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界记往
  • 戴逸
  • 1784字
  • 2020-08-29 20:18:19

借来斋记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10月23日。

最近,我有了一间新的书房,面积12平方米,虽不甚大,而粉刷一新,窗明几净,缥缃满架。我名之为“借来斋”。因为,这是领导见我旧居狭小,过于拥挤,暂时借给我的。

我这书房所在的铁狮子胡同大院,现为张自忠路3号,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区处。在清朝是历辈王公的府邸,住过许多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如今风流云散,难于全部考知其封爵名号了。清末改为陆军部,王府建筑被彻底改造,矗立起十几座哥特式的西洋建筑群,富丽巍峨,是当时京城里时髦的杰构。不过大门还保留着传统样式,水磨砖墙、红漆大门,两旁蹲着大石狮子,轩敞堂皇,还保留着旧日王府的余威。进入民国时期,成为段祺瑞的执政府,今天,大门外尚树立着纪念三一八惨案的纪念碑,段祺瑞政府在这里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屠杀了刘和珍等烈士。

我的书房位于主体建筑的前部,紧挨着大办公室,又靠近大门口。我猜想:这间小房可能是清朝陆军衙门和段祺瑞执政府的文件收发室,故至今墙上保留着一个小窗口,当年有多少机密文件曾在这窗口递进递出!

我渴望一间书房久矣!古人云:“贫无立锥之地”,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无立书之地”却是我多年来的苦恼,大概也是时下知识分子普遍的窘态。知识分子与书籍相依为命,虽然清贫度日,没有多少富余钱,但一进书店,总是手痒难禁,要买上几本书。日积月累,自己买的,朋友送的,临时借的,积存亦颇可观,虽无珍椠善本,而册数何啻累千上万!现在宿舍奇缺,分配房子按人口多少而不论书籍数目,因此安顿这么多的书籍,甚费周章。我本来有一间很宽敞的书房,面积有20多平方米,还是1958年分配给我使用的,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是个青年教员,人口少,书籍亦不甚多,偌大房间,颇有回旋余地,进房甚至有空空荡荡的感觉,朋友们都艳羡我拥有这样大的书房。这十多年,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可幸运之神始终没有光临寒舍,35年一贯制,我一直在这套老屋里蹲着。人口比以前增加,书籍更恶性膨胀,越积越多。环壁十几个书柜书架都是“超龄服役”,“超负荷运载”,书籍层层堆放,装得满满当当,巨大而坚实的书架竟被压得腰扭肩斜,幸亏书架相挨并排,相互支撑着,不至于倒下。地上也堆满了书籍,开始是在旁边,堆码得尚为整齐,以后堆放日多,扩展到房间中央,错杂凌乱,无心经常整理,日积月累,竟然成了一座座书山书城,桌下床边,无不是典籍遍处,书卷纵横。担心的是两个小孙儿经常在这里游戏打仗,把书籍变成了堑壕,于是玩具手枪、变形金刚、塑料恐龙以及小兔、小熊、小车、布娃娃之类,出没于书山书城之间。儿童们一场战斗之后,书籍与玩具东倒西躺,真有点像战场上的一片狼藉。

我旧日的书房早已成了多功能厅,兼作饭厅、卧室、会客室、游娱室、电视室。书籍堆得太高,竟挡住了挤放在墙角里的电视机,还要费点事,把太高的书籍移开,才能纵目观赏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前些年有人说:读书太多必愚蠢,这是不对的;但藏书太多成累赘,却是千真万确的。

家里人催促我把书籍处理掉一部分。其实,我的书早经多次“处理”。最彻底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文艺小说类早已荡然无存,多年心血荟萃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卡片也损失了很大部分,至今心怀耿耿。去“五七”干校,横下一条心,不再读书“吃闲饭”,一次“处理”书籍报刊达两吨之多,每公斤值两分钱,当年所得为40多元。古人云:书籍有水、火、兵、虫等灾,十年动乱之灾,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由于居室拥挤,还不得不时常处理书籍,当作废纸卖掉。不过,现在不是成批地囫囵甩卖,而要坐下来挑拣一番。说实在,许多书和我的专业并不相关,闲置在一边,很可能这辈子不会去翻读它,但是为了“处理”书籍,自然不去找那些经常使用的专业书籍,而着重去挑拣那些可有可无的“闲书”。我的眼光盯向了素被冷落的书群,翻翻其目录序跋,浏览其内容片段,估量其水平价值。这样,默坐在书堆里,竟被那些“待处理品”所吸引,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觉得开卷有益,弃之可惜,下不了“处理”的决心,如同啃嚼鸡肋,只有寥寥几本书,可在割爱之列。借着这个机会,倒也浏览了几本专业以外的书籍,增长了一点见识。一生与书籍为伴,也一生为书籍所累。如今总算有了一间专用的书房,尽管是借来的。“知足者常乐”,在这教师宿舍十分紧缺的年头,能有暂借一间书房的殊遇,也算十分难得的了。欣悦之余,做此“借来斋记”。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10月23日。