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尚钺同志
尚钺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和他相处30多年，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成长，一旦永诀，感到十分悲痛。
尚钺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老战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革命一生是很不平常的。青年时代，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鲁迅、李大钊的教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至1927年，鲁迅先生和尚钺过从甚密，鲁迅日记中记录了和“尚钺”“仲吾”（即尚钺）频繁的会晤、通信和稿件往还。当时，鲁迅先生已是誉满全国的文学家，而尚钺还是20余岁的青年学生。尚钺同志常常提到这段难忘的往事：“当初，鲁迅先生那样亲切地、耐心地关怀和教育青年，曾一字一句地给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得益匪浅。我要学习先生那样去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尚钺同志在学生时就积极地参加了刚刚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他是“莽原社”和“狂飙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小说集《斧背》《病》是我国早期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品，鲁迅先生在总结中国早期新小说的发展史时写道：“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按：指黄鹏基）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尚钺同志在北京大学毕业，正在北伐战争的时候，他脱下学生装，回到自己的故乡——豫南农村，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准备迎接北伐军。后来，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到了上海和武汉，经郭沫若的介绍，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尚钺同志并没有被吓倒，被慑服，他顶着狂风恶浪，勇猛前进，1927年9月，他在开封入党。在我党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后55年，始终跟着党走，历尽艰危，九死一生，但他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不渝。
尚钺同志的革命一生充满传奇性的经历。他自己说：“革命，必须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掩护和营救，我不知已死了多少次，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的幸存。”1927年底，尚钺同志在河南组织农民暴动，任工农军的党代表和当地苏维埃主席。有一次，他率领十几人的小队进行活动，被优势敌军包围，在突围时同志们大多牺牲，只生还了六个人。1931年，尚钺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当时发生了著名的东方旅社事件，党的秘密会议场所被敌人破获，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左联成员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30多人被捕，后来大部分人被杀害于龙华。尚钺同志也赶去参加会议，被扣押盘查，但他事前知道旅社中住着一个国民党官员，他准备了一封求见的假信件，敌人看了这封假信，在忙乱中未及仔细追查，以为是抓错了人，将尚钺同志释放，这样才脱离了虎口。每当尚钺同志谈到以往的历史，他总是深情地怀念着这些牺牲了的同志而不胜感慨。
尚钺同志出入于枪林弹雨，经受过战火的锻炼，又曾被捕入狱，受尽非刑拷打，几濒于死，他英勇坚强，严守党的机密，被难友们称誉为“不屈的年轻人”。1932年他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受到打击，被开除出党。他为了递送信件到苏联，不畏严寒，泅渡波涛险恶的黑龙江；又为了寻找组织，颠沛流离，跋涉宁夏，企图越过封锁，奔往陕北。他虽然长期失掉党的关系，而仍然一心向党，以党的名义，联系和组织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抗战时期，他受党的委派，在昆明团结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冒着被逮捕、被暗杀的危险，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长期在困难的环境中，为党工作，却很少向人们谈论过去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废寝忘食地从事历史研究，获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长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丧妻失子，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摧残。但他坚持着，战斗着，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在任何困苦中，他心中总是点燃着永不会熄灭的共产主义的火焰。每当我回忆起和他一起被关在牛棚里，他劝慰和勉励我的那些坚定、乐观、充满信心、卓有远见的话，在我心中就会浮现出一位战士、学者、良师的高大形象。了解他的革命经历，了解他的坚强性格，就能够懂得他为什么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着坚定、乐观的精神，他是革命行列中的一位真正的“强者”。
对待青年，尚钺同志是一位严格认真、诲人不倦的导师。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学校急需补充历史教师，他在短短几年内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当时，人手缺乏，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工作，为了讲课和指导论文，他夜以继日，不倦地劳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学生今天分布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大都成了学术骨干。他对青年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谁有缺点，他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善意和热情，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希望，他的批评充满了督促和鼓舞青年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勉励学生们勤奋学习，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他自己就是我们队伍中最勤奋、最有事业心的领路人。当我们还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须发斑白。可是每到深夜，人们早已酣然入梦，他的窗前却还是灯火明亮，甚至常常是通宵达旦，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尚钺同志对中国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研究，但他转而从事历史研究，已近中年，所以他常谦逊地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为了进行革命，他一生从事各种职业，记者、作家、厨师、报务员、商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等，党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他以后教历史、研究历史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是以教历史作为职业，在大学中站住脚，便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二是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因此尚钺同志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自己熟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很深的理论造诣。我记得第一次和他长谈，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列宁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对其中光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会甚多。青年人向他请教怎样学历史，他常开出一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指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培养研究生，第一年不上业务课，只上马列主义理论课。他说，高水平的历史学家，主要并不在于多掌握八条、十条史料，而在于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解决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家刚开始学马列主义理论，对理论的指导作用还体会不深，尚钺同志就非常强调理论学习，并引导刚开始学习历史的青年去钻研理论。
尚钺同志很重视理论，却不是死抱住革命导师的片言只字，将其当作万能的灵丹。他最不囿于成说，最重视创新，在史学研究中能从大处着眼，通贯全局，大胆地突破框框，勇于探索，创立新说。他在1949年以后屡次受到“批判”，主要就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别树一帜，提出了新见解，被指摘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尚钺同志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见解，构成他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的看法。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是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尚钺同志根据自己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多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古代社会，不同意西周封建说，也不同意战国封建说，而提出魏晋封建说，成为与前两说鼎足而立的第三个学派。尚钺同志认为：从西周到春秋初，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基本的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他用较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周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怎样发展到春秋时以地区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并指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庶民”“庶人”“国人”——主要是公社的成员，是自由民，他们和皂、隶、舆、台、仆等奴隶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认为：从战国到两汉才是奴隶制发展和走向没落的时期，并从生产力、社会分工、阶级矛盾、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的转变做了详尽的论证。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也有别的学者早已提出过，但尚钺同志是较早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做出详细研究的人。他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部巨著所阐明的经济规律去考察中国历史，指出至迟在明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这一经济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搜集了大量史料来论证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产品的商品化，某些地区自然经济结构分解的趋势，以及当时阶级斗争、思想意识所带有的新的特色，等等。
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课题，30多年来，研究者踵接，成果极为丰富，但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尚钺同志是这些研究领域早期的开辟者之一，今天的研究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当然是大大地前进了，尚钺同志当年仅仅是探索的开始，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些，像这类重大的学术课题将会世代相继地研究下去，不断地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见解，人们的认识也将不断地发展、加深，而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我们不能够要求研究者一下子就做得尽善尽美，无懈可击。重要的是尚钺同志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立的新见解，做了详细、系统的阐述，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依据。无论如何，先驱者筚路蓝缕的拓荒的功绩，是不能泯没的。
尚钺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勤奋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继承。他虽享80高龄，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批判”，失去了进行研究的条件，他的才能和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许多想做的工作没能完成，这是令人痛惜的。像尚钺同志这样的老革命家、老学者，因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学术问题而受到长期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科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不能强求一律。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培养起在相互尊重之中进行平等讨论的风气。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是政治上的不同政见，个别理论观点的失误也不能无限地上纲上线。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只有这样做，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才能够繁荣昌盛起来。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