下成立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全都成了“黑帮”组织的“黑会”。
我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最早一批常务理事，80年代又曾担任会长。当此学会成立30年之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晗会长。没有他的努力，北京市历史学会就不会那样早成立，也不会做出那么多成绩，团结那么广泛的学者专家。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怀念文章很多，都惊异、钦佩他的工作热情和充沛精力。但他筹划考虑编纂大型清史的事，尚鲜为人知，我借这个机会写一写这段往事。
30年后，大型清史的编纂任务，虽因种种原因而尚未完成。但清史研究园地中百花竞秀，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清史研究的队伍茁壮成长，已非30年前的光景可比。吴晗同志如果没有这场奇冤大难，今年正逢81岁。我想：他会积极参与和领导清史研究工作的。在他这样博学多才、经验丰富的前辈史学家的领导下，清史研究的成绩肯定会更加出色，更加辉煌。这又不能不惋惜他遭逢不幸而早逝，实在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注释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